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 簡體版 | 發布廣告 |常用工具 | 網站地圖

登錄註冊找回密碼切換風格

我要發布

倍可親首頁 › 日誌 › rasitillos › 日誌

rasitillos

https://big5.backchina.com/?380854

中國科學做對了什麼？

作者：rasitillos 於 2019-8-13 15:3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觀點|通用分類:熱點雜談

對於中國科學界，2019年7月20日有一點額外意義。2019年截止到這一天，中國科學家作為通訊作者共發表了100篇Cell，Nature和Science（CNS)。CNS論文快速增長無疑是中國科學在近年來取得突出成就的指征之一。收錄82份名刊形成的Nature Index同樣顯示，中國科學家的實力在不斷上升。當然是否應該用論文數量來論英雄，在科學界會有很多不同聲音。這一點，本文後面也會涉及。

正巧，在這一階段，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探討40年來中國經濟成長的一篇網文「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在知識圈中熱傳。筆者也想借用這個問題來探討中國科學取得今天成果的原因。

然而，此文絕不是「厲害國」各種宣傳文案的翻版，也無意為中國科學從「跟跑」到「領跑」找證據。而是基於國情，儘可能客觀地探討成就與問題，包括中國體制導致的一些制度性安排的優劣對中國科學的影響。在回答「做對了什麼」這個問題時，筆者當然也嘗試著回答「做錯了什麼」，並把它與全文的討論整體上融合在一起。

在此處，本文所說的科學主要限於以學術發表為目的的基礎科研。技術應用為目標的研發進展，將是筆者另一姊妹篇文章「中國創新究竟做對了什麼？」

中國科學做了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則要看從那個著名的「春天」開始，40年來中國科學都做了什麼？總結起來，其實無非以下幾個方面，即大規模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推動科研機構產業化和鼓勵科研人員下海、國際化、科研經費顯著增長、吸引海外人才回歸幾個方面。

其中，國際化、吸引人才、經費穩定增長應該是較少爭議的促進中國科學從恢復到增長再到躍進的最主要舉措；科研產業化對基礎科學的影響褒貶不一；而伴隨著科學體制化而來的數目字化管理和科研管理的不斷行政化則有較大爭議。但即便是引發廣泛批評的制度，也應該放在中國大環境中加以理解。這也正是本文的使命。

下面，本文分別探討國際化、人才吸引、科研管理幾個方面對中國科學四十年來發展的影響，這也包括檢討我們在這些方面做錯了什麼。上面列舉的另一個大方面——科研產業化——則由「中國創新做對了什麼」這一姊妹篇來解讀。

01國際化

沒有人會否認中國科學通過國際化獲得的巨大收穫，以至於在今天的人們看來，與國際化伴隨的很多舉措都是自然而然的。但回到1970年代末期，考慮到當時政府的財政窘態和文革剛剛結束（中美尚未建交）的意識形態狀況，鄧小平豪邁的話語，「要成千上萬地派（遣留學生），不是只派十個八個」，「今年選三、四千，明年派萬把人」，「請教育部研究一下，在這方面多花些錢是值得的」實在難能可貴。

廟堂之上有鄧公的輝宏氣勢，而在海外學界則有一批批「貴人」相助。李政道、丁肇中、楊振寧、吳瑞等人先後推動成立了各種資助中國大陸學人到美國學習的項目。相比其他國家，這無疑是中國的幸運。

向西方學習一下子不難，難的是「文革」後幾十年，科學界大多數人在這方面顯露的執著，即便其間國內遭遇經濟挑戰和政治風波，學習西方科學的熱情也沒有減少的跡象。今日任何一所歐美研究型大學的訪問學者中，都至少有一半是中國大陸派出的。理科研究生和博士后中，至少也有30%以上來自中國（如果單說理科博士生中的留學生，中國學子恐怕在很多專業學生中都佔了一半）。

大規模的留學、訪學，以及後來的吸引海外人才，讓中國科學迅速找到了明確的發展方向，並在不同階段形成了符合時代條件的好科學的判斷標準。今天的學界人士看到20多年前的海歸靠著短暫的訪學或博后經歷，憑藉不多的名刊發表就躋身院士、長江、傑青，可能會羨慕不已，但站在當時的條件，這些大腕們已經做出了比國內同行突出很多的貢獻。

更加重要的是，這些「大腕」們為學界同僚樹立了明確的發展方向，為學術規範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更多的人成為「海歸」創造了條件。與人文和社會科學界比對，或者與其他跟中國條件類似或者起步時顯著優於中國的國家（如巴西）相比，立刻就能體會到中國科學界在堅持學習和追趕國際最尖端科學方面取得的成果。僅僅用中國人重視科學技術等功利價值取向說明這一點是不夠的，科學界自身前仆後繼的推動同樣必不可少。

面向國際的科學發展，其實還起到了一些被人們忽視的作用。在1980年代開始的市場化大潮中，國家下達給科學界的任務和經費逐漸減少，「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就是這種情況的生動寫照，而以國際化為導向、以期刊發表而非國家任務為目標，相對淡化了科技界在突然失去大部分國家定點任務之後的焦慮。在這個過程中，國際化的評判標準的另一個重要的、也許是意料之外的作用是，它迅速在科研機構中拉開了差距，讓1980年代、1990年代初很窘迫的科研經費能相對聚焦於精英科研機構，而很多普通科研機構，則在「下海」「轉企」等浪潮中沒有成為財政的包袱。

對於被迫經歷「下海」「轉企」的科學家，這段經歷無疑是痛苦的。但從科學界大變局的角度看，正是國際化、以國際化為皈依的評判標準，以及與之伴生的海外人才回歸，讓中國科學的主流能在混沌的局面中沒有偏離航向，並集聚著力量，待條件好轉時發力。

當然，國際化也並非完全沒有弊病。一些研究領域對本土問題的忽視、本土科學期刊長期被壓抑、英語不好不能發表國際論文的人才被長期壓制，都是其中的問題。

另一個弊端則是，國際化本身被作為了目標而不是手段。這方面最典型的體現是，中國幾乎所有研究機構和研究型大學在從副高到正高的職稱評定中，都要求有至少連續半年的海外學習或研究經歷。在這種作為目標而不是手段的國際化驅動下，國外訪學成為了本土訓練的科學家的必備經歷，而許多人訪學的目的已經不是學習新的科技或實驗技巧，而單純是為了職稱晉陞。

這些問題，板子不應打在國際化本身，而是由標準化的評估體系造成的。但這種標準化評估體系，對當今中國科學發展的作用也並非僅僅像輿論場上人們所批評的那樣，這是本文下面要探討的內容。

02人才計劃

與國際化相伴隨的是接受國際訓練的人才。無疑，人才對於任何國家科學發展的作用都無需贅述，但世界上很少有國家能像中國一樣，在過去40年來，根據當時國力一波波地啟動各種吸引海外人才的計劃。

在2008年底「千人計劃」啟動之前，中國已經推出了幾項吸引海外人才的計劃。最早的中科院的「百人計劃」於1994年啟動。該計劃被中國各大學廣泛複製。同年，自然科學基金委有了傑青基金。其後，教育部和科技部於1996年發起了「春暉計劃」。1998年，在李嘉誠先生贊助下，教育部又推出了「長江學者計劃」。

2008年，在整個西方世界遭遇金融危機時推出的「千人計劃」針對海外正教授，大幅提升了中國人才吸引計劃的檔次。而2011年將「千人計劃」拓展到以博後為主的青年人，從而吸引歸國的數千名「青年千人」，以及他們的國內競爭者——「優青」「青年長江」「萬人計劃」等標籤人才——最終把中國的高水平期刊發文量提升了一個檔次。到目前為止，在各個學科，中國的高水平期刊發表量幾乎都僅次於美國，而在某些領域（如有機化學），則實現了超越。

以上列舉的還僅僅是國家級的人才計劃，各省、各大學也都有自己的標籤人才，數以萬計的科學家通過這些人才計劃，把海外所學帶回國內學界。

與看待國際化一樣，站在事後看早年的人才計劃成果可能會波瀾不驚。但正是這一批批的人才回歸，讓中國科學能緊跟世界前沿，並在部分領域實現了趕超。

國內也有不少學者批評帽子滿天飛的現象。從個體來看，也許的確如此，但從中國科學發展的進程著眼，可以說，帽子滿天飛恰恰說明了中國科研機構對人才發揮引領性作用的重視，這種重視也有利於集聚資源到科研水平相對而言更高的人手裡。

毫無疑問，很多帽子人才實際不能發揮引領作用。但如果沒有各種帽子，然後平均分配帽子佔有的資源，真正的人才就會成長起來嗎？而且，如果帽子人才選擇不當，應該調整的是戴帽子的人，而不是扔掉帽子。

當然，很多人才計劃都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很多贏取千人標籤的海外正教授，也就是所謂的「大千」是假全職回國，即使後來千人計劃調整為全職的A計劃和非全職的B計劃，也沒有起到多少作用。原因很明顯，全職標籤才更加適合申請課題、申報項目和評定學科座次。

但站在中國科學發展的角度上，我們會看到，即便是假全職回國，但「大千」們給中國科學的發展水平，特別是在學術境界上，仍然帶來了顯著躍升。他們在國內的實驗室、學生和合作者，仍然可以更方便地學習和吸收其見識、知識和技藝。

累積的和近年來高強度的人才計劃與中國科學的國際化相輔相成。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這個數字最早見於2011年，近年來該比例有可能會繼續攀升），正是這種狀況的寫照。而各種人才計劃的另一層意義則是，在科技界作為體制內單位難以建立普遍淘汰機制的情況下（中國的tenure，也就是長聘制度，只是在近幾年才在最頂級的幾所大學姍姍起步），為資源的相對高效利用提供了條件。

不過，與國際化演變成目標而不是手段一樣，很多人才計劃本身也成為了學校競逐一流的指標（如各校要比較各種國家級人才計劃獲得者的人數）。這也是科研的行政化管理所導致的弊端。但在中國國情下，行政化管理實際上也有其合理的邏輯。下面我們就來分析這一點。

03數目字管理

科研行政化管理最大的特徵，無疑是數目字化管理了。出國前，筆者對SCI指揮棒口誅筆伐，一直將其稱為工分制，但沒有想到開始讀博后參與的第一個科研項目，是為美國國家納米科技協調辦公室（National Nano Coordination Office，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牽頭成立）評估納米環境健康科研領域的研究成果，手段則完全是文獻計量分析。換句話說，就是看不同檔次期刊的論文發表量。這也讓人不由得回頭審視中國科研考評數目字化的意義。

用SCI來考評科研成果始於1980年代末期的南京大學，替這一做法辯護的一種說辭是，這種數目字化管理有效確保了公平。這非常容易理解，當時學術界與社會其他各領域一樣，亂象重生，關係流行，人們心目中最公平的科教界行為，恐怕就是高考了。讓科研成果變得像高考一樣可以進行標準化評估，無疑最符合這種認識。

時至今日，百姓們仍然會津津樂道某某高考狀元的奇聞軼事，這顯露出人們對高考公平性的認可。批評SCI等數目字管理的人會指出，把老百姓心目中的社會公平標準投射到科學界，是扼殺科學家的創造力。這話不假，但科技政策從來就不是只做給科學家們的，它也要滿足社會各界對科學的預期。在這個意義上，始於1980年代的SCI等數目字管理，自有其合理性。

不僅如此，基於中國科層和集權管理的政治和社會特點（這點對於科學界這種體制內單位尤其如此），數目字化管理通過外在標準將規範內在化，極大程度降低了管理成本。小同行評估當然是衡量科學成果重要性的不二手段。但在集權管理必然會滲入到中國科學中時，基於SCI等指標的數目字管理，實際上相當於實現了一場交易，讓科學界用外界可見可衡量的數字，換取了行政官員不再干涉科學內容生產。

當然，說數目字化管理是一種交易，這是一種比喻。設想一下，假如中國放棄了數目字化管理，科學就能獨立於行政管理系統的干涉嗎？只有看到了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何中國科學家一邊牢騷滿腹，另一方面在總體上仍然會沿著自己的科研預期前進。

唯SCI指標對原始創新性的科研的負面影響當然有，而且將來會越來越大，但是，其實在很長時間裡，這沒有成為要解決的最重要問題。深刻地探討這一點，恐怕需要上升到科學究竟是做什麼的這個哲學問題，這超出了本文的範疇。但有必要從兩個科學管理的維度稍作討論。一個維度是，小同行客觀評估雖然最能反映科學重要性，但中國在管理體制上是否準備好了只聽小同行的？同行相輕怎麼解決？有權勢者要通過小同行之口來影響特定人事任免和資源分配怎麼抵制？放棄標準化管理后的成本大幅增加如何攤薄？另一個維度是，如果同行們總體水平還有待提升，單純依靠同行評估是否能有最優結果呢？

其實數目字管理也是不斷變化的，這種變化也決定於科學界的總體水平。今天的數目字管理，已經對普通SCI期刊不太當回事了，過去那種不分學科只看影響因子的做法也基本上退出歷史舞台了。如今的按照學科分區做主導的評估方式，怎麼著也算是一點進步。

所以，從探討中國科學做對了什麼這一點出發，考慮到中國國情，科研的數目字化管理實際上做對的地方比做錯的地方更多。當然，當中國科學走到了要全面依靠原始創新來主導的時候，這個判斷就要修改了。

04苛刻的經費管理

科研行政化管理當然帶來了很多弊端。上面重點談了標準化科研考評，這裡則對經費管理多說幾句。花錢難、財務上結題難、報賬難，這是科研經費增長后困擾科學家的幾大困境。其實，其中的核心癥結不是財務或行政人員刁難，而是科研和行政管理兩種文化的必然衝突。所以雖然李克強總理多次講話提出要給科研人員鬆綁，結果卻收效甚微。

但從積極的角度，嚴格甚至僵化的財務管理其實也像對科研成果的數目字評估一樣，相當於一個交易，用數目字管理和條塊化的財務管理來換取放棄對科研內容的干涉，以及不斷放鬆的人事管理（因為各級的科研負責人可以支配的資源實際上是在增長）。

放在中國整個體制中，我們會發現，儘管中國各個權力部門不停有老虎被爆，但科技部門卻鮮有因為貪污腐敗或挪用公款被懲處的例子，即使有，涉及到的也往往是對高科技企業的認證和開發區管理等更加社會化的領域。嚴格的、與科學的自由運作機制時有衝突的財務管理體制，其實也是一道防火牆，讓符合併願意接受這種管理條件的科研項目能得以自由生存。

不僅如此，這種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其實也讓各種重大科研項目成為可能。時至今日，對目標導向的重大科研項目的爭議仍然不絕於耳。但另一方面，恰恰是來自這些大科研項目及其單位或地方配套的資金，讓中國科學家手頭有錢，能做越來越多需要高投入、能問鼎名刊的研究。通過嚴格的財務管理，中國科學在當前這種高度行政化的條塊管理體制中，在相當大程度上獲得了快速發展所需要的資源。

所以，從探討中國科學做對了什麼這一角度，嚴格的財務管理至少沒有做錯。在科學家群體中坐下來深聊，你會發現，儘管抱怨財務制度的人比比皆是（包括筆者自己），但斬釘截鐵地說財務管理拖了中國科學進步的後腿的人，其實並不多。當然，這種財務管理需要與時俱進，特別是要不斷適應科研的不確定性。

05目標導向的重大專項與原始創新

行文至此，筆者並不否認中國科學原始創新仍然不足，也承認行政化的管理對原始創新有扼殺作用。但這些也要客觀來看。首先，並不是所有科學研究活動都是以原始創新為己任的，跟蹤最新成果並優化和應用也是科研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目標導向的科研項目立項和管理讓這類研究取得了極大發展。

蛋白質立體結構解析研究其實也算這方面的代表。筆者瀏覽了前述的100篇CNS的論文摘要，發現佔據最主要比例的，就是這種結構生物學的論文。因為要了解蛋白質的大多數功能都需要了解其立體結構，所以蛋白質結構解析研究的重要性不證自明，其產生的關注和引用也都是期刊編輯喜聞樂見的。這裡，筆者姑且稱之為平台型論文，即這些論文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平台。

這類研究原創嗎？從一個意義講，它們當然是原創的、重要的，而且是別人做不出來的。但也有人認為，這不算是那種讓人激動的、充滿意想不到思維的原始創新。但無論如何，這是目標相對明確、支持有回報，也能產生引領作用的重要研究。我們能說，這類佔據了CNS顯著位置的研究沒有體現中國科學的進步嗎？

除了結構生物學外，這種平台型研究也包括很多基於大型設備的大科學工程。大科學的特點決定了你必須要有明確的目標來證明投資的合理性。藉助大型科學設備和大量數據獲得的研究成果，也是中國科學家問鼎名刊的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筆者在此前多篇評論中曾經批評，目標導向的中國大型科研項目必然會導致趕超型的研究，因為要有明確的可供評估的趕超目標，要有院士牽頭，這樣才能在行政體制中為立項提供足夠的合理性和對資金安全性的保證。這樣的結果就是，這些大型項目本身很難誕生真正的原始創新。此處，筆者仍然認為這個基本邏輯沒有錯誤。

但站在探討中國科學對錯的角度考慮問題，需要顧及的問題要比這一點多很多。首先仍然是，在考慮到中國制度條件的情況下，通過重大項目、攻關計劃等支持了部分科學計劃，雖然其中會有不公平，但錢終歸還是花到了科學身上。

其次，假如把所有目標導向的重大項目的錢全都變成基金委的面上項目類型，我們可以想像中國科學的質量就會發生質變嗎？也未見得。因為現在有一定科研水平和想法的科學家獲取面上基金，其實已經不算難事，在科研儀器公共平台建設日新月異的情況下，面上項目的基金不夠花的情況並不多。

第三，雖然很多大型科研項目都是目標導向的，表面看起來不鼓勵突發奇想的原始創新，但實際上，因為上面所分析的管理部門對內容管理的放棄，這些大型科研項目及其子課題在實際操作層面有很大的機動性、靈活性。用重大項目的錢來做非目標導向的原創性研究，在如今科學界其實比比皆是。

而且，也要考慮中國的發展階段和人才結構。缺乏原始創新不能把板子都打到科研體制身上。科學家的水平、見識、本領域之外的學術涉獵都會影響到原始創新。這方面，無疑很多中國科學家還有一定差距。

所以，再回到本文的主旨。筆者認為，目前的重大項目支持目標導向研究和面上項目支持自由探索研究并行的科研資助模式，應該算是中國科學做對的一個地方。而近年來，無論是目標導向研究還是自由探索研究的資助強度都在不斷加大，它們所體現出的科研支持力度的直線式上升，可以說是中國科學「對上加對」了。

我們再用蛋白質立體結構解析的案例來說明這種情況。在這一研究領域，目前中國已經有相當大一批科學家走到了世界最前沿，並且他們的學生也同樣是同齡人中最為優秀的。而這批筆者稱之為平台型科研的成果，已經創造了條件，讓一批人走到了最前沿，向上伸手就有可能探到各種有趣的顛覆性原始創新。

只是這批人還很少，領域太過集中。如果有一天，在很多領域都能有一批生產高影響力的平台型論文的人，其中一定會有不少人能再向上一步。總之對於顛覆性原始創新來講，干出來的成功幾率總比想出來的成功幾率更大。

在本節探討科研經費時，有必要還補充一點。那就是雖然重大項目本身在中國當下發展階段不能說錯，但重大項目、甚至面上項目的管理卻一直有很大問題。建設費高維護使用費低、儀器費用高人頭費用低、以及項目所在科研單位的管理費提取比例低等是其中的主要但不是全部問題。調整這些慣例，肯定會延緩項目建設和暫時減少科研成果的數量，但無疑可以提升科研創新的質量。

06總結：對錯的結果

綜上所述，國際化、人才項目以及涵蓋數目字化管理和苛刻財務制度的科研體制化，儘管不乏爭議，還是在推動中國科學走到今天的體量和成就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除了本文開篇時所提到的名刊發表量外，中國科學取得成就的另一個指征是科睿唯安的Web of Science，及ISI系統認定的中國核心被引、熱點被引作者，以及中國高校及科研機構各院系處於ISI排名前列的越來越多。雖然筆者並不像科學界大V袁嵐峰博士那樣，根據ISI核心被引作者數量來斷言，中國諾獎數將會在不遠的將來像今天的日本一樣井噴（因為被引量可以判斷熱點，並不完全等同於核心成就），但中國科學到今日已經取得了相當成就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

讀到此處，可能會有不少讀者大呼筆者「洗地」。事實上，筆者近年來文章的基調，的確是肯定主流做法的文章越來越多，但這並不是因為感受到中國變成了厲害國，所以它做的一切都要誇獎。恰恰相反，我們的國還遠遠沒有成為厲害國，它做錯的事情也很多。但任何舉措，都需要從社會和體制的角度加以審視，從中看到導致這種行為的制度邏輯。很多時候，儘管邏輯沒有發生改變，但我們卻需要在現有制度邏輯的基礎上探索最優結果的可能性。

中國科學明顯做對了很多事情，包括國際化、大規模地人才吸引、科研經費的快速攀升。但即便這些做對的事情，如果沒有前輩的執著和各種條件，也並不必然發生。從這種角度看，中國科學過去40年來的運氣不錯。

另一些被廣泛指責的舉措，如果按照這種分析的路數，會發現其中必然的制度邏輯，按照這種邏輯，考慮到中國的制度環境，諸如數目字化管理和科研中的模仿、趕超行為等舉措，也算不上錯。而且我們也能看到，在此條件下，中國科學已經取得了至少是次優的結果。很難想象，如果過去40年來，或者至少過去20多年科研變得比較規範化以來，中國科學走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情況會是什麼樣子。

然而，說我們以前做對了很多事情，並不表明這些做對的事情今後還會是對的，或者它們今後仍然會產生積極的成果。實際上，到目前為止，中國科學在過去40年的發展，其管理和資助方式與趕超型的主流科研模式及導向恰恰是高度吻合的。這是導致中國迄今為止取得科學成就的最主要因素。

但在今日這個節點，當各個領域的原創性研究、顛覆性創新要成為中國科學的主驅動力時，現有的行政管理主導的科研管理模式正在變得日益不合理。例如，工分制壓倒其他考量，會導致的結果是，那些已經在發展平台型科技的科學家，繼續利用自己的特長開拓更多的新平台，從而維持名刊發表和較高引用，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平台來進入未知領域探索，至少不會把主要精力放在這種高度未知、高度不確定性的領域。

改變並不容易。它需要的遠不僅僅是決策者及其政策顧問們重新勾畫政策，而是需要包括你我在內的科學界的每個人都做出調整，比如我們自己就先來思考和解決能導致原始科研創新的問題，並把這些思考置於對工分的考量之上。了解我們過去做對了什麼以及如何做對的，是做出這些調整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