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1967年「武漢事件」及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上）

導言

1967年的武漢「7.20事件」在文化革命的歷史進程和歷史的再反思中，處於什麼位置？這是毛澤東文革路線的歷史被顛覆后、事件發生半個世紀后，應該認真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從歷史過程的原質和追求毛澤東文革原意的革命造反群眾的價值觀看，「7.20事件」是對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革命運動的一次群體性的抵制與反動，鬥爭實質上直指毛澤東的文革理念與方針路線，以及擁護該路線的造反群眾。「7.20」群體性事變的初衷是用帶暴力性傾向的部隊嘩亂和民眾請願鬧事抵制中共中央，以改變或結束毛澤東在武漢推行的文革路線。甚至早在1967年8月——「7.20」后的運動走向，也似乎選擇了「改變」和「結束」文革；該事件本身及後續歷史的發展，形成文革初期歷史進程的一次關鍵性轉折。在對長期被封存的各級各派當事人集體記憶——口述資料和實際歷史過程的考證基礎上，本文澄清事件的過程與真相，闡述事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以及大家都應當沉思的歷史經驗教訓。

1967年上半年，隨著上海的「一月革命」、全國進入奪權高潮。二月，中央上層對運動方法和路線發生辯論，以及帶普遍性的外在形式上的軍隊與造反群眾衝突，文革運動被改變為「鎮反運動」，形成文革運動的新推進——和再一次自上而下的對文革的懷疑和反動，是對於毛澤東及其文革的一次全面抗擊。春夏之交，群眾性持續造反——對於人民的政治生存和革命權利的執著追求，衝擊黨政軍國家機器，運動以否定之否定形式再獲推進。與此同時，傳統的體制性的對抗文革力量迅速完成著從思想到實體的整合，從而以群眾思想認識對抗為外在表現形式的政治衝突升級到武鬥暴力衝突，對反傳統體制的革命造反群眾的鎮壓也發展到頂點。發生在武漢的「7.20事件」就是其最典型體現之一。傳統的體制性力量在該事件前後提出的對文革路線及其階級路線的疑惑，正是質疑、抵制文革派別與文革派的一個重要理論衝突點，既是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也無不體現了社會學的深邃價值。對於這種帶群體性的政治反抗，毛澤東主席沒有簡單採用一年來對待黨內和上層鬥爭的方式加以抗擊和壓制。但文革司令部推進運動之意圖和革命群眾理解的「大民主」造反，也嚴重忽視了基於體制性的、群體性的對毛澤東文革原本意圖的反抗力量。司令部的忽視，表現在過於相信精神、輿論和中央——即毛澤東的權威力量，無視了武漢這樣一個近代工商業都市中，社會與政治層面一些隱伏的矛盾；群眾兩派的局限在於都始終難以真正理解毛澤東文革的宗旨——某種意義上在於探尋一種我們這個革命政權與體制持續、發展的更好模式，也不明白周恩來一再提醒紅衛兵小將——「政策對於正確路線保證」的深刻警告，更不熟悉現代政治遊戲的規律及不可避免的迂迴，暫時持有不同認識的普羅大眾更不明白什麼政治的權術。

在文革的推進和抵制的兩大思想傾向與政治流派的博弈中，1967年突顯地表現出一種傾向竭力壓制另一種傾向，去追逐、競爭另一種傾向，互為因果，互相促進、攀升，鬥爭反覆加強，文革對於傳統的超常衝擊、傳統體制對於文革的反彈劇烈，矛盾日趨激化。「7.20事件」對毛澤東文革司令部和文革路線本身的反動，刺激了群眾性的對軍隊和國家機器的全面質疑與進一步衝擊；與此同時，無政府主義作為對於機會主義罪過的懲罰，也被推到極致。在武漢這樣的有大革命底蘊的碼頭城市中，不斷強烈表達的群眾運動的獨立傾向時隱時現。從而，並非完全因當時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派的直接反對，而是基於傳統體制性的力量對文革變動的強大惰性，也基於文革司令部內部的重大思想與工作方法分歧，毛澤東不得不改變策略，拋出左翼激進文人，避開政治危機，以平息「軍憤」、「黨憤」，回歸秩序，警示與約製造反群眾——防止運動過激觸礁。文革的進程終於在開始清洗文革司令部內部的激進文人，和在造反群眾中清洗「反革命5.16」分子，開始發生重大轉折，出現迂迴、退卻。司令部內部、最核心領導人的思想與方法分歧，裂痕開始擴展，甚至延及到這場運動的最後。

不過，文革1967年的「熱月」，並不像一些文革歷史學者那樣傷感與膚淺認為——由於文革司令部對「武漢事件」的處理直接導致，本文也不對「熱月」本身進行研討。「武漢事件」的必然性及事後相關形勢發展變化，僅是產生熱月的成因之一。

「武漢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后出現的熱月，留給後人相關的歷史啟迪和教訓。

「武漢事件」以及毛澤東文革司令部對問題的處理與「表態」，成為文革初期，以推進與抵制、造反與保守拉鋸爭鬥為標誌的一個頂峰。文革進程從發動、普遍的反秩序反傳統和持續上升向前推進，轉化為相對收縮與回歸秩序。在武漢革命造反派群眾眼中的「七月『成功』」，正孕育著接踵而至的他們感覺的「八月『失敗』」。

對武漢反文革路線的「7.20事件」的反擊和批判，解決不了革命派嚮往文革的勝負問題，明眼人早已看到，武漢和周邊地區的1967年的「紅八月」，為近期的「熱月」和「終究」的「熱月」，埋下伏筆。武漢一個資深的教授教誨我，歷來投身政治運動失落後，知識分子的出路要嘛去從商，要麼去書齋做學問。

文革的群眾性革命造反終究被反文革的正統體制性力量顛覆，成為必然。

毛澤東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群眾民主、同一契合的思維模式，未為兩派群眾真正接受與貫徹。他對自己親自創建的新的國家黨政體制的疑慮，他對於抵制文革的體制性力量和愚鈍武人的寬厚引導和政策迂迴，並沒有能得到文革所衝擊的體制與秩序的認同、理解；文革司令部對於當時一再抨擊的無政府主義的否定，和按馬列主義教義的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劣根性的再三調教約束，也未能被缺乏政治素養的革命群眾真正接納。現在看來，文革前非常意識形態化的省市當局，對武漢中下層群眾和社會的正統意識控制，對群眾運動的把握，並不如其他一些工商業大城市成功，比如說：上海。

毛澤東關於改善黨和國家機器的思量與嘗試，在武漢事變和「熱月」受到嚴重干擾和阻遏。文革派的輿論和群眾，把部隊幹部的所謂路線覺悟期望到教條化地步；實際上，對革命戰爭年代過來的老軍人而言，在文革中，與其說當時萬眾矚目的路線衝突居於首位，毋寧說革命過程里的生死情誼、軍地差異、對革命戰爭建立的新秩序的恪守、維護，對於我們革命獲取的政權合法性的簡單理解，以及傳統打江山坐江山意識、山頭宗派衝突與個人、團體過節影響著乃至決定著現實的是非取向。這些，無疑削弱甚至抵消了毛澤東讓軍隊打思想仗、政治仗，為繼續革命保駕護航的初衷。期望老將帥們真正理解、支持文革，通過文革群眾運動，來取得從革命者到新的國家管理者身份的轉型，取得徹底代表人民的根本合法性，實在難以實現。

「7.20」是對毛澤東文革理想的第二次挑戰和打擊，預示了未來對於文革的徹底顛覆——體制性力量對於毛澤東文革路線和政策的權威性的顛覆。

「7.20」是初期文革運動眾多矛盾交叉的一個契合點、爆發點，它使不同利益取向和觀點的人們長久地爭議毛澤東文革的初衷和功過，文革是「該」還是「不該」？也使人們從文化的範疇沉思中國政治與社會矛盾、黨內歷史和現實鬥爭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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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下旬，我已離開部隊，被分配到河南農村鍛煉，參加「整建黨」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便在打麥插秧后休探親假，第一次遊覽了岷江-都江堰、烏江-遵義、花溪-貴陽、灕江-桂林，瞻仰湘江-長沙-韶山，再趕回母校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恰逢1969、70屆同學畢業分配。他們剛從「鬥批改」的大別山區驚惶失措回到武漢，「樹倒猢猻散」般悄然離開學校，並傳告我：「老夫子」陳伯達親自誘導，在文革熱鬧一時的水院，挖掘出龐大的「5.16反革命集團」，軍、工宣隊正在等待學生們上門自首。過去鼎沸的學生宿舍現在十分冷清、零亂狼籍，我在低年級同學的宿舍，偶爾發現一本丟棄在床上的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單行本。我耐下性子，在蒸籠般熱騰的蚊帳里翻閱這書，開篇就讀到老馬克思那震撼心靈的話語：

「除了很少的幾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編年史中的每一較為重要的篇章，都題名為革命的失敗！

但是在這些失敗中陷於滅亡的不是革命。陷於滅亡的是革命前的傳統的殘餘，即那些尚未發展到尖銳階級對立地步的社會關係的產物；陷於滅亡的是革命政黨在二月革命前沒有擺脫的一些人物、幻想、觀念和方案，這些都不是二月勝利所能使它擺脫的，只有一連串的失敗才能使它擺脫。」

我彷彿被老馬克思話語的閃電擊中。

我在悲憤里離漢北上，感到：我們又遭遇了「江南一葉，千古奇冤」……！

無疑，文革的造反學生，在經歷了1967年文革反對派狂宴般的「7.20事件」僅僅三年之後，正徹底遭遇自己的「滑鐵盧」，在領受對文化革命的一連串譴責和文革的失敗。當年，我讀法國革命史，比照馬克思的原話在思索：如果說不是文革本身陷於滅亡，那麼，陷於滅亡的是文革前的什麼傳統呢？是革命的共產黨沒有擺脫的哪些人物、幻想和觀念呢？1967年被樸素的民眾幼稚地比之為「七月革命」的勝利篇章，為什麼迅疾轉為革命的失敗呢？這也是我苦思了幾十年的問題。整個文革的問題過於龐大複雜，需要一部部專門史（範疇和學科、地區和階段）來分別闡述，要一大部真正科學的、屬於人民的文革通史來研究論述。但對一個地區震撼性的和全國運動關鍵性的重要篇章——「7.20事件」，今天多少應該來事後談史了。

一、「7.20事件」史實的回顧與廓清

對於沒有專門研討過武漢「7.20事件」的海內外朋友與年青學者，需要首先回顧史實和廓清事實真相。

1967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親臨武漢試圖解決武漢北文革問題；湖北省軍區獨立師部分指戰員和武漢群眾組織「百萬雄師」，抵制中央處理問題精神，衝擊武漢軍區和東湖賓館，揪斗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全市武裝遊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線與方針，形成在文革發展變化中有重大和深遠影響的「七·二○事件」。

周恩來7月18日在武漢軍區的總結講話，交代了武漢分歧的由來與發展：「1·26奪權就奪權，2·8聲明出來，很多人支持的，2·8聲明儘管它觀點有錯誤，但奪權方向是對的……」但是軍區卻組織了對群眾造反組織一個聲明的大批判。周接著指出：「不管怎樣……不該把2·8聲明看得那麼嚴重，因此就出現了「2·18」，「3·21」，由於沒有把奪權問題看成主流，而接連出的錯誤，工總的圖片是醜化工總……」。軍區發布「3·21」通告，解散了幾十萬人的造反群眾組織工人總部。學生組織二司受到批評指責，所以周恩來說：「二司在『3·21』以後日子是不好過的，……當時說了工總解散就解散，這樣無組織無紀律，可是我們當時想的是，這是一種思潮」。「『百萬雄師』是4·16開始醞釀，5·16成立，說明當時武漢軍區的指導思想。當時我們沒有指出完全有錯誤，而你們繼續了錯誤思想……你們的指導思想不是糾正錯誤，而是發展。你們的6·4公告出來就使「百萬雄師」得到合法發展。6·6通令出來，六月七日「百萬雄師 」就有調整……在軍區開過會，六月八日發出緊急動員令，是開展全市大反擊，幾個武鬥的出現造成群眾的對立。……把這四個文件（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夠了。好的壞的，武漢形勢的發展有幾個問題處理不好，虧理，所以他們就要抓頭頭，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

本來是個群眾認識的分歧問題，軍區非要弄到鎮壓「反革命組織」，結果武漢各個造反組織團結起來，喊出「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的過激口號。而「舊的習慣勢力，保守舊的社會秩序」（周語），醞釀組織起龐大的「百萬雄師」支持軍區對造反派的鎮壓，挑起系列大武鬥，造成緊張局勢。所以周恩來說「這主要責任在武漢軍區負責同志」。並建議：「武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錯誤的是工人總部的解散。中央建議陳再道和鍾漢華進行自我批評。出圖片，是嚴重打擊，壓制了群眾，要徹底平反，釋放被關押的造反派頭頭」。「第二、肯定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第三、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你們解散工總可能受我指名的影響。第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進行報復，這個工作中央幫助來作」。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武漢軍區的總結講話，概括了運動的過程，問題所在及其性質，解決問題的方針、思路，是認識事件之前中央精神的一個關鍵。

通過重新發掘文獻和歷史記載、群眾組織和中央的調查、訪問重要的當事人，考證一些事實，圍繞中央處理武漢問題、「7.20事件」，基本歷史事實如下：

1．從著手準備處理武漢問題，到具體解決武漢問題、處理「武漢事件」，特別在事件的善後工作中，周恩來始終起到決定性的核心作用

其中，最關鍵的當然是7月18日周恩來總理在武漢軍區二級部長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代表毛澤東主席和中央對解決武漢問題的表態，表達與貫徹對處理武漢問題的基本方針，接踵而至的「7.20事件」，針對反抗的也正是講話的精神實質。

周恩來有規範的信息渠道與機構，如「文化革命聯合接待室」、總理辦公室、總理聯絡員、中央文革記者站。他對於解決武漢問題，早有自己的實際調查研究與思想準備。受毛澤東委託，他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代表中央處理多個省市的問題。從本質上看，這些地方問題與湖北武漢並無二異，都是軍隊介入以後，造反派與軍隊矛盾、兩派衝突加劇。中共中央指導武漢地區文革運動的精神，應與當年其他省市問題的處理原則無二：批評部隊在支左工作里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造反派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團結對象」。歷史地看，中央認為「大聯合奪權」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

現在知道，中央文革在毛、周到武漢前，並未正式研究過武漢問題，對武漢下什麼結論，但周恩來對武漢形勢完全知情，有自己的看法，他與毛澤東倆人在67年7月10日前，連續三日商議，並於13日在碰頭會宣布毛、周率軍委其他領導南巡的決定，毛澤東在會上也沒有對武漢多說什麼，僅僅談了宏觀形勢與任務，表示要去調查研究。而周恩來代表中央的7月18日講話提綱，是他在東湖聽取彙報、與毛主席商議后，在當地草就的。

事件發生以後，周恩來於7月20日下午飛抵武漢，組織將毛澤東轉移到上海，命令軍區尋找王力，調動部隊，平息武漢事態；旋即率謝富治、王力等離漢返京。

2．在毛、周到達武漢前夕，武漢軍區陳再道司令員、鍾漢華政委為軍區支左工作定調子

陳後來在中央學習班的檢討中也說：「7月9日常委會定調子，7月10日開各大單位負責人會議，明確的很肯定的統一口徑，統一思想，說沒有方向路線錯誤，工總不能翻案，批判二八聲明是對的，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把百萬雄師加以美化……『七.二零』事件為什麼起來？以前就有這個思想，我們貫徹了這個反動思想，蒙蔽了群眾。以後聽說錯了，有方向路線錯誤，工總要翻案，（群眾）就保護我這個反動路線。長期這樣，所以一下子翻過來，群眾不願意……」。

3．毛、周到達武漢對軍區做工作前，業已出現懷疑中央的輿論和謠傳：

「（獨立師）向連隊的戰士們大量灌輸惡毒污衊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輿論，把『三新二司』的學校和他們所在的民眾樂園描寫成恐怖世界，人間的地獄，渣滓洞的宮殿，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將說成混蛋流氓和殺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說『6.17』大血案，解放軍去制止武鬥的一個加強團的人被民眾樂園的牛鬼蛇神殺了一大半，邱少雲生前的英雄連隊死的只剩十幾個人，一個空軍女廣播員被『三新二司』拉進民眾樂園脫光了衣服，開腔破肚，割了腦袋，說他們殺人放火，搶友好商場、搶糧店等等」。2

16日，武漢三鎮大街上就已開始出現「百萬雄師」的大標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欽差大臣」，「強烈要求謝富治、王力到工農中來」，「強烈要求王力、謝富治到工農群眾中去」、「強烈要求王、謝首長下連當兵」。17日，凌晨謝、王一行到「百萬雄師」總部，王力強硬批評其頭頭，接見非但沒有增進溝通了解，還促使了「百萬雄師」對中央文革的極度反感抵觸。3並沒有參加此次接見的湖北省勞改局軍管會代表翁某，就在17日說：「王力是知識分子，是相信知識分子的，是執行臭知識分子路線」；「這次王力這樣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問題，『百萬雄師』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時候部隊才不管的」。這真是一個天才的預見！19日，軍代表張某對「百萬雄師」說，「中央最近有個別人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其中有：河南省軍區支左方向錯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組織。毛主席看后，將這兩條劃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現在，中央把全權交給了武漢軍區，因為武漢軍區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過，運動至今還沒有開槍打死過人」。「江西軍區指戰員被迫轉入農村」；「中央某同志說產業軍是保守組織，與貧下中農相處很好。現在成都物資緊張，生活困難……關於成都問題，中央作出決定后，部隊不通，其中8個戰士徒步上北京，要將材料親手交給毛主席，對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4．在軍區彙報、周恩來談話時出現的抵觸與衝突：

周恩來與陳、鍾談話做工作；但陳再道仍十分抵觸，不滿周的講話。周苦口婆心勸說陳：文化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經驗犯了錯誤；錯了改正就好；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是要打倒你們。主席對此都已經表態了嘛！但陳再道依然不滿，將整理的工人總部的材料送給周，甚至揚言讓總理去調查嘛。說：「毛主席自己說要相信幹部的大多數、軍隊戰士的大多數、群眾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說你有什麼了不起，你……我還不知道」？以至指著周的講稿揚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4

陳再道後來檢查說：（我）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號的指示，要我們做好部隊工作，做好「百萬雄師」的工作，也未傳達，也未去做。……周總理講了，不是真通……總是他（指總理）在講，自己還在那裡叫把過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為什麼叫送上去呢？總是思想感到他們（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沒有看到這方面，沒有看到全面。我在那裡表態，心裡總還是抵觸的，不願意堅決貫徹。鍾政委事後檢查說5：14日「總理向陳再道和我傳達了主席的寬大關懷和又嚴肅的警告，要我們不要把屁股坐在『百萬雄師』一邊。…我們…聽不進去，也不向常委傳達。謝副總理和楊代總長都和我們打了招呼，說工總要翻案。我們……仍按原方案彙報。為了穩定決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兩日的彙報中，中央首長的插話又進一步明確了我們的大方向錯了，工總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對的。顯然我們的攻擊失敗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隊（各大單位的領導）調上來攻擊中央。要中央聽聽下面的意見，其實都是我們定的調子。下面對『百萬雄師』、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觀點和見解的。特別是『百萬雄師』挑起大武鬥以後，這是再次企圖逼中央照我們的方案辦」。

5．省軍區獨立師擅自將總理講話要點傳達基層，挑動部隊反彈

武漢軍區第二政委鍾漢華後來檢查6是準確的：「周總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傳達，我批准蔡炳臣傳達了（按：7月18日晚），這是『7.20』反革命暴亂爆發我點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謝副總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辦，反而叫大家快傳達，分秒必爭。這是我點的第二把火」。

18日夜，軍區會議精神由獨立師蔡政委決定傳達到團級幹部，次日又傳到排級幹部，並把派出去的軍代表叫回聽傳達。蔡說：「我和師長本來是代表大家意見去向中央首長回報的，但一看氣氛不對，總理和王力根本不願聽取大家的彙報。鍾政委在彙報時說一句，總理問一句，問得鍾政委答不上來，只好把彙報提綱放在一邊作檢討。軍區後勤和其他單位觀點都是一致的，在彙報時也被頂回去了。我們彙報對新華工看法時，王力很反感……總理和王力很注意我們兩個」。「王力講，三新、二司打解放軍是對解放軍的最大愛護。王力把『百萬雄師』的優點都變成了缺點」。群情激憤之下，牛、蔡說「你們對外不要提總理說的」，暗示把矛頭指向王力。

蔡又向8201機關幹部傳播謠言說「王力的老婆是新華工的副教授，難怪新華工的消息那麼靈通；兒子是二司的頭頭，所以王力說二司好」；牛插話「王力是國民黨員，還是從公安廳查到的，還來不及向中央報告」；對於王力的政治謠傳，在15、16號已經在社會上散布。

軍區秘書科揭發：19日下午軍區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時，獨立師的戰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來造反，反對「四點指示」，（當時謝、王正在傳達總理指示）但是機關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點指示」，為何獨立師知道那麼早？又沒有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結果造成部隊思想大混亂，甚至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7

19日下午，蔡政委氣沖沖離開軍區會場，牛相繼退出回到師作戰部，牛對部下大發怨氣，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9時，8201的49人衝進軍區，硬要謝接見，回答問題。並質問軍區：王力憑什麼把擁有120萬人的群眾組織打成「保守組織」？23時半，8201各團宣傳車在師部集中，準備上街。蔡說「去就去吧，要守紀律」；有200多指戰員圍著軍區二號樓大鬧。

對獨立師的異常行徑，幹部曾提出疑問和意見——19日晚12時許，六團翟團長顧全大局，當面向蔡提出「要採取措施，不能讓部隊上街」，蔡氣沖沖地回答：「什麼上街不上街，不開槍就行」。

6．獨立師領導縱容和參與了揪斗王力和擴大事態

某些人在19日下午將「百萬雄師」首要頭目接去，面告毛主席就在東湖的絕密消息，授意群眾去向中央反映自己對武漢文革問題的意見。8 半夜至次日凌晨，獨立師幹部和「百萬雄師」在軍區密謀衝擊東湖賓館、揪斗王力，名曰要求中央首長接見，與王力談判。

「百萬雄師」衝擊東湖賓館中，警衛人員多次向獨立師首長牛、蔡報告情況，而牛、蔡無動於衷，不向軍區報告，也不積極設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時許，牛才到現場也並不採取果斷措施，放任圍攻、綁架王力，說：「讓王力上車吧，上了車還好些！」並親自參加在軍區內對王力的批鬥。事件發生之後，蔡探問大家看法，有機關幹部尖銳指出其性質是兵變，蔡當即回答說：「不要把問題看得太嚴重了，……黨中央、毛主席不會那樣處理」。當晚，蔡又說：「這次我帶了頭，創造了談判條件，以『百萬雄師』和軍隊為一方，以『三新二司』為另一方到北京去談判」。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傳車約50餘人到師部開會，蔡作了新布置，講：1、這兩天他們做了一個大好事，把群眾發動起來了，火已經點起來了，迫使武漢軍區作檢查的公告不能發表，創造了去北京談判的條件。……2、火已經點起來了，現在要求大家穩定下來，準備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來整理材料。

22日晚經蔡口述，傳達四條緊急命令，再次規定要堅信師黨委的決定是正確的。

7．「百萬雄師」部署繼續抵制、散布謠言

20日獨立師幹部戰士和「百萬雄師」在軍區批鬥王力，強迫他對武漢問題重新表態；又在全市組織大規模武裝遊行，呼喊反對中央精神的口號，掃蕩革命造反派。

當晚，「百萬雄師」會議擬出行動綱領：1、「要揪住王力，千萬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們就取得了主動，就逼得總理來武漢。那時候，由『百萬雄師』出面，和總理在武漢定盤子。軍區不能出面，他們不方便。『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他們不能怎麼樣」。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緊張局勢。『百萬雄師』必須保證每天有20萬以上的人上街遊行，迫使中央不能對武漢問題表態。與此同時，要封鎖機場、車站、碼頭和長江航線，決不能讓王力跑出武漢」。3、「全面奪省市委的權，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央承認」。21日上午，「百萬雄師」召開奪權動員會議，一號頭頭俞文斌說「今天請大家來商量一個十分重要的事情。這個事情很秘密，在『百萬雄師』的勤務員中，也只有四個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講，使我們很被動。我們要變被動為主動。我們醞釀了一下，打算奪省市委的權……」。下午，「百萬雄師」開會，將「臨時聯合代表團」改為「專揪王力聯合指揮部」，訂出計劃：組織力量控制水陸交通，不準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王力問題由「專揪王力聯合指揮部」負責批鬥；堅決不準為工總翻案，誰翻案誰負責；關於揪王力問題要通告、通電全國，爭取外援。

23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謝、王回到北京，周總理等到機場迎接的消息。被壓制了幾天的革命造反群眾無不歡欣鼓舞。晚上，「專揪王力指揮部」有人針對中央對事件的表態，秘密制訂計劃，準備啟用人武部掌管的槍支彈藥，裝備60萬人抵抗；組織10萬人徒步進京告狀。此外，「」百萬雄師頭頭召開會議還決定武器不上交，組織不散，如果抓「百萬雄師」的人，加倍還擊。24日，「百萬雄師」出動了百餘輛卡車遊行，呼喊「打倒陳再道」的口號和「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

在事件整個過程中，他們散布大量所謂「毛主席語錄」和謠言：「百萬雄師大、好、純，是個創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發現：「一、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紅衛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漢的『百萬雄師』」。

形形色色的「北京來電」：

「中央文革來電」：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關於武漢問題的表態，中央不知道；中央將派周總理和陳伯達同志來武漢解決問題；三、謝副總理和王力是來武漢了解情況的，不是來處理武漢問題的。

「中央軍委來電」：一、武漢部隊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二、為了滿足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萬雄師好，陳再道好。

8．抗爭的矛頭已指向毛澤東與中共中央

20日下午，在獨立師師部，師政治部主任進來專門探問蔡炳臣政委「那個人呢怎麼樣了」，並追問「那個人呢！？」蔡反問「哪個人」？「就是那個游泳的人，問那老頭子那地方」？！後來師作戰科長和幹部科長盤問張根成（中央文革工作人員），並說：「你們中央帶著框框下來，不深入群眾，不調查研究；來到武漢就到知識分子窩裡鑽。你們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識分子，不要工農兵……你們中央奪軍權」！其實，早在7月19日，有人專門用小車接走「百萬雄師」一號頭頭，授意群眾去向毛和周請願，有人專門告訴百萬雄師揪斗王力的組織者：毛主席就在東湖。在他們批鬥王力時，軍區副政委要29師張政委讓群眾頭頭放了王，傳達總理指示——派代表商談解決武漢問題。一個頭頭居然把桌子一拍，說「武漢問題，就在武漢解決，毛主席就在武漢」！9顯然，動亂的挑動與組織者明明知道毛澤東在武漢而為之，就是要向毛主席、黨中央施加壓力。

在游斗張根成時，車上的軍人率直地指責：「中央文革都幹了些什麼事？把80萬人的『產業軍』打成『反革命』，在內蒙、河南幹了些什麼？把解放軍打成『保皇派』」！對抗情緒十分激烈。在連續幾天的活動里，有人在軍區大門外激憤議論：「謝富治算老幾？能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嗎」？「揪出謝富治」！兩個軍隊幹部說「謝富治想跑，老子海陸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脫」？支左辦公室門前守衛對旁人說「過去壓，壓得服，現在就不行了。我們解放軍的槍杆子是不好使喚的」，有人講「揪出謝富治的後台」！一群眾對一個「百萬雄師」群眾說「你們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說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兩個反革命來漢支持反革命」。一個軍人說「中央要解決武漢問題，沒有我們武漢海陸空三軍通過，就不成！」

武漢測繪學院有署名「三司」的標語寫有：「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一些大標語很說明問題：「誰為工總翻案就叫他刺刀見紅」，「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槍斃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條褲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陳再道，不要謝富治」。「三司」有人貼出大字報「質問陳伯達」說陳是王力的後台；甚至有人居然公開說「不管周XX資格有多老，職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馬」，矛頭直指周恩來。

以上儘管都是軍民群眾的個人一時憤激的言論，但典型地反映出蔓延三鎮普遍的對抗情緒。

20日周恩來將重返武漢，陳再道也說「周總理來了又怎麼樣，還不是和王力一樣」！在獨立師師部有人說「聽說總理和伯達要來」，回道「他媽的兩個人還不是一個調」！實際上，軍隊的反彈，來自於一些領導幹部對周恩來講話與態度的極端反感。

9．實際上王力沒有泄露總理講話激化衝突

輿論總是宣揚王力泄露了「四點指示」激發了騷亂。甚至幾十年來多數研究者也人云亦云。實際上7月19日凌晨，謝富治在水利學院講話，並沒有傳達或提到中央處理問題的精神。王力接著謝富治發表激情和煽情的講話，也沒有傳達什麼四點指示，而是談了幾個意思：堅決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團結多數；造反派要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正確對待解放軍。從講話內容看，王力在群眾中沒有泄露或公開周恩來的講話精神，其大意是在當時中央的原則中的。在當時的具體背景下，這些精神當然是正確的，是按總理講話精神引導群眾的。況且7月19日群眾對王力在水院講話並沒有反應；如不是獨立師傳出似是而非消息，挑動「百萬雄師」到軍區公開鬧事，武漢三鎮根本不知道什麼「四點指示」，何來造反派在大肆宣傳了所謂的「四點指示」呢，豈非60年代的「東湖縱火案」嗎？

10．「7.20」中的武鬥是6、7月對群眾武力鎮壓的繼續和惡性發展

「7.20事件」中，鬧事者對中央代錶王力的武鬥之外，他們在武裝示威中，繼續對不同認識的普通群眾，採取了掃蕩性的鎮壓。20日，「百萬雄師」大打出手：在警報聲和「『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口號聲下，圍攻和衝擊武漢鋼鐵公司、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華師一附中，掃蕩和抓捕造反派學生、教師。馬路上的群眾，一旦被人指認為造反派，即被毒打。

21日，獨立師、「百萬雄師」繼續武裝遊行，衝擊湖北大學，併發射數百發子彈；幾個人（包括賣冰棍的孩子）倒在「百萬雄師」長矛下，並刺傷保護孩子的8199部隊戰士，湖北大學200餘人被關押。一些中學校受到洗劫。深夜，「百萬雄師」電話不斷打到水利學院總機和其他院校，威脅道：「今天晚上血洗你們學校」！

24日「百萬雄師」發起對體育學院和測繪學院的攻擊，並刺傷制止武鬥的解放軍。直到次日上午11時周恩來親自來電制止，車輛才散去。

這些暴力事件，就發生在毛澤東、周恩來身在武漢之時。

11．當年黨中央對事件的處理

周恩來與謝、王等回到北京后，新華社廣播消息，全國掀起譴責「百萬雄師」、支持武漢造反派的巨大聲浪。

22日凌晨，毛認為：陳是蠢人，頭腦簡單，思想反動；離開以後，北京採取的措施是對的；軍隊是要打仗的，主要是打思想仗。23日凌晨，周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指示以中央名義召陳、鍾和軍區、部隊部分首長進京。

25日，毛澤東就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的代擬複電：「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時十分來電並所附武漢部隊公告全文已經收到。中央進行了討論。認為（一）你們現在所採取的立場和政策是正確的。公告可以發表。（二）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隊人員和『百萬雄師』做工作，使他們轉變過來。（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機報復。（五）要警惕壞人搗亂，不許破壞社會秩序。」

得到毛批准的武漢部隊《公告》中將「七二零」事件稱為「明目張胆地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並稱事件「是在部隊內和『百萬雄師』內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煽動下進行的。而王任重和陳再道則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宣稱「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

26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會上批判陳再道，指事件為「叛逆行為」。

27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信稱此事件為「嚴重的政治事件」；表揚武漢造反派：「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為，一敗塗地」。「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並且改組了武漢軍區黨委。

12．毛澤東、周恩來逝世后，文化革命被「徹底」否定，「七·二○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複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漢軍區報告，為該事件平反；該報告稱：「『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幫』反對毛主席，反對周總理，反黨亂軍，挑動群眾斗群眾，以達到其破壞文化大革命、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親手策劃挑起的一個重大事件」。

小結：

「7.20事件」所表現出的以獨立師、「百萬雄師」為代表的傳統體制性力量，對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路線的反抗，在政治層面上講，的確是一次特殊歷史時期的事變，是對於毛澤東、周恩來的一次嘩變、民變，是最強烈的抵制，自然也是無產階級的黨和國家、軍隊關係決不能容忍的反叛事件；如發生在西方，也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決不容許的。鬧事者推崇固化的階級關係與革命對象理念，他們追逐發自其內心的謠言，狂熱地維護一個「過去的」說法，打擊進行中的現實的毛澤東。這是極端「無意識」下的極端有意識，是群體無政府控制狀態下的十分有（政府）控制。法國學者勒高夫所謂的沒有意識，「是自然的永恆內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虛無縹緲的觀念，是一些老生常談，禮儀和道德規範」，撇開這種西方的話語，文革中被保守的右翼勢力「無意識」化的東西，就是十分傳統的政治規範的觀念。「由於無意識行為已深深地積澱和植根於特定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成為影響甚至支配個人和集體活動及歷史發展進程的強大的歷史惰性力量」。（徐浩 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P161）反革命的學者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不僅僅是對於歷來造反群眾的分析（或詆毀），一些概括倒也十分適合於「7.20」中的「百萬雄師」的某些特徵；他認為「群體中的某個人對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傳染性暗示過程的起點……一個人編造的奇迹，立刻就會被所有的人接受」；「群體感情的一致傾向會立刻變成一個既成事實」。10 而衝動的群眾的偏執、專橫，在群情激憤中得以充分釋放與輾轉放大，許多衝突、突發事件，不都有這種特性嗎？

西方著名學者熊彼得的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在談到民主政治時，就述及勒龐的群眾心理研究，告訴人們「人在群集影響下其行為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在激動情況下思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衝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的突然爆發」，而且「群眾心理現象絕對不限於在拉丁市鎮狹窄街道上暴動的暴民。每一議會，每一委員會，每一由十幾位60歲開外的將軍組成的軍事會議，無不流露出暴民鬧事時那種十分觸目驚心的特徵，特別是流露出責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對非邏輯影響的較多的敏感」。

後來系列的顛覆毛澤東文革路線的所謂文革回憶與研究，把事件的觸發，別有用心地歸結為造反派狂熱擁護被王力泄露的中央指示精神。就如把1791年7月17日法國的「馬斯場」鎮壓，簡單看成為因為頑童偷窺——激憤的群眾懲罰的暴力——觸犯了秩序——觸發了軍隊（對和平請願）的鎮壓一樣。而法國在復辟時期的資產階級歷史學者，也早已走出這種偏執、低廉、表面的圈子。

「馬斯場事件」，是法國大革命中的右派勢力積聚已久的對群眾革命的恐懼、反抗的必然。「7.20事件」是中國文革運動的右翼勢力和群體，積聚已久的對於毛澤東文革路線與理論的困惑與恐懼表現，對領袖與廣大熱心支持毛澤東文革的群眾反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