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信仰或者利益，殘殺無辜者而充滿正義感，多麼可怕！

    一、擅長綁票的財政部長

    1931年11月，中共在蘇聯人的全力襄助下，在屬於窮鄉僻壤的江西瑞金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實際控制區域是贛南、閩西兩塊叛亂根據地，全盛時期也不過有21座縣城、5萬平方公裡面積、 250萬人口。這些地方多為老少邊窮，軍閥們都懶得哄搶之地，這是中共根據地能夠得以建立的前提。但是國家的順利運轉是需要稅收來保障的，靠蘇聯人給的盧布建國可以，要維持溫飽外加持續作亂就有點困難。中共的解決方法之一是發行「革命戰爭公債」，甚至還發行過所謂「五次圍攻決戰公債」。但是面對一堆窮人發 債效果可想而知。而當轄內僅有的鄉紳也被榨乾后，走投無路的紅軍領袖們和如今的索馬利亞海盜殊途同歸，想到了同一條道路——綁票。

    方誌敏在1931當選為蘇維埃政府「贛東北省「主席兼財政部長。這個財政部長籌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綁票。

    方誌敏初嘗綁票生意的甜頭是在1930年。當年7月，面對實在揭不開鍋的困局，中共贛東北特委書記唐在剛建議方誌敏領導的紅十軍奇襲距離不遠、守衛空虛的有 「錢櫃」之稱的瓷都景德鎮。方誌敏所部偽裝成國軍，兩天之內輕取只有一個營守衛的景德鎮。這次行動斬獲頗豐，除了留下贛東北蘇區自用的錢財珠寶外，僅解往 中央蘇區的就有赤金2箱，白銀48箱。此外，方誌敏此行還綁架了多名在景德鎮經商的外國商人，並將他們押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贛東北省省會」——葛源。在 得到這些外國商人的家人的巨額「贈款」后（據方誌敏女兒後來回憶，這些錢財是被綁架的外國商人「自願贈予」紅軍的），這些外國商人得以釋放。但是對自己的 同胞，方誌敏就沒有這麼客氣了。景德鎮富甲一方、也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瓷器美術大師鄧碧珊家產被哄搶一空，本人也被方誌敏無情的砍了腦袋。謀財害命、殺雞 取卵，這可能是當今的索馬利亞職業綁匪們所蔑視的。但對於革命者而言，這簡直是偉大的事業。紅軍打出的口號是「上等人一掃光，中等人不要慌，下等人來相 幫」。

    這次行動並不是方誌敏綁票生涯中最輝煌的。兩劫「廿八都」才是他的得意之作。位於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的廿八都自唐朝開埠以 來，不僅是兵家必爭之地，而且是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鎮。1932年6月，方誌敏故技重施，屬下的廣豐獨立團帶著大批「挑夫」，奔襲二八都，紅軍除了掠走大量 食鹽、布匹、現洋等數萬元的財物，還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屬共兩百多人綁回根據地，同時將抓獲的保長謝世仔放歸，讓其通知這兩百多人的家人速將足額 的「革命經費」送往蘇區，根據《衢州文史資料》中的《紅軍攻打廿八都見聞》記載，事後謝盛仔帶領本地一群青壯年，每人挑著八百塊大洋去紅軍駐地贖人。但有 些人贖回來了，有些人一如既往的被撕了票。最悲慘的是，兩個月後，方誌敏居然又再次洗劫驚魂未定的廿八都。再綁架地主和富紳三十多人為 「肉票」。經過這兩次洗劫，廿八都這個明清以來繁榮了數百年的商賈小鎮至此蕭條，再無恢復。

    二、師達能夫婦被撕票事件

   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失利，無力在根據地立足的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只能打著「北上抗日」的幌子倉促敗退。為牽制國軍，給主力部隊 的撤退留出時間和空間，中共將紅七軍和紅十軍合併，組成新的紅十軍，由方誌敏領導，改名「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但這隻所謂的抗日先遣隊並沒有奔 向有日本人的北方，而是徑直朝東，往根本沒有皇軍影子的安徽、福建、浙江殺去。

    1934年12月6日，抗日先遣隊下屬的紅十九師在師長尋淮洲的帶領下，佔領了安徽旌德縣城。

    美國傳教士師達能和史文明1933年在山東濟南結婚。當年11月底，他們一起從潁州回宣城，1934年初，他們繼續往南到一年前剛剛開闢的新傳教站旌德， 接替準備回國休假的由汪仁宣教士夫婦。他們發現群山環繞的旌德是一個相當荒涼的小縣城，仍未從太平天國之亂中恢復過來，城牆多已倒塌，雜草叢生，只有過去富貴人家留下的宗廟祠堂現實這裡昔日的榮耀。但正是這些祠堂所代表的宗族勢力構成了宣教士在中國傳福音的最大障礙。

    9月11日，史文明在蕪湖美以美會所辦的弋磯山醫院生下女兒愛倫（Helen PriscillaStam）。11月下旬，師達能夫婦及嬰兒小愛倫遷到旌德。這時，他們已經聽到紅軍來到皖南的消息，但是旌德縣長答應保護他們的安全。

    師達能牧師一家定居旌德不久，1934年12月6日早晨，方誌敏率領的紅十軍團佔領了旌德縣城。紅軍起先要求史坦付出巨額贖金二萬元，當此要求被拒絕後，便拿走了他們所有的財物。

     后他們逮捕了約翰並將他帶到總部。史施蓓蒂和出生兩周的嬰兒海倫，以及女傭和廚師暫時留在家中。後來軍人由來帶走了史施蓓蒂和海倫。女傭和廚師請求讓他們 離開，但受到了開槍的威脅。師達能一家關在一起。當晚，師達能寫了一封信給上海中國內地會總部，當然這封信不可能寄出。信中描述了他被敲詐和抓捕的過程， 然後引用了腓立比書1章20節:「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局長把信交給盧牧師，囑他到涇縣郵局寄出。在紅軍的總部，師達 能被命令寫信到上海內地會總部，全文如下：

    「致上海內地會親愛的弟兄們：今天在旌德縣，我的妻子、嬰兒和我已落在共產黨的手上， 他們要求二萬元贖金來贖我們。他們已拿去了我們一切所有的，但感謝神，我們心中有平安，並為今晚有一頓飯而感謝讚美主。求神給你們智慧，懂得如何處理，也 賜給我們勇氣和平安。衪無所不能，尤其在這一刻，衪是奇妙的恩友。

    今早事情發生得太快，傳了許久的謠言，終於演變成為令人擔心的事實。不過兩三個小時紅軍便佔領全城。根本沒有時間準備，一切已太遲了。求神賜福及指引你們，至於我們，無論是生、是死，都願神得榮耀。

    師達能一家被關進當地監獄，釋放了一些囚犯，為他們騰出空房間。在這期間，愛倫開始啼哭，一個紅軍士兵建議他們殺了她，因為她只會「礙手礙腳」。這時一個剛剛被釋放的囚犯問他們為什麼要殺死一個無辜的嬰兒。紅軍士兵轉向他問:他是否情願為一個外國嬰兒而死。這個人為了愛倫在師達能夫婦眼前被砍成碎片。不過，愛倫被允許活下來。

    次日早晨，他們被強迫行軍到縣城西南24千米的廟首鎮。在那裡，他們又過了一個晚 上，史文明被允許照看愛倫，將她妥善包裹。12月8日早晨，師達能夫婦被帶到廟首街上執行死刑。街道兩邊擠滿了人群。一個中國基督徒店主張師聖，一向是位很冷淡的信徒，這時卻突然衝進人群，請求紅軍不要殺害師達能夫婦。他們命令他回到人群中，但他仍不厭其煩的懇請赦他們一命。紅軍對他感到厭煩，闖進他家， 搜出了一本聖經和讚美詩。於是他也被帶到師達能夫婦身旁，以帝國主義走狗的罪名一同被殺。走了一段路，紅軍命令師達能跪下，然後將他斬首。幾分鐘后，史文明和 張師聖也被殺。師達能牧師年僅27 歲，史文明28 歲。

    12月8日上午師達能夫婦被押解出外行刑時，女兒愛倫被獨自棄置一旁。三十多小時后，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中國牧師盧Ke-chou潛回廟首，在一間屋內找到了孤兒愛倫，隨後又在大街盡頭的山坡尋得師達能夫婦的屍體，買了兩副棺木，將其安葬。盧牧師帶著愛倫和師達能在廟首寫的遺書，步行北上經過涇縣到宣城，沿途尋找年輕健壯的乳母喂哺她。宣城的內地會監督韓牧師將愛倫送到山東濟南，交其外祖父母，長老會牧師施醫生夫婦撫養，由一位中國母親照料她。後來她回到美國，由她的舅舅喬治和舅母海倫撫養。

    師達能夫婦是中國內地會第73、74位在中國殉道的宣教士，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閘路內地會總部禮堂的紀念碑上。廟首史坦夫婦的墓碑中間刻著十字架，十字架下面寫著：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在安徽廟首離世。

    師達能夫婦遇害一案在當時就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影響絕不亞於號稱民國第一大綁票案的臨城大劫案。在美國政府和中外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民國政府暫緩了對中央紅軍的圍堵，抽調大批軍力，全力圍剿方誌敏部。

    尋淮洲在殺害師達能夫婦后不到5天，就在太平縣譚家橋伏擊戰中被擊斃。所部流離失所，損失慘重。方誌敏率紅十軍剩餘部隊被迫向閩浙贛邊界逃遁，進至江西懷玉山地區時被國軍包圍，經7晝戰鬥，這支從未與日軍照過面的「北上抗日先遣隊」除少部突圍外，主力基本覆沒。紅十軍軍團長劉疇西、紅十九師繼任師長王如痴 被俘。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總指揮、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方誌敏在玉山縣隴首村金竹村的一個柴草堆中被抓獲。當時一位住在江西省上高的傳教士在寄給上海教會的信中這樣描述道：「對屠殺師達能牧師夫婦事件須負全責的共黨領袖方誌敏，已遭政府逮捕。與他同時被捕的有兩位首領，一姓王，一姓劉。三人在上高街頭 遊行示眾，成千上萬居民圍觀，使整個城市奮興起來。」

    三人後來均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1935年8月6日，方誌敏在南昌被執行死刑。在此之前，他在獄中寫下了在《死!——共產主義的殉道者的記述》。「宇宙的真理」一說也就橫空出世，全句如下：「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為著共產主義犧牲，為著蘇維埃流血，那是我們十分情願的啊！」

為了信仰或者利益，殘殺無辜者而充滿正義感，多麼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