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反貪：三反五反打老虎 毛澤東搞三反五反，是被黨內滋生蔓延的貪污受賄、浪費、官僚主義和不法資本家行賄拉攏腐蝕幹部、偷稅漏稅、盜騙國財、偷工減料、盜竊經濟情報等嚴峻形勢而逼上梁山，並非是「他搞政治運動在行」而發動的。
「三反」緣起1951年10月毛澤東建議開展的「增產節約運動」。當時在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正在並肩抗擊「聯合國軍」的秋季攻勢。中共中央政治局15日召開擴大會議，研究有關朝鮮戰局的各項問題。依據毛澤東提出的「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鬚髮展」的方針，會議確定從「節約兵力、整編部隊；精減機關，精減人員；收縮開支，清查資財；提倡節約，嚴禁浪費；組訓民兵，實行義務兵役制」五個方面解決財政困難。
在隨後召開的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毛澤東向全國發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號召。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增產節約運動由此展開。始此可見，毛澤東當時並沒有搞「三反」運動之意。
愛國增產節約運動展開后，毛澤東收到了東北局書記高崗送來的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報告除了總結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經驗外，還列舉了瀋陽市部分單位中揭發出3629人有貪污行為，東北貿易部檢舉坦白的贓款達5億（舊幣）人民幣，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嚴重，東北鐵路系統積壓上千億元的材料無人處理的嚴重問題。這不能不使毛澤東深感吃驚。
毛澤東想到：早在進城前夕，就向全黨發出了「敵人的武力是征服不了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了證明。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的警告。並提醒全黨一定要把李自成失敗的教訓作為前車之鑒，牢牢記取。特意把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冊子，號召全黨幹部閱讀，「引以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在從西北坡去北京那天，對身邊人說「是進京趕考」。在火車上毛澤東又對人講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還講不要做李自成。
毛澤東要別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了。他訪蘇回國途徑哈爾濱，哈爾濱市設宴招待，把熊掌、飛龍等做給他吃。第一餐飯因有胡志明在座免強吃了。回到住地，生氣地對身邊人講：這麼好的飯有沒有必要啊？沒有必要嘛！我們國家現在這麼窮，搞得這麼豐富幹什麼！去交待一下，從明天開始，還按我們在家的標準去辦。次日，他們改了，毛澤東很高興地說：「這樣子蠻好的」。同時交待說；「胡志明是客人，一定要招待好。」到了瀋陽，飯菜比哈爾濱安排得還好。毛澤東很生氣，接見幹部專門講了這件事。說我是不學李自成，你們要學劉宗敏，我勸你們不要學。二中全會剛剛開完，就忘了。我們還要繼續貫徹二中全會精神。我們不能這樣做。
他敏感到在增產節約中暴露出的問題的嚴重性，決不只是東北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問題。11月2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將東北局報告轉發全國，要求黨政軍各級領導重視東北經驗，「在此次全國大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並要求各地、各部門將有關情況及時向上級和中央報告。這是毛澤東向全黨發出進行「三反」鬥爭的第一個號令。
這充分表明，毛澤東開展「三反」，並非是「好鬥」，而是被黨內幹部中已經滋生蔓延起來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逼上梁山的，是為懲治和克服黨內已經滋生起來的腐敗現象。面對黨內腐敗狀況，他不可能視若無睹，而他像集中精力指導抗美援朝和鎮反運動那樣，又著手指導著「三反」運動。很快，毛澤東就收到第一批報告。他及時批閱，發現重要情況和經驗，立即以中央或他個人名義轉發全黨，並加寫批語。1951年11月30日這天，毛澤東轉發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送來的報告。他在批語中說：「此電第三項所提反貪污反浪費一事。實是全黨一件大事。自從東北局揭露大批貪污犯以後，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必請你們加以注意。」同日，他還將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第二書記劉瀾濤列舉河北省天津地委現任書記張子善、前任地委書記劉青山嚴重貪污浪費的事實的報告，立即轉發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批語寫道：「華北天津地委前地委書記劉青山及現任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自治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以防止黨被腐蝕的極大危險。
12月1日，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他在加寫的一段話中指出：「自從我們佔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1949年春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自此，全國範圍的「三反」運動正式開始。
從12月4日到7日，毛澤東連續轉發北京市委和中央幾個部的「三反」報告后，覺得問題實在嚴重，「三反」鬥爭非全民動員，大張旗鼓地進行不可。遂於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指示》，指出：「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直到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透過批示看到了毛澤東對貪污腐敗的深惡痛絕和反腐敗的決心，絕不能容忍這類醜惡現象侵蝕黨的肌體。同時，他又要求各級領導要查明情況，心中有數，「精細地掌握這一鬥爭。」
毛澤東為了精細地掌握這一鬥爭，他每天都要批轉大量來自各省市、各大軍區、中央各部以及地方黨組織的「三反」報告，擇其重要批轉全黨、全軍，把他們的經驗及時地加以推廣，並對這些經驗加以提煉、概括，提出指導性的意見和要求，藉以推動「三反」運動的開展。他並從這些報告中認定，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已極為嚴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猛烈的運動，就不足以「使貪污浪費猛瀾早日停止」。12月3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
12月31日，毛澤東在緊張的工作中度過了了除夕之夜，1952年元月1日18時半，毛澤東邀請黨內幾位負責人和十幾位民主人士在頤年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舉行的團拜會，毛澤東發表元旦祝詞：「祝我們國家在各個工作戰線上的勝利。…….我還要祝我們在新開闢的一條戰線的勝利，這就是號召我國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場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乾淨！」
團拜會後，毛澤東又為中央起草《關於立即抓緊「三反」鬥爭的指示》，他要求從中央到各省市，從各大軍區到各級軍區，立即抓緊「三反」鬥爭，縮短學習文件的時間，召開幹部會，限期開展鬥爭，送來報告，違者不是官僚主義分子，就是貪污分子，不管什麼人，一律撤職查辦」。時至1月中旬，毛澤東從各地報告中看出還有很多地方「三反」鬥爭還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大小貪污分了和浪費現象遠遠沒有揭露出來，他要求「務將一切貪污分子追出而後止」。並連續幾個晚上召開有周恩來、朱德、陳雲、楊尚昆、楊立三、安子文、蕭華、彭真參加的書記處會議，聽取時任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的薄一波關於最近「三反」運動情況的彙報，討論「三反」運動下一階段的工作，后約朱德、聶榮臻、粟裕談人民解放軍第二十兵團生產和「三反」問題；接著又召開有周恩來、朱德、陳雲、薄一波、彭真、黃敬、劉瀾濤參加的書記處會議。研究布署「三反」運動，以期把這一運動更加深入而廣泛地開展起來。
在這一系列會議之後，運動迅速進入一個新階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把「三反」推向高潮。在1月19日中直總黨委召開的一千人參加的高級幹部會議上宣布：貪污舊幣1億元以上的大貪污犯叫「大老虎」，1千萬元以下的叫「小老虎」。毛澤東要求全黨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他說：「大小老虎已經是資產階級分子，是叛變人民的敵人，如果不清除懲辦，必將為患無窮，我全軍對於貪污腐化犯法亂紀情節嚴重的分子必須一律予以懲辦，不得姑寬」。他認為若不「將全部應有的而不是無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乾淨，否則運動結束，勢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遺禍將來。」據時任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的薄一波回憶：「毛主席當年抓反腐蝕的鬥爭，真是雷厲風行，他看準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他不僅提出方針，而且親自督辦；不僅提出任務，而且交待辦法。在「三反」運動緊張的日子裡，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聽取我的彙報，甚至坐鎮中節委，參加辦公會議，親自指點」。
當全國「三反」運動進入集中力量打大小老虎的高潮后，毛澤東發現了有些地方出現自上而下的壓打虎指標，而且有層層加碼之勢，一些地方出現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辦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的情況，就立即指出：必須嚴禁逼供信，糾正錯誤。運動到高潮時期，必須喚起同志們注意這一點。2月9日，毛澤東在致高崗並告各同志的電報里指出：個別單位已出現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結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糾正），各地如出現此類情況請予迅速糾正。2月22日，毛澤東在轉發華東軍區「打虎」報告的批語中又指出：全軍打虎戰鬥已達高潮，目前第一要打盡老虎，不要鬆勁；第二要注意調查研究，算大賬，算細賬，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注意這兩條，就可獲得全勝」。2月26日，毛澤東在在轉發中直黨委「打虎」報告的批語中，再一次強調：「要材料，要證據，嚴禁逼供信，這是目前打虎作戰是否能取得完全勝利的關鍵的所在」。
毛澤東在「三反」運動後期的一個指導思想是：一方面對一般貪污分子，儘可能地從寬處理，甚至不劃為貪污分子，把大多數人儘快解脫出來，以利於團結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繼續要求深挖「老虎」，特別是「大老虎」。當「三反」進入後期時，中央鑒於查出貪污舊幣一千萬元以下的中小貪污分子佔全體貪污分子95%—97%的情況，曾規定「對其中情節不嚴重者，一般應免予刑事處分，有的還可以免予行政處分。這樣就有大約85%以上的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處分。對此，毛澤東認為此規定便於爭取團結教育改造大多數人，以利開展「三反」鬥爭和建設工作。同時，他覺得對很多的小貪污分子的行政處分還可更寬一些。提出在中央規定的撤職、降級、調級、記過這四項外，再加一項最輕的「警告」處分。並說，這樣就有約佔全體貪污人數70%上下的小貪污分子，只須給予警告處分就可以了，使大多數小貪污分子得到輕處，有利於團結改造。不久，毛澤東在給陳毅的電報中說：中央正在考慮不單是50萬元以下而是100萬元以下的所謂貪污分子，一般不作貪污而作佔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脫更多的人，便於教育。同日，他告訴周恩來，100萬元以下的人大部給予解脫，發一指示。
3月1日，李富春給毛澤東送去關於起草處理貪污分子的規定和追贓的規定，毛澤東當即批示周恩來酌處，說「還要寬一點，富春說得太嚴了。」到「三反」進入定案處理階段時，毛澤東特彆強調「認真負責，實事求是。」5月10日，他在中央轉發的《中南局「打虎」新計劃》批語中寫道：「現當『三反』運動進入法庭審判、追贓定案的階段，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這是共產黨人統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這個極其重要的批語對於糾正「三反」的錯案，防止「三反」擴大化起了重要作用。
同時，毛澤東在處理有真憑實據的「大老虎」上也是慎之又慎的。劉青山、張子善是「三反」運動中揭發出來的第一大案，毛澤東直接督促此案的處理。劉青山、張子善分別是1931年和1933年入黨的老黨員，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的領導幹部，曾在敵人的監獄中面對嚴刑逼供，堅貞不屈，表現出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概。但在和平時期，他們居功自傲，貪圖享樂，成了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虜。時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天津地區專員的張子善利用職權，先後動用專區地方糧折款25億元，幹部家屬補助糧款1.4億元，從修潮白河的民工供應站苛剝獲利22億元，貪污修飛機場節餘款和發給群眾房地補價款45億元，以修建名義向銀行騙取貸款40億元，總計貪污挪用公款約200億元（舊幣），他倆不還同私商勾結，用公款倒賣大批鋼鐵，中飽私囊，使國家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幹部群眾反映強烈。華北局及時將情況及逮捕法辦處理意見上報中央，毛澤東當即作出批示，肯定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
1951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決議開除劉、張的黨籍。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華北局報告了對劉，張「一致意見處以死刑」意見。12月20日，華北局將處理意見上報中央，提議「將劉青山、張子善二貪污犯處以死刑（或緩期二年執行），由省人民政府請示政務院批准后執行」。
12月29日下午，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對劉、張的處理意見。經過慎重考慮，並徵求黨外同志的意見，中共中央決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議，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對劉、張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12月3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人民日報》頭版將劉青山、張子善貪污侵吞國家資財的犯罪事實公佈於眾，同時發表了河北省委關於開除劉、張二人黨籍的決定。
公審大會前，有人提出可以向毛主席說說，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意見反映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說：「正是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這是一個很嚴肅的意義深遠的決定，是中國共產黨人法紀嚴明，公正無私的鮮明體現。」
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省省會保定對劉、張執行死刑，人心大快，稱頌共產黨廉潔清正，大公無私。讓國人清楚的看到：中國共產黨發動「三反」，懲治腐敗決不留情。中國共產黨人決不做李自成，決不背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不讓千千萬萬先烈的鮮血白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