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逆轉中美關係 中國學者警示局面更甚1989年

京港台:2018-7-20 06:29| 來源:多維 | 評論( 13 )  | 我來說幾句

貿易戰逆轉中美關係 中國學者警示局面更甚1989年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達巍認為中美當前的矛盾深刻程度超過了1989年(圖源:Reuters)

  自中美建交以來,中美關係似乎從沒像現在這樣風雨飄搖,劍拔弩張。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印太戰略概念的出現到《台灣旅行法》的宣布,再到中國南海的軍艦對峙以及近三個月來逐輪升級的貿易戰,都將中美矛盾推升至愈加尖銳化的境地。中美矛盾的深層次原因究竟為何?

  中國美國問題學者、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助理達巍日前在出席第十一屆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年會「世界政治的分化與重組」時,提出美國國內的三大政治勢力會因為中美之間不可調和的三大差異而發生必然衝突,目前來看美國尚未形成對華統一的戰略遏制計劃。

  中美關係徹底涼了?

  自特朗普2017年冬成功訪華不久,中美關係即發生反覆,尤其是近數月的中美貿易戰間雜中興事件更令兩國多番接觸都無功而返。近期外界對中美目前的狀態頗多討論,在達巍看來,回答這一問題至少需要就六個問題做出判斷:

  第一,中美矛盾是否處於歷史最深刻時期?達巍表示現在中美矛盾是過去40年來,或者1972年以來最深刻的,甚至超過1989年。當然,當前中美矛盾的劇烈程度可能不及1989年,但深刻程度超過了1989年,原因在於中美兩國的基本格局以及基本的默契完全被顛覆掉。

  第二,中美關係惡化的根本性原因是結構性原因還是國內政治原因?結構性原因即中國地位上升,美國相對下降。達巍認為這兩種因素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在結構性原因之外,兩國國內政治的發展起到了加速矛盾,確定矛盾方向及深化矛盾的作用。

  第三,當前中美矛盾誰是主要的變數或者說誰的變數造成了中美矛盾?也即是中美關係惡化的「責任」或者說「主要責任」方是誰?達巍強調,這並不是在指責中國或者美國。從短期來看,2017年美國是主要的變數,但是從更長的周期來看,過去10年中國反而是主要的變數。中國結構性的變化及國內政治的變化引起了中美關係的變化。

  第四,如果中國重新秉持韜光養晦政策或者對美國進行妥協及收買,是否可以解決當前的中美矛盾?首先,即便美國國內政治以及中期選舉可能會對美國的選項有影響,但美國方面表現出不願接受中國妥協的趨勢。

  所以,中國短期內想通過政策及姿態的調整達到妥協的目標不太可能實現。長期來看,兩個矛盾決定了中國調整的不易,其一,內政和外交無法割裂,其二,對美外交和整體外交的邏輯很難相悖,目前中國的對美邏輯相對特殊,與整體外交及內政的邏輯略有不同,長期來看是相統一的,所以中國很難做出妥協或收買的舉動。

  第五,目前美國是否已經制定一個不讓中國發展、削弱中國發展、遏制中國發展的戰略?還是說中美在不同的道路上發生了碰撞?達巍認為目前美國尚未制定這樣的戰略,美國國內無疑出現了對華強硬的確定趨勢,在對華策略調整上達成一致,但是美國方面還沒制定出整體的遏華戰略,目前尚屬碰撞狀態。

  美國政壇三大勢力的碰撞

  這名曾經擔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所長的專家解釋了這種「碰撞」。他認為,目前,美國對華戰略里大致有三種力量:第一,以特朗普(Donald Trump)為代表的民粹主義力量;第二,以納瓦羅(Peter Navarro)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力量,民粹主義主要是討好選民,民族主義則主要是從兩國零和競爭的角度來考量中美矛盾;第三種則更為普遍,美國政府內部主要以姆努欽(Steven Mnuchin)為表,但整個建制派主要是從具體的商業利益來考慮矛盾。

  達巍認為民粹與民族主義遲早會做出調整,但是更應注意長期的變化,即同體異質,中美矛盾深刻,很難緩解,且經過40年的發展,中美高度融合,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而另一方面,中美國內製度的差異愈發明顯。

  這名學者暗示了中美之間存在的三大深刻差異可能在未來決定中美關係走向時發揮重要作用。

  其一,中美政治制度不同,中國對美國存在焦慮。近三四年以來一個重要的事情便是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2016年4月份通過),這部法律以及相關的國家安全立法體現了美國作為政治意志國家對中國的安全威脅,而中國在作出類似防範時引起了美國方面的激烈反應,引發了雙方的衝突。

  其二,從近期的中美貿易戰來看,中美經貿方面的矛盾是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拋開表象問題,最大的根源便是中美經濟制度的迥異。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共黨和國家機器在經濟運行中發揮著比較重要的作用,美國方面認為無法和中國的全民經濟體制競爭,便引發了排異性。美國擔心中國的企業從國家戰略、產業政策、貸款、補貼、採購等各方面,都有政府的支持並且服務於政府的戰略,達巍認為美國這方面的疑慮甚至超越關稅及貿易戰本身。

  其三,中美兩國國民對政治理解的不同,這在兩國教育文化交流方面表現尤為突出。

  所以,在其判斷來看,中美兩國互相嫌棄卻又不得不在一起,就造成了排異性,比如減少簽證、增加關稅,這便是中美矛盾的深層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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