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齡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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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第十章最後一個勞改場

作者：大齡文青於 2016-11-28 06:4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前塵往事|已有2評論

關鍵詞：false, Style, 農場

第10章．最後一個勞改場

將我經歷的最後一個勞改場單獨敘述，原因是這裡原來的農場在大飢餓的三年中被廢棄了，我親眼看到的被雨水沖刷后露出的成排的屍骨可以說明當時的情況，我們到達時只有大片的荒草和一座破敗的辦公樓。重建的農場叫三棵樹農場，其實，原來留下的還有主農道兩旁粗大的白楊樹，大約有幾百棵，

我們到達時，草垡子壘起的圍牆和電網都完成了，草垡子和高粱秸搭建的監舍也能入住了，當然是直接睡在地上，所以，一切從頭開始，一個幾千人的勞改場是怎樣建設起來的，是值得仔細敘述的。

第二個原因是，我從這裡經過九年改造走回社會，開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特別是一件小事使我沒有轉到沙漠深處的另一個農場，名叫成吉思汗農場，也許那將是完全不同的歸宿。

這裡也是勞改區，北面是六三農場和烏蘭農場，往西就是內蒙古，有成吉思汗農場和圖木吉農場。三棵樹農場分四個分場，每個分場大約有1000名犯人，配解放軍一個連，全場的兵力為一個營，由一個團級幹部擔任最高領導，他的工作就是帶著警衛員和司機坐吉普車到處打野鴨子。當然，他們在荒地上的日子也並不好過，所以，犯人到達后的首要事情就是修建磚窯，開始是小磚窯，燒出的磚先蓋幹部宿舍，然後建輪窯，於是大批的紅磚就用於修建機械廠，醫院，學校，糧食加工廠等，全部工作都由犯人擔任（輪窯的煙囪是請外來工匠完成的），連醫院建成后配備的醫生和子弟中學擴大為高中后的教師，以及測量工程師都由我們擔任，可以說，中國的勞改隊的技術水平遠遠高於當地農村，其知識水平也遠遠高於我國的平均水平（一個分場1000人里有至少1/10受過高等教育），即便原來的音河農場的北京犯人經過兩次混合（音河---嫩江，嫩江---三棵樹），匯入了大批的當地犯人，沒有原來的知識份子中隊了，但是，當地的現行反革命中的知識份子也有很高的比例，這是我國的現實（和我在同一中隊的就有東北林學院的講師，大慶油田的鑽井工程師，黑龍江大學的教師，某中學的教師和某衝鋒槍工廠的技師）

這個農場的重點是建設，不是大田管理，所以，很快就在總場飛機形大辦公樓旁建起了機修廠，拖拉機站，醫院，小賣部，子弟中學，糧食加工廠，幹部餐廳，家屬區等，似乎是一個小鎮了，去縣城的長途汽車也在場部前設了站，所有這些建設工作的代價是非常低的，對於犯人，只要在入冬之前給每人8斤棉花和黑布兩塊，一頂棉帽子和手套，膠鞋，他就凍不死，把帶皮的碎玉米做窩頭給他吃，他就餓不死（當然不能吃飽），只要他不死就能幹活，而且有些是相當高級的活，他們的智力並沒有因營養不良而衰退（當然，需要極強的毅力，有一個蘭州大學生物專業的大學生在離開勞改隊后，只能回家給別人看守采沙場）。他們建設起來的農場要比一般的農村強的太多了。

我被分在二分場，頭一件活就是打機井，因為要種水稻。打機井這個活要是在農村是相當困難的，但是在勞改隊就相當不困難了，因為有人才。從名冊上找到來自大慶的鑽井工程師和會豎立井架的架子工，然後配上大學生，在他們看來，大概這種技術活需要有學問的大學生來干，所以，打下手的全是大學生，一個鑽井隊就成立了。值得記下來的是，犯人如何將先進的技術與最土的設備結合起來，打出了配6寸口徑水泵的80厘米的機井。

當選定的井口位置用自製的炸藥炸開一個直徑兩米的坑后，並將用三根圓木構成的井架用木製絞盤豎立起來，在坑裡灌滿水，然後下鑽桿。鑽頭是帶齒的長條鋼板，後面是牛皮口袋（為了這兩隻大口袋，犧牲了一頭牛，我們喝了點肉湯）。轉動鑽桿的動力就靠我們的力氣了，鑽桿上有一個鑽卡，帶四個橫桿，由四個人推動。被齒條颳起的泥土不斷進入皮口袋，再隨鑽桿上升，出水面后倒出，然後鑽桿下降，如此循環。待通過了大約三四米的土層后就是卵石層，從小到大，大的有20-30厘米的塊度。我們的工程師按照鑽井規程劃出了地層的斷面並標註到達不同地層的日期，從地層圖可以斷定，在遠古時期。這裡是海洋，如今是一片荒漠了，但地下水位很高，大約距地面4-5米。

我們用泥漿保持井壁不塌，可以到16米深，而且是80厘米直徑，其固井原理和先進鑽井用重晶石泥漿固井的原理完全相同，可見知識的作用多麼重要。當到達預定深度就下井管，井管是直徑60厘米的厚木管，鑽10毫米的進水孔，一段一段地垂直下放，一直到井底。當抽水機一開動，四周的卵石便緊緊地包圍了井管，一個機井便完成了，當然在滴水成冰的季節里（1970年早春）在野外干這種活也只有勞改犯才能勝任。

打完成預計5000畝水田的全部機井以後，開始水整地，就是灌水按水平面將地面整平，這時地面化凍只有20厘米左右，光腳（特別規定不許穿鞋下水）在冰水中可以踩到凍土，其感受只能用鑽心刺骨來表示，

整完地就是育秧，當然是先進的辦法，我們打井隊全體參加，方法是在塑料棚中保持一定溫度和濕度，將托盤裡混合了土的稻种放在多層架子上，按時噴水。其感覺與水整地是天上地下，典型的桑那浴（當時不知到這個名詞，多年後洗了桑那才知道），我們的工程師也記載了從種子到成苗的7個晝夜的各種參數和幼苗的形狀，這就是知識份子的天性吧。

水稻的田間管理是由有經驗的人擔任的，我乾的是挖排灌水溝，這種活無需技術，只要力氣，用一種筒鍬，像我國老式建築的弧形瓦片，前端像刀口那樣鋒利，鍬把頭上是橫木，操作時要提起鍬把，然後用全身重量往下沖，將鍬頭插入地面大約50-60厘米，然後小心地將泥條反扣在地面，構成水溝的兩岸。這個活是非常累人的，東北的彪形大漢不費太大力氣就能插的很深，幹起來很自然，我的體重只有50千克，所以非常困難。有一天，王管教（就是想給我戴腳鐐的那個人）陪同幾個好象上面來的幹部到工地查看，遠遠地指我這個方向，第二天早上出工，當隊伍剛到大門外領取工具時，王管教叫工具員取一把最好的筒鍬，拿來的是磨得飛快的新筒鍬，鍬把也打磨得很光滑，他拿了這把鍬走到我面前，對我說：這把給你。這個舉動著實嚇了我一跳，事後一想，大概那天的審訊留給他某個印象，即使在審訊情況下，不亢不卑的態度也有好的作用。

大約在1973年，命令下來了，15年以上刑期的犯人一律遷到成吉思汗農場，我當然在冊（我的刑期是15年）。在登記了名單，結完帳后，第二天清早出發前，我坐在鋪蓋卷上等候點名，這時指導員來了，叫我等著。眼看大夥上車出發了，該出工的也走了。空蕩蕩的監舍里只有我一人，這時，一個矮胖子由指導員陪同進門了，頭一句話是：你叫張磐嗎？第二句話是：你是學熱處理的嗎？我都回答：是，第三句是：帶著行李跟我走。

事後才知道，修配廠領到了製造插秧機的任務，因為要擴大水田面積，但是買來的全套圖紙上所有的工序從製圖，鑄造，焊接，鍛造，機械加工，鉗工裝配都沒有問題，惟有組裝前的熱處理工序沒有辦法，也沒有設備，工廠領導（就是那矮胖子）馬技術員召集全體人員，問誰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原北大物理系學生包躍斌（他在廠里修柴油機）說，大院里有一個學熱處理的，於是就有了上面這一段插曲。至於發往成吉思汗農場犯人名單上我的名字，就臨時由張念甘頂替了。命運就是這樣難說，如果沒有這500台插秧機，我到那裡以後的遭遇該是怎樣，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車間，給我的是一疊需要熱處理的零件圖，其他什麼也沒有。給我的任務是把所有需要熱處理的零件都加工完，我從熱處理爐，配方，工藝，到操作，用絕對土的設備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插秧機如期完工，還出售一部分給其他農場。1979年回到北京后，曾將這次的經驗寄給農業機械雜誌，發表后得到稿費15元。這件事表明，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要想活下去，就要憑毅力，堅持到最後，否則，就是完全不同的結局。下面是一個中專學生的遭遇

他是從大慶一所中等專科學校來的，罪名不清楚，只知道是反改造，其實就是怕幹活，對於不幹活的知識份子，他們的辦法就是把大冰塊放在他的後背，讓他馱著，站在大門口讓我們看，其實這樣的罪遠比幹活更難受，但是這個孩子就低頭背著，下一道命令是照例加溫，因為和我不在一個隊，具體過程不清楚，但是知道結果。一個積極份子在批鬥時（當地人最喜歡批鬥）用馬扎（就是可以收攏的小板凳）打在他的太陽穴上。他死後，沒有想到的是，他的哥哥，一個解放軍連長，以家屬身份來了解弟弟的情況，勞改隊方面說是犯人打死的（這一點和廣東盲流收容所打死大學生孫志剛不是相同嗎），當然沒說是隊長組織的例行「加溫」了，既然是同監犯人乾的，兇手當然要處理，結果這個本想表示一番的積極分子被處決了。

如果心理素質不夠堅強，在長期飢餓，勞累，死亡和隨時遭受體罰的威脅下，有的人就會出下策，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個學生，在入獄時帶了幾本書，在北京時沒有問題，但到了黑龍江就成了問題，被沒收了，偏偏書里夾著他寫的一篇回憶錄，名叫「我的三嫂」，於是開始批鬥，說他是破鞋，叫他跪著，胸前掛一雙破鞋，他大哭一場后，在晚上利用上廁所的機會，在房後用鐮刀割斷腕動脈自殺了，另一個是複員軍人，他在大白天往圍牆上爬，故意讓衛兵把他擊斃。

也有大難不死的，一個北方交通大學右派學生被關在小號里，他和另一個犯人商量逃跑，當他們在夜裡逃了出來后，後者忽然想起有一件衣服必須拿走，便回去拿，這時被發現了，被追兵開槍擊斃，他聽到槍聲馬上匍匐在水溝里，追兵到了他身旁就要開槍，旁邊的另一個兵說，把他拉回去。然後是加刑12年，送到哈爾濱第三監獄。這個犯人是學鐵道信號的，哈三監是低壓開關廠，專業對口，到了1979年平反后居然當了這個廠的工程師，而且當上了警監，級別相當不低。

下面談到一個心理素質高的例子，一個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的右派學生被送到新疆改造，他逃到北京翻越英國代辦處的圍牆，見到了英國人，表示希望能得到幫助到英國去，可是英國人愛莫能助，只能請他離開。當他走出代辦處大門時，已有吉普車在等候了，此行的結果是以逃亡外國罪判刑20年。在勞改隊的條件下，本來是沒有讀書的時間的，從早到晚都在勞動中度過，收工回來還要學習，但是他有辦法，我們每天中午吃完窩頭可以在烈日下仰面躺在地上蓋上草帽睡一小覺，他從來是俯身背著陽光看書，當然還有每兩個星期一天的休息，大家都在縫補，他卻看書。在勞改隊是嚴禁看書的，但字典例外（我隨身帶的是鄭易里編的袖珍英漢字典），十多年過去后，他回到母校重慶建築工程學院落實政策，人事處按照他們的想法認為在勞改隊這麼多年了，還有什麼用！便問他：你能幹什麼？他回答：我懂外語，問：哪種外語？回答：英語。於是拿來一份英語試題，作完了交給對方，接下來的對話是：你還懂哪鍾外語？回答：日語，作完日語試卷后又交給對方。第三個回合是：你還會哪種外語？回答：德語，可是，對方沒有德語試卷。結果，他被送到圖書館情報室，用三種外語翻譯資料（他在大學期間還學俄語，但此時已沒有用了）。十年過去了（1979-1989 ），到了六四前夜，中國改革開放11年，來自大學校園的反腐敗，反貪污的呼聲形成浪潮，他那時已擔任學校圖書館情報室主任和中國建築情報網秘書長，向領導提出了圖書館長貪污的報告，但馬上被停職停薪。為了活下去，他開始寫書，第一套是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快速預算施工資料大全，精裝四冊，370萬字，第二套是世界建築造型典例大觀，精裝5冊250萬字，也由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有了稿費，他做了兩件事，第一件，花一萬美圓把12歲的獨生女兒送到美國讀書，第二件是不斷到北京上訪，堅持8年，終於讓北京的建設部派人到重慶建築工業大學（已改名）了解真相，責令學校恢復工作，補發工資（一個大學的副研究員，重慶建築技術研究會理事長到北京上訪需要8年時間，其間所花費的精力和金錢有多少！我們的經濟學家苦思冥想尋找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不上西方的原因，其實，原因就在眼前，）他認為，工作雖然恢復了，我這8年的精神損失該如何處理，他上告到法院。

四天後的一個夜晚，他死在家中，頭被鈍器砸碎，胸部被切開灌入硫酸，他的妻子當時正在外地討書款，得到消息趕回家裡，丈夫的屍體已送到火葬場準備入爐了，她總算及時趕到火葬場看到了丈夫的樣子（為何不等家屬到達就火化？），

接著是凍結財產和追捕他的遺孀，這個文化水平不高的女子帶著丈夫伸冤的材料逃到我的家裡要求幫助，我能做的就是幫她到書店討回了一筆書款和取回餘下的書，後來，她又來找我，說她想到美國看望女兒，但是成都的美國領事館的答覆是，學校提供的證明是她有精神病，拒絕她的申請，以後就沒有下落了。

他的名字是楊運均

在一次閑談時，我把這件怪事告訴我的一個朋友，恰好她認識重慶建築工業大學的黨委書記，她馬上打電話詢問此事，可是，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這件事。這位友人放下話筒，非常認真地對我說：你不要管這件事了，外國有的，中國也有。她的丈夫是國家安全部的官員。

我能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請在美國的朋友聯繫死者女兒的學校，說明全部情況，希望學校能幫助這個孩子，或者請當地華僑幫助。結果是學校免除了這個孩子的全部費用，直到高中畢業，同時還為她爭取到一份哈佛大學的獎學金，可惜她沒有考取。事後她給我來了一封長信，告訴我她會永遠記住去美國的前夜我在旅館對她所說的話，並且表示她已成年（18歲），參加過繪畫展覽，並且獲獎，可以不麻煩我那個朋友了。從相片看，已完全不是當年上飛機的12 歲小姑娘了。

楊運均的一生非常清楚地說明了中國的現實。

以下繼續談我的感受。

三棵樹農場經過兩年的建設，除了數萬畝大田和5千畝水稻外，還有機械廠，糧食加工廠，榨油廠，磚窯，養豬廠，果園，醫院，學校，附帶賣書的小賣店，所有這些都是犯人完成的，國家投入的是所需的設備和材料，一座按中國水平相當先進的農場就在荒野上出現了，這樣的規模如果是農村，就要安排許多個書記，村長，會計，治安，這些人需要花費大量金錢，更不用說滿足這些人對金錢的慾望要損失多少國家財產了，在勞改場就完全不同，一個1000人的分場至少管理一萬畝農田，沒有農藝師，技術員，當隊長的只要帶領犯人出工，收工，別的工作不用他管，田間的組織工作由帶隊的犯人擔任，這樣的隊長除了每月的工姿外，既不能把土地出賣給建築商人，也不可能向犯人攤派款項，更不可能蓋漂亮的樓房，分給他的就是成排平房中的兩間，一間是卧室，另一間儲藏糧食，如此而已。當然，他們可以享受豆油，白面，精細的玉米面，這些東西在當時的首都都是非常稀罕的，在今天看來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樁。即使是農場的最高領導，一個喜歡打野鴨子的團長，也不過享受吉普車一輛，獵槍一支而已，比當今的小村長差遠了。

再者，農場的人員配備是非常精幹的，一個4000人的勞改廠，其全部農用機械設備的維修工作由其所屬的機械廠承擔，這個廠不過50多人，包括所需的各工種，從設計，鑄造到模具鉗工，車間工作的組織，甚至還有技術資料的翻譯，全部由熟練技術工人（沒有技術員，工程師）擔任，他們是從犯人中挑選出來的，沒有徒工，而脫產管理人員只有一個廠長。這樣的人員配置在一般工廠絕對辦不到。農場的糧食加工廠可以磨小麥，玉米，碾米，由兩名就業農工管理，沒有幹部參加，醫院有兩名醫生，也是就業人員，。當農場學校辦高中部時，所需的14名各科教師也來自就業農工，工資一律36。5元。這14名教員全部受過高等教育。

勞改場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其運營的成本中，工資部分所佔比例極低，所有勞改犯人，除了囚糧，囚服和每月一元五角（可以購買最低級的煙葉一斤）零花錢外，沒有其他開支，當犯人服刑期滿，一律留場就業，不能回家。從事農田勞動的，每月工資32元，從事技術工作的，絕大多數發給工資36。5元，相當於工廠2級工，我於1975年8月服完15年刑期，繼續留在修配廠，擔任設計和翻譯工作，工資級別是2級工，36。5元。汽車修理工的工資最高，因為關係到場部的汽車能不能很快修好，所以工資是45。2元，相當於3級工，全廠工作的領班，當然責任比較大，所以拿54元，是4級工，這樣的工資水平在地方工廠中能找到嗎！

我所經歷的勞改場還有兩個共同的特點，其一是很少有消極怠工的，因為一旦被認為是反改造，後果是非常嚴重的（那個被打死的大慶的學生就是一例），而且，口糧是根據勞動效果而決定的，在常年不能吃飽的情況下，晚上多發的一個窩頭是有極大的誘惑力的（定量從42斤到48斤，當然是帶皮的玉米面，蒸出的窩頭在陽光下有發亮的點，那是玉米皮），實際經驗也證明了其效果，中國曾經實行的普遍糧食定量制度對於控制局勢起了絕大作用。還有就是減刑，改造有突出表現的犯人可以得到減刑，儘管這不過是馬腦袋前面吊著的胡蘿蔔，但很有效。所以，勞改場的勞動效率很高，例如，挖土方，用當地特有的筒鍬，一般的工效是每天8立方米，按每立方米重量2.5噸計算，大約是20噸，一個人從地下挖出20噸土，修成溝，其代價不過是1.5斤帶皮玉米面，用物理學名詞熱機效率表示，大概超過任何一種發動機，更不用說高效手能完成16立方米土方了。

特別是在收小麥時，天不亮就起床，到工地時每人分10壠，寬度是1.5米。小麥是機械播種，壠的長度為1000米，也就是每人1500平方米，大約是兩畝半。大約從早晨5點開鐮，到10點鐘，一直彎腰收割，還要打捆，已經非常累了，抬頭可以看到送飯的馬車已停在地頭，割完了的已在抽煙休息了，看看兩旁的麥茬，後面緊跟著帶槍的人，那種心情實在無法描述。

只有全部收割完這塊地才能開飯，所以，先割完的人抽一口煙后，要回頭幫助我割完，然後領取白面大餅一斤和炒菜一碗，裡面有一點肉。這樣的勞動強度（7個小時收割兩畝半小麥）在一般農村是不可能的，即使請「麥客」收割，也要有酒肉和工資，在這裡，一斤大餅就解決問題了。

大豆的收割是另一種情景，壠距70厘米，每人兩壠。成熟的豆角非常扎手，黃豆的枝又很硬，很脆，鐮刀根本割不斷，只能用刀尖勾住豆枝下端，再用力推倒，所以，收割時一直彎腰前進，同時一手不斷用鐮刀勾枝條，另一隻手不斷的推，用這個姿勢一直割完一壠，1000米，然後回身個第二壠，待割完第二個1000米，回到出發地頭，吃完兩個窩頭，休息一會，拔出手中的無數小刺。可以算出，收割1400平方米（兩畝多）的大豆，其代價是窩頭兩個，勞改隊的生產成本就是這麼低。

當然，勞改隊的產品還有畜產品，我們農場的養豬場就有相當規模，飼料就是榨油廠的豆餅和糧食加工廠的下腳料，冬天吃胡蘿蔔，我曾為養豬場設計並主持製造了一台凍胡蘿蔔破碎機，其成本不過是鋼材和一台電動機，這樣的事在普通場合是根本辦不到的。

既然勞改隊有如此優點，我國的勞改事業的確大有發展，黑龍江泰來縣就是這個省的若干勞改區之一，具體數量我不知道，但是一個三等小縣，只有一家飯店，兩個小百貨商店，一條短馬路，但卻有一個規模不小的公安醫院，專門為勞改隊服務，我在平反之前曾患大葉肺炎，就是在公安醫院住院治療的。

按照我國政府編製，縣有自己的勞改場，三棵樹這樣的勞改場是屬省勞改局領導的，市級行政單位也有自己的勞改局，北京就有掛牌的「北京市勞改局「。所以，中國的勞改系統是有相當規模的。小小的泰來縣就有一個新生機械廠，生產載重7噸的龍江牌卡車，發動機和電器由外廠供貨。北京的新都機械廠更厲害，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就可以生產載重15噸的太拖拉卡車。

在三棵樹農場北邊有烏蘭農場，是一個老場，在高大的白楊樹下是一排排紅磚房，院子里曬的是紅辣椒和水果乾，一片秋收后的田園風光。我猜想是就業農工的家屬院。

烏蘭農場有一座水電站，當年的勞改犯利用地面的坡度修建了一條地上河，將流過農場的一條河的兩岸隨地勢加高，經過十幾公里后，水頭被抬高了十多米，水壩下的水輪機便得到了動力，看著高大的水壩和地上河，聽到轟轟的水聲，再想到勞改犯在烈日下抬土築堤岸的情景，我們對國家的建設是出了大力了。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勞改系統每年所創造的財富到哪裡去了？每年的國家財政收入中從來沒有這筆帳，經濟學家們在研究中國的發展時，想到這個問題沒有？制定國民經濟計劃的官員們又是如何對待這筆財富的？

三棵樹農場不過是我國無數勞改農場中一個小規模的，機械化水平遠超過當地農村，用大型拖拉機配圓盤耙和播種機，田間管理和收割靠人工，也用一些聯合收割機。運輸基本上用汽車，而當地農村則用馬車。從我所經歷的三個農場來看，勞改農場除了對犯人進行懲罰性勞動外，還有一層用意，就是大規模低成本勞動。建國這麼多年，這些財富總計有多少？幹什麼了？說到這裡，插入一段小事。北京有一個天堂河農場，專門養鴨子，這種鴨子要吃魚肝油和魚肉，供北京特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