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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又一李合肥「此子必當大任」
「如果不從政，他也將成為一名權威學者。」李克強的一位大學同學說。
一、幼時攻讀聖賢書——不喜婉約 鍾情豪放
李克強最喜歡的詩人是杜甫，尤其喜歡杜甫的《蜀相》等歷史類詩歌、《登高》等沉鬱之作；最喜歡的詞人是蘇軾、辛棄疾。
「他跟我父親學的都是大氣磅礴的東西，如『大江東去』，不是柳永那種小橋流水。」李皋蘭說。
上世紀60年代，安徽省文史研究館大院一間狹窄小屋裡，年幼的李克強開始跟著「老先生」李誠讀線裝書，內容包括唐詩、宋詞和古文課。
約30年後，在1997 年5月15日發表於《安徽日報》的《追憶李誠先生》一文中，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李克強回憶了當時的細節。
他筆下記錄的李誠，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國學大師，他的「私塾」恩師，也是他多年朝夕相對、親如家人的鄰居。
他們居住的安徽省文史研究館大院，位於合肥市中心，毗鄰省委省政府。1993年因城市建設，這裡被拆遷，如今變成兩棟低層小樓，沿街門面成了服裝、電玩和零食商店。
但當時，走出李誠家的時候，李克強可以在院中看到幾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數座花壇和蔥鬱的樹木。
在這座住滿十二三戶人家的大院里，既有清末民國的「遺老遺少」和書畫家，也有時任安徽省統戰部處長的李克強之父李奉三。
1965年，李克強開始跟隨鄰居李誠讀書。
李誠被稱為「桐城派最後的人物」。他早年在皖南教私塾，著名學者舒蕪、馬茂元、吳孟復都是他的學生。
1953年，他來安徽省文史研究館管理圖書館。李誠是老派文人，鍾情學術，個性清高，平時會在家中給兒子李皋蘭上古文課。
李克強家與李誠家門對門，他在窗戶上看到了這一幕。
「或許出於好奇心，他後來經常來看。父親覺得這個小孩蠻聰明，又喜歡聽，那就進來聽吧。」李皋蘭說。
李皋蘭和李克強是發小，關係親密。三年困難時期，作為幼子的李皋蘭被父親從農村老家接到城裡。
第二天，窗台上有個虎頭虎腦的小孩在探頭，那就是4歲的李克強。兩人很快成了玩伴，打彈珠，拍畫片，看連環畫和電影，幾乎天天在一起。
李皋蘭回憶，李克強的父親李奉三為人樸實， 「就好像生活在下層老百姓中間」。在他印象中，李奉三的工作與工商有關。李克強的弟弟曾告訴他，李奉三沒事就跑到街上，跟小攤小販打招呼、聊天，和他們很熟悉。
家庭影響讓李克強容易接近老百姓。但對李克強跟隨李誠讀書，李奉三似乎並不贊成。
身為「老革命」，李奉三明白，在當時的社會大氣候下，「讀舊書」是逆潮流而行。「但李克強喜歡這個東西，很投入。」李皋蘭說。
反對不起效果，加上1966年5月開始，學校很快停課鬧革命，無書可讀，李奉三也就不再反對。
事實上，李奉三讀過私塾，對傳統文化感興趣，李皋蘭認為，在內心，李奉三「知道這些書的價值」。
於是，年幼的李克強開始了一段特殊的求學時光。當時大院內牆上貼滿了大字報，高音喇叭整天播放革命歌曲和口號。
老先生李誠視若無睹，充耳不聞，帶著李皋蘭和李克強學習。三人繼承的是私塾傳統，擠在李誠家惟一的一間小屋裡，李誠就拿著一本豎排線裝本授課。
上課時間一般在下午兩點或晚上8點以後，上的是唐詩、宋詞和古文課。
李誠挑選課本眼光頗高。他嫌《古文觀止》檔次低，古文只從《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等裡面選。挑唐詩，他用姚鼐的《今體詩鈔》；挑宋詞，他用夏成燾等人的版本。
古文一天細講一兩段，詩詞一天講一首，要求背誦。李克強記性好，一首詩四五分鐘就能背完。
李皋蘭回憶，李克強最喜歡的詩人是杜甫，尤其喜歡杜甫的《蜀相》等歷史類詩歌、《登高》等沉鬱之作；最喜歡的詞人是蘇軾、辛棄疾。
「他跟我父親學的都是大氣磅礴的東西，如『大江東去』，不是柳永那種小橋流水。」李皋蘭說。
二、「此子必當大任」——厚道正直，不講假話
「李克強說話看人，氣息相投話就很多，否則就不講話。他厚道、戀舊、正直，不講假話，身上沒有歪門邪道。」李皋蘭說。
李克強的姐姐曾告訴他，在未升國家領導前，每年春節李克強回合肥過年，口袋裡都裝滿鋼鏰，看見街上要飯的乞丐，就上去一人發幾個。
李誠很喜歡李克強，師生感情深厚。在生活上，李誠對李克強影響很深。老先生不修邊幅，吃飯草草將就，而且對於談吃穿者嗤之以鼻。李克強也是如此，從不講究吃穿。
多年後，看到李克強視察時吃速食麵的報道，李皋蘭毫不驚訝。「他的個性就是這樣。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按照他的本性，也不會穿得那麼整齊。他是志不在此的人。」
在為人方面，李克強也跟李誠很像。「李克強說話看人，氣息相投話就很多，否則就不講話。他厚道、戀舊、正直，不講假話，身上沒有歪門邪道。」李皋蘭說。
李克強的姐姐曾告訴他，在未升國家領導前，每年春節李克強回合肥過年，口袋裡都裝滿鋼鏰，看見街上要飯的乞丐，就上去一人發幾個。
「此子日後必當大任。」對於學生，李誠如是評價。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文史研究館大院中的住戶也無法避免地受到衝擊。1966年，紅衛兵將李誠在老家的畢生藏書付之一炬。得知消息后，李誠如刀剜心，痛哭流涕。
11歲的李克強得知此事，非常難過，專門去安慰老師。
文革中，李克強的家人也受到衝擊。然而李克強的「私塾學習」卻未中斷，直至1969年。
李皋蘭稱，1970年代初，社會秩序開始緩慢恢復，停課的學校也開始招生。兩年未進學校的李克強開始讀初中。他入讀的合肥八中是全市當時少數未因文革被迫遷移到農村的中學之一。
李克強的初中班主任、現年88歲的吳天華回憶，當時初中為兩年制，一個班三四十個學生，課程包括語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體育、音樂。
「李克強聰明得很，不大用心，但每科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特別是理科。」
她說，課餘時間，李克強喜歡打球，尤其是乒乓球和籃球。
吳天華上的課名為「農業常識」（高中改稱「生物」）。講授課本知識之外，農忙時節，她會帶學生下鄉，在農民家住幾天，學插秧、挖地、收莊稼。
「城裡的小孩到鄉下，什麼都不會。李克強什麼都學，很快就學會了。」吳天華說。「農業常識」的書面考試，李克強得分很高。
李克強很尊敬老師。在當時的合肥八中，「文革」的陰影仍然存在。有問題的老師胸前都掛著一塊白牌子，不能上課，只能去掃廁所、掃地。
有的學生會對他們肆意打罵，丟小石塊。而李克強從不這樣做，他還告訴李皋蘭，對這些行為自己很看不慣。
兩年後，李克強升至合肥八中高中部。吳天華在高中任五班班主任，李克強在六班。每次在校園中遇見，李克強都很有禮貌地對吳天華打招呼，態度誠懇。
1974年春季，李克強高中畢業，到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插隊。離開時，李誠很傷感。
「與父母告別後，踏出院門，發現李先生已早早站在巷口，向我點頭道別，以示送行。」李克強後來在懷念李誠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李克強帶了很多書下鄉，李皋蘭稱，其中主要是古書。在農村，他四五點早起起床讀書，直到天亮再出工。
逢年過節回家，李克強一回來就往李誠家跑，一為看望，二為詢問書本內容。此時他的穿著已經如同農民，挽起的褲腿常一個長一個短。
晚年，李誠罹患膀胱瘤。李克強每次探望都神情傷感。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前夕，李克強在家複習，每天看書到凌晨兩三點。李誠告訴兒子：「克強太苦了，他一定能考上。」
1977年底，李克強在鳳陽結束高考，回到合肥。在大院里碰到李皋蘭，他高興地告之：「我明天就到醫院看你爸。」
「父親昨天剛走。」李皋蘭說。他回憶，李克強的表情瞬間凝固，久久未能說出一句話。
2002年前後，李皋蘭在合肥見到了李克強。李克強詳細詢問了他的身體和家庭情況，問他有沒有困難。李高蘭說，一切都好。
多年來，很多人想通過李皋蘭聯繫李克強，李皋蘭一概回絕。「為了避嫌，盡量不驚動他。」有人直接說想找李克強做生意，李皋蘭明確拒絕：他最討厭這些。
在他看來，李克強骨子裡一直是一個正派的讀書人。
三、北大法學熏陶——參與思想解放大討論
李克強自製過一個小本，正面是一個英語單詞，反面是中文解釋，苦記硬背，看到理解了的英語單詞翻過去，否則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釋。
他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飯排隊時也在背，外出等公共汽車時也背，英語水平很快就上去了。
李克強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他被北京大學法律系錄取。不過，他的第一志願是安徽師範學院，第二志願才是北大。
此前，一位畢業於北大的學者去信勸說李克強，要他珍惜十年一遇的機會，將北大作為惟一選擇。但李克強沒有聽從。
「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幾乎不敢有奢望……據說在師範學院讀書是不必付錢的。」
「即便如此，我對北大依然存有難以抑制的嚮往，於是又在第二志願的欄里填下了北大。」他後來在文章中寫道。
李克強的同學、著名律師陶景洲曾告訴記者，當時，國家錄取的原則是不看志願，根據高考成績、個人情況擇優錄取，而北大法律系是「保密專業」，一定要「根正苗紅」。李克強曾任安徽鳳陽大廟公社大廟大隊黨支部書記。
陶景洲對記者回憶，李克強生活節儉，衣服就是一套軍裝、一套中山裝。當時北大法律系男生宿舍在37號樓3層，每個房間四張床，上下鋪住7個人，空出一張床放行李。食堂的菜5分到1.5毛一份，學生清貧，都喜歡多喝一點免費湯。
陶景洲說，李克強為人沉穩，不喜張揚，平時話少。大學期間多次拍集體照，李克強都站在不顯眼的位置。
北大法律系77級新生共82人，分成6個學習小組。經歷過十年動亂的他們，很多人有多年基層鍛煉經驗，一入大學就對知識如饑似渴，想藉此彌補被耽誤的時光。
「大家有特彆強烈的使命感，都是為中華而讀書，想要報效祖國。」陶景洲說。
入學不久，77級新生就經受了一次思想洗禮——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全國大討論。
對每一個77級新生來說，這次大討論都是一個巨大的思想撞擊。陶景洲與李克強也參與了這次討論，儘管因為年月久遠，當時所說的具體觀點已經淡忘，但陶景洲稱，所有同學都因此受到深刻影響——他們開始意識到，任何人的話都不一定是真理，必須以實踐來檢驗。
那時北大讀書風氣盛極一時。多位同學回憶，李克強是班上最刻苦的幾個學生之一：不上課時，一早就離開宿捨去圖書館，除了出來吃中午飯和晚飯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閉館。
李克強的成績名列前茅，科科優秀，但他入學時英語並不好。幾位同學都記得，李克強自製過一個小本，正面是一個英語單詞，反面是中文解釋，苦記硬背，看到理解了的英語單詞就翻過去，否則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釋。
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飯排隊時也在背，外出等公共汽車時也背，英語水平很快就上去了。
北大法律系當時集中了芮沐、龔祥瑞、王鐵崖等一批著名學者。這些學者中，憲法行政法學名家龔祥瑞頗有名氣。他早年專治政治學，曾求學英國。聰明勤奮的李克強很快成為龔祥瑞的得意門生。
在龔祥瑞的引領下，李克強專註於外國憲法和比較政治的學習，並和陶景洲等人參與了龔祥瑞的憲政課題。
李克強很快在學術上嶄露頭角。他成為全班公認的科研積極分子之一。他翻譯的《英國憲法史綱》，由法律系列印，作為教學參考；他的論文《法治機器與社會的系統、信息及控制》被學校評為優秀論文。
「它是把系統論、控制論和資訊理論等新型科學方法運用到法學研究的一次嘗試。」龔祥瑞對這篇論文十分認可。
在龔祥瑞指導下，李克強與楊百揆、劉庸安翻譯了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勛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李克強是第一譯者。
陶景洲回憶，李克強也讓自己加入，但自己感到太難。當時中國的法學著作翻譯幾乎一片空白，這本書後來多次再版。
陶景洲是龔祥瑞的課代表。他與李克強討論過很多話題，如：法律與道德的關係、法律與黨的政策的關係、懲罰與教育的關係、權力與制衡的關係等。同樣經歷了文革，兩人的看法比較一致——中國需要法治。
當時國家強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我們認為這是不言自明的，不能僅僅只把法律立起來。」
四、通西方經濟學——若不從政，將是權威學者
「當年，我從老師那裡學到了寶貴的知識，與同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特別是受到北大精神的熏陶，我一生受益，一生難忘。感謝母校，祝福北大！」
龔祥瑞很欣賞李克強，但在學習中，李克強對經濟法興趣越來越濃。「北大法律系當時在經濟法方面的大家不多，其中一個是芮沐。他也挺欣賞李克強的。」陶景洲說。
1980年，北大法律系成立了經濟法教研室，芮沐當了第一任經濟法教研室主任。兩年後，留校的李克強去了這個教研室。
學生時代，幾件小事讓同學對李克強印象深刻。一次，一個外國專家來校辦講座，多次提及一個英文名詞canonlaw。
現華東政法大學校長的何勤華問李克強：什麼是canonlaw？李克強告訴他，canonlaw就是教會法。這件事讓何勤華很欽佩李克強的外語水平。
還有一次，陶景洲和李克強在宿舍爭論英文單詞「laymen」的含義。陶景洲認為，這個詞的意思是「律師、懂法律的人」。李克強則認為「laymen」是指「不通法律的人」。最後證明，李克強的解釋是準確的。
此外，何勤華曾結合《資本論》內容，寫過一篇香港電影《至愛親朋》的觀后感。同學們都建議他給李克強看，稱李克強看過許多西方經濟學的書，對經濟理論比較有研究。
據回憶，李克強看后誠懇地說：文章要發表有兩個問題：一，文字太啰嗦；二，必須補充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資本運作的新情況以及經濟學理論的新成果。
「他的意見實際上就是把文章給否定了。但我聽了以後，感覺到他講得還是有道理的。」何勤華聽從了李克強的意見，只將文章作為習作，放進抽屜。
在鑽研學術的同時，李克強還熱心社會活動。他擔任過北大法律系團支部書記、黨支部委員、校學生會負責人。「（學生會）常代會上……在文科學生中，李克強發言較多，而且見解尖銳深刻。」他的一位校友回憶。
在同學關係方面，李克強則是一個公認的熱心腸。凡是同學有學習問題詢問，他總有問必答。李克強在校學生會當幹部時，同中文系接觸較多。
陶景洲說，姜明安曾委託李克強向一個自己心儀的77級中文系女生表白，李克強去了，回來後轉達女生的回話：「姜明安的事讓姜明安自己來說」。這件事最終沒成。
1982年初，李克強作為全班十幾位全優生之一畢業，併入選北大優秀畢業生。
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馬石江看中他的領導才能及沉穩性格，十多次找他談話，要他留校任共青團北京大學委員會書記。
最終，李克強放棄出國，選擇留校，分在北大法律系經濟法教研室。同年，他成為北大團委書記，后又被調到團中央工作。
在團中央工作期間，李克強就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碩士、博士研究生。1988年，他以《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一文獲得經濟學碩士。
後來李克強師從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博士論文為《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這篇論文獲得了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獎。
「當年，我從老師那裡學到了寶貴的知識，與同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特別是受到北大精神的熏陶，我一生受益，一生難忘。感謝母校，祝福北大！」2011年重回母校，李克強對北大學生這樣說。
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級同學畢業20周年聚會，李克強作為同學代表之一發言。他時任河南省主要領導。現場氛圍輕鬆，同學們不談別的，只談當年情誼和趣事。
30周年聚會時，已是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沒有出席，但他請當年和自己同在第一學習小組的叢培國轉達了問候。
作為中國經濟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的學科奠基人，芮沐於2011年去世，享年103歲。陶景洲說，芮沐始終覺得，李克強離開教研室是一件憾事。
「如果不從政，在經濟法領域，李克強也將成為權威學者。」陶景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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