哈佛招生歧視案背後,族裔與公正意味著什麼?

京港台:2018-12-11 06:10|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 評論( 15 )  | 我來說幾句

哈佛招生歧視案背後,族裔與公正意味著什麼?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哈佛大學校園(圖片來自哈佛大學官網)

  哈佛申請季剛剛落幕,不久前告一段落的哈佛針對亞裔學生的招生歧視案愈加受關注。訴訟由學生公平錄取促進會(SFFA)在2014年提起,控告哈佛大學錄取本科生時歧視亞裔美國人,導致本應被錄取的學生無緣哈佛。今年10月,訴訟正式開庭,舉證辯論長達15天,直至11月初。波士頓聯邦法院最早將於明年春季給出判決。

  1961年,時任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簽署11246號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各部門及與政府有商業關係的僱主,實施「平權法案」,即採用矯正歧視的積極措施,在錄用人才時考慮申請人的種族,以糾正歷史不公。哈佛支持「平權法案」,也從不避諱自己在錄取過程中將種族因素納入考量的事實。

  案件本身雖不直接涉及「平權法案」,原告方卻已在開庭前多次強調,唯有將種族考量從錄取中完全剝離,才能維護錄取公平。庭審現場外,一些有中國面孔的人們聚集在波士頓的科普利廣場,手舉寫有「我的種族不該對我的大學申請不利」的紙板,為原告方打氣。

  

  10 月14 日,美國波士頓,反對哈佛大學錄取政策的示威者舉行抗議活動(圖 | 視覺中國)

  而在查爾斯河的另一岸,200餘聚集在哈佛廣場的哈佛學生則支持被告。他們認為此次訴訟是對「平權法案」的攻擊。他們支持哈佛在錄取過程中考慮種族,並支持哈佛錄取更多元的學生群體。他們相信種族公正不只關乎亞裔,並批評反對「平權法案」的人是一時頭昏,被白人至上主義者所利用。

  面對這種庭審雙方觀點的微妙差異,我和三個亞裔美國人對話——申請哈佛失敗的人、成功的人、面試官——想知道對他們來說,族裔與公正意味著什麼。失利者:性格分被壓低?▲▲▲

  坐在科普利廣場中央、戴牛仔帽和墨鏡的吳曉樊,有一個讓他自豪的兒子。

  移民美國20年後,他仍是一個通信設備技術人員,而妻子則開了家小中餐館。算不上殷實,卻也能滿足普通人對美國中產家庭的想象,在奧蘭多買了帶花園的房子。武漢大學畢業的他,認為今天能逃離唐人街,就是因為自己受過的教育和擁有的技術。他希望能把孩子送到世界最好的學校。「哈佛聽起來像是個不錯的選擇。」他笑道。

  

  哈佛大學校園(圖片來自哈佛大學官網)

  全科一等、SAT幾乎滿分、學校游泳隊隊長、科學奧林匹克社團主席、高中辯論隊主席、在當地醫院做志願者、獲得過美國優秀學生獎學金……他細數了一系列他認為哈佛青睞的特徵,每多數出一項,都像是在說,哈佛又少了一個不錄取我兒子的理由。但哈佛還是拒絕了他的兒子。除了哈佛,吳曉樊的兒子休伯特·吳還被其他三所常春藤大學拒絕錄取,最終去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最初,休伯特很疑惑,但說不上憤怒。他覺得伯克利挺好,但還是在父親的勸告下,向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投訴了哈佛和其他兩所常春藤大學,稱自己不被錄取是因為遭到了種族歧視。「我們班上有一個成績和課外活動不如我的同學去了康奈爾大學。」休伯特說。但他很謹慎地評論哈佛這個案子。「錄取過程中究竟有沒有歧視亞裔的現象很難說。雙方都呈現了很多數據,證據庫非常繁雜,用不同的分析方式分析錄取數據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結果。」

  休伯特說他現在對這件事沒有太強烈的情緒,卻很開心現在自己在伯克利,一個三分之一學生都是亞裔的校園。在原來那個私立高中,他覺得自己總是在刻意地融入白人學生的世界。他想擺脫那些在親戚身上觀察到的、和中國有關的一切態度、習慣和信仰。

  他記得高中時,每次和父母走在街上,聽到父母用帶口音的英語和售貨員講話時,他就感到尷尬。休伯特的高中朋友常說,他們從來沒有把他當作中國人,而是把他當作美國人。「我知道他們是出於讚賞的態度在說這些話,而我那時也出於對自己種族的不安全感和自我厭惡,欣然接受。」休伯特說,「這讓我感覺不那麼孤獨。」

  吳曉樊認為,此次訴訟案里,爭議最大,也最能顯示亞裔被區別對待的數據,是亞裔較低的「個性分」。哈佛大學在錄取時會考慮超過200個關於申請人的因素,除了成績,還包括「父母是否是哈佛校友」「父母是否雙亡」「就讀的高中有多少學生在貧困線以下」這樣的信息。但總的來說,申請人有掌控力的部分,無非是學術、課外活動和性格。亞裔在學術和課外活動上得分很高,卻在性格上得分墊底。

   

  圖 | 視覺中國

  「哈佛為了招收更多的黑人和拉美人,當然,還有白人,故意壓低亞裔的性格分。」吳曉樊推測。他認為,哈佛取消「平權法案」,才能做到唯才錄取,而他本應去哈佛的孩子則成了哈佛種族政治的犧牲品。我問他,即使知道哈佛在做這樣不公義的事,他也願意把孩子送去一個不公義的機構接受教育嗎?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道:「當然,畢竟是哈佛。(去哈佛)會對他以後的人生非常有益。」

  很難說申請哈佛失利的是休伯特,還是休伯特的爸爸。成功者:打破刻板印象▲▲▲

  在洛杉磯出生的喬少華,哈佛畢業后成了一名高中老師。開庭的前一天,他站在了與吳曉樊不同的廣場上。

   

  圖 | 視覺中國

  「在美國,歧視不是說別人在大街上罵髒字兒,而是一系列針對少數族裔的態度。」喬少華說這種態度即使在哈佛大學依然處處存在,比如許多藝術活動團,幾乎只有白人能申請加入,因為這些藝術團里多數是白人,而他們又負責決定誰能加入——這種態度不一定來源於白人的歧視,卻至少顯示出他們對亞裔和其他文化的不理解。

  學校的醫療系統存在同樣的不理解。對於心理疾病,患者需要和心理醫生交流多次,然而許多少數族裔學生都會在第一次后悻悻而歸,再不光顧。「他們發現心理醫生根本不聽自己在說什麼。心理醫生看到亞裔,就不停地問是不是家長給了他們太大的壓力;看到非裔學生,就問他們是不是覺得學業太難。」喬少華說。在美國,亞裔常被刻板地認為努力卻無趣,聰明但無領導力,他們的父母則是「虎媽狼爸」。

  哈佛的錄取程序中,「校友面試」(Alumni Interview)是重要的一部分,面試官是哈佛畢業生,將通過推薦信描述申請者的學術、課外活動和性格,並分別打分。推薦信將成為招生官了解學生的重要依據之一。由於訴訟案的開庭,許多不為人所知的材料開始進入公眾視野,包括一份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於上世紀90年代針對哈佛招生系統給出的調查報告。報告總結道,雖然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哈佛在錄取過程中區別對待亞裔,但面試官的一些評論包含刻板印象,需要注意。

   

  哈佛大學招生主管威廉·菲茨西蒙斯(圖 | 視覺中國)

  比如「他很安靜,而且,如我所料,想當個醫生」,以及「他很努力,但並不像是個能成為傑出學者的人」。招生主管威廉·菲茨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在法庭上作證說這些評論並不具代表性,並且「招生團隊對推薦信里的此類描述極為反感」。

  喬少華高中時也聽過哈佛在錄取時歧視亞裔的傳聞。但他不相信,因為他查找資料后認為,自「平權法案」頒布以來,亞裔受益良多,如果錄取考慮種族,那也是往積極的方向。「當時我參加了好幾個面試,只有一個是亞裔面試官,然後他在的那個學校把我拒絕了。」喬少華笑著說。

  在他看來,哈佛錄取時,對非裔和拉丁裔族群的照顧是必要的,也不會嚴重傷害亞裔:「我們假設每年有4萬人申請,錄取2000人(錄取率5%)。假設哈佛真的對非裔和拉丁裔有配額,比如600人,其中只有一半的人足夠優秀,另一半是送的。一個亞裔學生的錄取率只會因為這個配額從5%降到4.25%,而且,這裡我們假設了亞裔沒有受『平權法案』的照顧。」

  喬少華相信,真正的歧視不在哈佛和申請者之間,而是在個人與個人之間,比如之前提到的那些來自面試官的評論,或者白人心理醫生對其他族裔的不理解。他認為,歧視當然存在,但這種歧視是無法通過取消「平權法案」而改變的,甚至需要「平權法案」。

  在美國,族裔間的鴻溝非常大:和另一個民族的人說話,就像在和另一個世界的人說話。喬少華相信,改變這種歧視,需要刻意的交流訓練和文化訓練;同時,要用數據和實證研究讓人們了解美國的真實狀況。

  他並不知道,很少有人有空閑或者意向去了解另一個族群的生活和苦難。他也不知道,很少有人願意閱讀晦澀的研究,調查繁複的數據,辨別真假難分的新聞。而願意花時間做這些事的人,常常不是種族主義者。評判者:抽象化的面試▲▲▲

  校友面試官柯時認為哈佛區別對待亞裔很重要的一個證據是:無論是學校老師給的推薦信,還是校友面試出具的推薦信里,亞裔的平均性格分與其他族裔沒有區別,但最後負責做決定的招生官卻給了亞裔最低的分數。哈佛在法庭中針對該質疑的回應是:最後的決定由40人構成的招生團通過幾周的討論和複查得出,任何量化的分數都不起決定作用。

  無論一個選拔機制如何儘力,也無法真正做到全面地了解和考察申請人。大學申請的過程,就是把具體生動的個人不斷抽象化的過程,唯有那些在抽象化后依然耀眼的個性和才華,才能留下。哈佛也不例外,招生官最終能看到的,無非是一系列的二手報告。

  面試時間有限,推薦信的篇幅也有限。柯時會在面試時盡量去談申請人感興趣的事,讓他們能夠把自己的才華展現出來。很多時候,他只能重複地用「有幽默感」「很自律」來描述一個申請者。他時常被孩子們的經歷和答案所打動,卻只能概括性地寫下一句話:他/她曾經面臨過某某困難,並用某某方式解決。

  

  圖 | 攝圖網

  「最後我知道我每次都會寫這句話,但這句話其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幾乎所有被面試的人都克服過某個困難,這種評價無法體現他們經歷的獨特之處。」柯時說。他最後用「殘酷」來形容這個抽象化的過程。「我不相信招生官能從這幾個詞里看出一個人的性格特點。」

  但也有讓他印象深刻,不知道該如何概念化的人。那是一個家境殷實的女孩子,她在芝加哥最好的學生樂團做小提琴手。柯時問她喜不喜歡小提琴,她想了一下,沒有回答,卻跟柯時講起了管弦樂團里的政治:負責樂團面試的事實上是各樂手的私人家教,因此哪個學生能當上第一小提琴手、第二小提琴手全看自己的家教在樂團里的權力。他們又談到游泳,她又和柯時講游泳隊里的政治鬥爭。柯時一時失語,不知道怎麼概括,直接把她說過的話寫進了推薦信里。

  

  圖 | 攝圖網

  柯時對非裔和拉丁裔孩子記憶更深。非裔和拉丁裔學生的學校常常位於最貧窮、最混亂的社區。這些學校為了管理學生,會非常嚴格,甚至採取「關小黑屋」這樣的極端措施。柯時發現,這些孩子的身上常常透露著一種堅韌。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墨西哥裔姑娘。她不斷地跟柯時說自己的學校如何嚴格,柯時不勝其煩,問她:你的人生追求是什麼?她回答說:「讓父母安心。」

  柯時相信,這些少數群體是應該得到「照顧」的,他們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讓他們和其他人的競爭不公平。事實上,與其說是照顧,毋寧說是哈佛希望找到那些「被社會環境限制,尚未發揮潛力的人」。面試時,家庭困難會被專門報告。同時,面試官被告知不要太重視一個申請人的思辨能力,因為思辨能力的好壞和是否經過訓練的關係非常大,而哈佛重視的更多是申請者的天賦。

  柯時通過這些面試,強烈地意識到出身對人的巨大影響,也因此認為「平權法案」是一個死板且容易造成衝突的社會工程。當學校按照既定配額錄取,包括亞裔在內的各族裔都會種族意識高漲,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族裔和自己能從學校取得的資源配額掛鉤。這相當於把整個社會分成多個對立的小群體,引發群體衝突。「要實現社會平等,不能等到18歲,而是越早越好。美國的教育資源極度不公平,甚至超過中國。我們應該努力讓這些孩子在早期就獲得更平等的資源。」柯時說。

  (本文原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49期,文章有刪改,文中吳曉樊、休伯特·吳、柯時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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