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鄧小平醜陋的兩面派文化

走資派鄧小平醜陋的兩面派文化

《兩面派文化》是屬於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醜陋的那部分。走資派鄧小平醜陋的兩面派文化是貫穿他的一生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主要特點是跟著利益走，會見風使舵，這種機會主義的投機可以說貫穿著他的一生。縱觀鄧小平建國以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他都是站在最前列的組織領導者。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劉少奇和鄧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領導者和組織者。直到1966年8月，兩個人配合默契，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第一個高潮。毛澤東回到北京以後，批評了劉鄧主導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彭羅陸楊」，鎮壓群眾運動，混淆是非界限把批判矛頭對準己定性的"地富反壞右"。

「高饒事件」，鄧小平既是告密者又是批判高崗的積極者，因此取代了鐃涑石組織部長的職務，升任政治局委員、常委。他是後來的中央反右組長，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大躍進的中央一線領導者。在批判彭德懷、習仲勛、四清運動、批「彭羅陸楊」事件，以及支持劉少奇主導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面衝鋒陷陣。作為與劉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線領導，對出現問題承擔責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檢查，這是他的拿手戲。

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做了多少次檢討目前搞不清楚，從公開資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檢查比較深刻。不僅列舉了派工作組的錯誤和產生的問題，高調錶態擁護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認「我是一個沒有改造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雖然鄧小平檢討深刻，對他的批判之聲並沒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兒鄧榕也開始揭發，說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黑批示給劉志堅專整學生家長」、「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

鄧小平《我的自述》：「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除此之外,  鄧小平有親筆寫過一篇理論文章嗎? 還是「白貓、黑貓」啊，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毛澤東領導下的鄧小平還能"為人民服務"一點,  鄧小平篡權自己當權后就為人民幣服務、"為少數人先富服務"了。說是少數人其實言下之意就是鄧小平子女先富太露骨,  所以讓少數人先富就說得順了, 實踐證明這少數先富的資本家們不都很感謝鄧小平嗎。要說鄧小平的少數人先富是讓馬雲先富鬼都不信,  所以先富者們感謝鄧小平也只是一頭賤。縱觀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內參與的歷次運動或事件中都是跟著利己走的，會見風使舵投其所好，不敢承擔責任，缺乏責任擔當，專門看著有能勝出的領導眼色行事，熱衷於阿諛奉承、溜須拍馬，專營投機鑽營之術，這種「牆頭草」式機會主義的投機可以說貫穿著他的大半生。但在後小半生篡權上位大權在握時又是「一言堂」，「一霸手」，在用權上失去原則的束縛，就會像脫韁的野馬、失控的洪水，就會禍國殃民。

毛澤東在位時一直言聽行從,  自長徵到文革。但毛澤東逝世后立馬翻臉。鄧小平在對華國鋒、劉伯承、劉少奇、高崗等許多人都是如此。就是對死忠鄧小平的趙紫陽、胡躍邦也是如此,  不合鄧小平意就立即讓其下台。剛上台在政治局召開生活會的時候，鄧小平對汪東興就破口大罵：「汪東興幾乎每一次開會都要出來唱唱反調，已經充當了我們中心工作轉移和平反冤假錯案的絆腳石了。對任何問題都要說三道四，好像你汪東興什麼事情都知道似的……」。只是己經判變投降的汪東興發表一些不同意見而已。

在政治局召開生活會的時候，汪東興指著剛剛發下來的《關於劉少奇的複查報告》，發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這麼匆匆忙忙地就給劉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講他過去有什麼問題，來個冷處理。現在這個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當初我就在中央項目組，有些揭發的核實明明就是我們一些很好的領導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這些人身上去，容易產生種種的誤會，反而對我們現在的政策不利。將來出了問題誰來負責呢？」

「我！」隨著一聲大喝，鄧小平站了起來，「汪東興幾乎每一次開會都要出來唱唱反調，已經充當了我們中心工作轉移和平反冤假錯案的絆腳石了。對任何問題都要說三道四，好像你汪東興什麼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為當時就在項目組，所以你必須對當時一些問題要負一定的責任。這個責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幫』定的他們才應負責，就是在他們錯誤影響下所做的壞事也應該由他們來負。這個道理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來就是這樣的。當初你們批判所謂劉鄧路線時，不也是把別人乾的事情算到我們頭上去了嗎？這有什麼奇怪的？還要你汪東興如此著急地說明！」

鄧小平剛說完，胡耀邦就開了腔：「大量的事實證明，汪東興這兩年來基本上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左』的路線上踏步不前，經過了許多人的幫助甚至批評，仍然沒有足夠的認識。我覺得，他繼續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經遠遠地不適應了。我建議在合適的時候是否調整一下他的職務。再說，這些日子來，揭發和反映汪東興問題的材料和報告源源不斷地到了中組部和中紀委。考慮到汪東興在革命的關鍵時刻有過功勞，我希望他還是應該慎重地考慮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採取一定的主動措施……」

這話，汪東興馬上意識到了——與其讓別人把自己趕出去，不如自己主動一些。於是說:"我決定還是自己辭職比較好，這樣對你們更好地執行你們的路線，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礙或阻力了。這未嘗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鄧小平馬上說：「好吧，汪東興剛剛提出他的辭職意見，我們還需要研究。不過，我個人認為他的這個意見是好的。'這時，吳德、陳錫聯、紀登奎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鄧小平的惡霸獨裁的真面目露出來了。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像劉少奇那樣被打倒被批鬥，也不像一些老幹部那樣下台後保持沉默，聽天由命。他只是形式上作為劉少奇體系二號人物「陪批」，一直在為重新上台進行反省和檢討，屬於毛澤東所指「可以教育好的幹部」。因而，他只是被解職，沒有開除黨籍，而且幾次被啟用。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其實在能力上他不如劉少奇、陳雲，在打仗上他與林彪、劉伯承、粟裕、徐向前這些將帥相比是天地之差。

鄧小平是後來的中央反右組長，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大躍進的中央一線領導者。在批判彭德懷、習促勛、四清運動、批「彭羅陸楊」事件，以及支持劉少奇主導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面衝鋒陷陣。

由於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矛盾，鄧小平受到了牽聯。作為與劉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線領導，對出現問題承擔責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檢查，這是他的拿手戲。

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做了多少次檢討目前搞不清楚，從公開資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檢查比較深刻。不僅列舉了派工作組的錯誤和產生的問題，高調錶態擁護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認「我是一個沒有改造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及時向主席報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最了解群眾和下邊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好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向林彪同志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樣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經。」

如果說劉少奇是中央領導層吹捧毛澤東和提出毛澤東思想第一人的話，鄧小平則是中央領導層吹捧林彪的第一人。因為此時距林彪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僅兩個月，社會上對林彪的吹捧還沒有展開。

雖然鄧小平檢討深刻，對他的批判之聲並沒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兒鄧榕也開始揭發，說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黑批示給劉志堅專整學生家長」、「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

鄧小平最後被打倒，很可能是隨著工作組問題的被揭露，發現其中許多問題與鄧小平主政的中央書記處有關，而鄧小平仍然堅持對工作組一分為二看法的觀點不符合毛澤東否定工作組的立場。

鄧小平在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所寫《我的自述》是他的全面總結和檢討，他寫道：「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面。」「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林彪事件發生后，鄧小平就幾次寫信給毛澤東，在痛批劉少奇和林彪的基礎上，希望獲得重新出山的機會。他在1972年8月3日寫給毛澤東的信上說道：「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反革命集團。」、揭發林彪解放前「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歷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拒絕到朝鮮作戰」、「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步驟」。說自己「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可以為黨」。當然忘不了想重新出山「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

對劉少奇和鄧小平檢查的發言稿，毛澤東的批語也不同。對劉少奇他寫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1966年9月14日。）

對鄧小平的發言稿，毛澤東寫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九頁第一行『補過自新』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1966年10月22日。）

鄧小平這種深刻檢查的誠肯態度確實起了作用，雖然毛澤東想讓鄧小平九大進中央委員的想法沒有實現，卻在1973年3月10日恢復了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後來鄧小平又做了幾次檢查，第一次是197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二次是1976年1月3日的書面檢討。毛澤東批示「印發政治局討論。」。鄧小平又給毛澤東寫信，信中寫道：「同志們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分析批判和幫助，使我認識到上次檢查不足。」並附上了新的「補充檢討」。並說：「對我批判的會議，還要繼續開，我除了繼續聽批判外，還希望能夠向主席當面陳述對於自己錯誤的認識，聽取主席的教誨。當然，要在主席認為可以的時候。」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對鄧小平的特殊政治保護可以說仁至義盡，面對一個慣於說慌的孩子，他這個「大家長」可以說是愛恨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