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國難中的侵華日軍

庚子國難中的侵華日軍

  庚子國難中，最大的入侵國是我們的東鄰日本，這也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后第二次入侵中國。這次入侵中，日軍將淪陷區當做一座巨大的走秀台，向西方世界展示它的「文明形象」。因為早在6年前的甲午戰爭時期，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對華宣戰詔書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於平和之治」這樣的「導語」。

  在軍事上，八國聯軍中日本是出兵最多的，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各次戰役中，日軍幾乎都擔當了攻堅先鋒，傷亡佔到聯軍總傷亡數的40%左右。日軍作戰兇悍，給其他國家的軍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國外交官小田貝（Charles Denby， Jr， 1861-1938）給《哈潑斯周刊》撰文，認為「那些在聯軍中與日軍曾經並肩作戰的他國軍隊，今後如果不得不與日軍為敵，一定會猶豫再三的」。

  另一方面，也是在日軍走秀的刺激下，清政府開始全面改革。當然從此以後，「文明」面具的後面，在「親善」、「共榮」的口號下，日本對中國毫不留情的一次又一次野蠻地舉起帶血的武士刀。

  日本太陽旗走秀

  1900年, 北京淪陷后，八國聯軍將北京城分區佔領。北京人很快就發現身材矮小、能寫漢字的東洋鬼子倒不顯得那麼窮凶極惡，日軍所佔領的東北區（朝陽門以北、德勝門以東）隨即成為刺刀下討生活的北京人的避難之地。美國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 Oike Conger)在其寫給美國親友的信中提到：「中國商人帶著貨物回到北京時，先是悄悄溜進日本人的轄區，因為他們最信任日本人。後來，這些街道變得擁擠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們必須到城裡別的地方去，他們立刻就湧進了美國人的轄區，擠滿了街道，並留了下來。」

　　日軍有意將這座淪陷的城市作為走秀的舞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嶄新」形象。在八國聯軍確定了各自的佔領區后，僅僅3天時間，不僅日佔區，而且整個北京城似乎到處都是日本的太陽旗。這是日軍主力第五師團從廣島出發時就帶上的「必要裝備」，他們精心準備了數萬面小型日本國旗，在那顆紅太陽邊上的留白處，用漢字醒目地寫著「大日本帝國順民」。隨著鐵騎入城，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發給對日友好的北京市民們，無論是朱門府邸、四合院還是貧民窟，都掛上了這一「門神」，西方人吃驚地發現：大清國首都的似乎被日本一家獨佔了。日本之行事縝密令西方人望塵莫及。

　　美國著名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著有漢學名著《中國人的性格》，後來推動了庚子退款及清華大學、協和醫院的建立）記載道，北京市民為了避免迫害，出行時手上都會拿著列強們的國旗，而以日本旗為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他旗子多是北京人自製的「山寨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塗料就掉色。英語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衚衕的牆壁上刷上了標語：「Pray officer excuse. Here good people」（求求官爺開恩，這裡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經作為義和團壇口的寺廟門上，也貼上了「God Christianity men」（上帝基督的子民），「Belong Japan」（屬於日本）。

　　面對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調整，曾經滿大街的義和團們早就沒了蹤跡，人們都將自己打扮成了「拳匪」的受害者，「使自己適應新的環境，如同水被倒進容器里那麼自然」（明恩溥語）。

　　日軍的「文明」招牌

　　一個名叫川島浪速的35歲日軍翻譯，應日本派遣軍司令福島安正的再三請求，在日佔區開始指導警務工作。日軍設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長、事務官和憲兵均由日本警官擔任，巡捕則雇傭中國人，成為北京的新警察，在最為動亂的數月間在轄區內迅速恢復了秩序，日佔區因此成為北京最早恢復市面繁華的區域。

　　川島浪速還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國人參與「警務速成訓練課程」，隨後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復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實行可持續發展的眼光，給負責留守的大清國中央領導慶親王奕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局勢穩定后，肅親王善耆，應日本公使的要求，從清軍中精選了240名士兵，組成了「巡捕隊」，臂纏白箍，上蓋「安民公所」大印，腰間掛著佩刀或馬棒，執行巡邏，開創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肅親王因此與川島浪速成為哥兒們，甚至其女還拜川島為義父，這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川島芳子」。

  日軍也參與搶掠

  日軍在佔領區內顯示出嚴明的軍紀，這幾乎得到了西方記者、外交官及軍官們的一致認同。美國隨軍記者、《紐約時報》的奧斯卡（Oscar King Davis，當時派駐菲律賓，隨美軍第14團從馬尼拉前往北京）為著名的《哈潑斯周刊》（Harper』s Weekly）詳細報道了各國軍隊在京津地區的搶掠情況。他觀察到，俄、法軍軍紀極壞，到處燒殺搶掠，而日軍與美軍相對恪守紀律，其中，日軍的紀律更為嚴明。他引用一個西方軍官的話說：「作為基督教國家的一名軍官，我很羞愧，今天我見到一名被我們長期地稱為異教徒的日本軍官，他說搶掠是不對的，並且絕不允許。我無話可說，因為我的人都在搶掠，而他的人沒有。我無法阻止搶掠，而他卻能。」

　　當然，日軍絕非不沾葷腥的貓，只是與其他軍隊的渙散相比較，日軍更為克制、更有約束，甚至在搶掠方面也更有組織紀律性。

　　當聯軍大多數官兵到處為自己尋找發財機會時，日軍卻在嚴密的組織下，加上「大日本帝國順民」的指引，直插大清國的財政部（戶部），一舉掠走庫存白銀近300萬兩。同時，他們從各衙門搶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開，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最為期待的寶庫之一。

　　除了集團性的搶掠外，日軍個人也參與搶掠，但與其他國家軍人相比，他們更為隱蔽。《中國與聯軍》一書作者、英國畫家、作家亨利（Henry Savage Landor）在現場觀察到：「日本軍隊在搶劫時與西方列強毫不相同，顯得十分有文化、有內涵」，他們在中國人的房子里搜尋古瓷器，還聚在一起認真欣賞，如果不帶走，便輕輕放回原處，「而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或俄國人，更不用提德國人，他們除了碰到堅固的銅塊、石塊之外，沒有不打碎、弄彎、弄髒以及損壞的……日本人也搶掠，但他們搶掠的方式是沉默、安靜的，他們不把東西亂扔，不摔碎，也沒有任何不適當的藝術破壞。他們任意拿取他們所喜愛的東西，但是做得是這樣精細，以致似乎完全不像搶掠。」

　　日本另有鬼胎

　　義和團拳亂和八國聯軍的入侵，本來都是日本所不願意看到的。

　　日本才取得了甲午戰爭的完勝，獲得了朝鮮與中國台灣，需要時間對這些巨大的戰利品進行消化、而在以俄國為首的俄、法、德三國聯合干涉下，日本卻被迫退還了中國割讓的遼東半島，俄國隨後就從中國手中半是巧取、半是豪奪地「租借」了旅順、大連這一重要的戰略要地。在俄國的咄咄進逼下，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其實只限在朝鮮南部。

　　在北面的朝鮮和南面的中國台灣之間，日本將對華關係的重點確定在南部，希望能將中國福建納入其勢力範圍，並進而擴展到浙江、江西，以便能與台灣呼應，獲得巨大的戰略空間。日本雖然在中國台灣開始了大規模的殖民建設，但抗日運動依然活躍，並且以中國福建為基地，令日本殖民當局頭疼不已。

　　按照當時日本首相山縣有朋的說法（他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命線」和「利益線」），中國東南的這個區域，平時可以作為中日貿易區和日本的加工區，戰時則可以輕易扼住中國台灣海峽這一「東亞的咽喉」，應對任何敵人的挑戰。1898年，日本從中國獲得了保證，不會讓任何列強染指福建，但當日本在1900年初正式提出要求在福建修築鐵路時，遭到了大清政府的堅決拒絕。

　　隨後，義和團拳亂迅速轉化為暴力排外事件，日本駐北京使館的書記員杉山彬被清軍殺死。駐紮在天津的日本海軍指揮官向東京緊急報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對此採取了冷處理。在內部，他們必須對南北戰略進行權衡，而在外部，他們必須先徵詢列強的意見，以免無謂樹敵。實際上，他們此時的重點依然是南方，軍部甚至電令台灣總督，立即做好軍事動員，準備隨時武力進佔廈門。

　　此時，華北局勢日益糜爛，列強們紛紛增派軍隊，日本的宿敵俄國更是一馬當先，在東北地區大舉增兵，矛頭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裡，急在心中，而與日本同樣心急的，還有俄國的第一敵人、當時世界老大英國。英國的軍力被南非的布爾戰爭所牽制，不得不從澳洲、新加坡、中國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調兵（參閱本報2月8日《北京城裡的澳洲軍旗》），因此他們寄希望於日本，一是解決北京問題，二是牽制俄國北極熊。

　　而在南方，日本則大打出手，出兵佔領了中國廈門。但南北兩線作戰，遭到了以伊藤博文為代表的持重派的堅決反對，當俄國從北京首先撤軍並收縮到東北，對日本在朝鮮的勢力構成巨大威脅時，尤其是列強也紛紛派出艦隊前往中國福建時，日本政府才下令從廈門緊急撤軍，將廈門無條件交還中國，這就是所謂的「廈門事件」。自此，日本在東亞的戰略重點轉向北方，四年後爆發了慘烈的、被國際史學界稱為「第零次世界大戰」的日俄戰爭。

　　日本撕下面具

　　功夫不負有心人，日本人在八國聯軍這根鋼絲上的精彩表演，收穫巨大。經此一戰，日本與大清政府的關係非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還得到了加強。日本人在北京佔領期間顯露出的行政管理能力，給大清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被中國朝野當做了效仿的榜樣。

  在隨後爆發的日俄戰爭中，作為戰場所在地的大清國雖然宣布中立，但實際上朝野上下都是一邊倒地支持日軍，令日本在此獲得了顯著的「主場」優勢。這場中日親善的喜劇，在日俄戰爭后，因為日本完全繼承了此前俄國所攫取的在華特權，戛然而止。大清朝野最後發現：最該當心的還是這位「侏儒」兄弟，在「威武之師」和「文明之師」的背後，是絲毫不亞於北極熊的貪婪和冷酷，並在三十年後徹底暴露出了野蠻之師、虎狼之師的真面目……

參考文章:

http://www.duwenxue.com/html/594/5943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