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不是應該還中國民族資本家一個公道

中共是不是應該還中國民族資本家一個公道。

七年前有一個叫康國雄的，四川的知名人士，發表了一篇公開向中共提出；『請還民族資本家公道』的文章。當時這引起很大的反響。

七年過去了，請還民族資本家公道這事情，毫無動靜。

我們再重新看康國雄的言論，這些要求是不是應該引起社會共同的反響，請還民族資本家公道，中共是不是應該有所作為。

康國雄，著名金融家、四川美豐銀行總經理。1951年從重慶巴蜀中學畢業，考入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1955年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機械學院任教。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因所謂「蔣介石的乾兒子」罪名遭受審查和打擊。1978年參與創辦北京朝陽區職工大學，任系主任、副教授。后兼北京黃埔大學副校長。1987年赴香港定居。1991年因病返回北京治療。

七年前，康國雄說；我思考了很久，我覺的現在已經到時候了，我今年已經82了，身體情況也很不好，如果我離開了這個世界很多東西也都帶走了。為了人類，也為了中華民族不要再走過去錯誤的道路，為了我們的子孫生活的更好，因此我決定留下一些我知道的事和我要說的話。讓子孫不要忘記這些不應忘卻的往事。

1949年政權更迭時，康國雄父親因與中共保持有友好關係，不僅沒有離開大陸，也沒有留後路，而是把在境外的資金都調回，父親也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四川省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但由於在鼎革之際動亂影響，美豐銀行遇到流動資金被抽空和經營困難，1950年被迫停業進行清理。到1960年清理完債務以後美豐銀行仍有66家企業，此前(1956年)銀行業全體都進入了公私合營。1964年開始獲得一些定息。但遺憾的是在1957年他已被錯劃為二類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財產物品全部抄光，1969年，他就這樣在痛苦中默默的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康國雄說回顧過去，根據當時的理論我父親當然是一個大資本家，也就是剝削者，寄生蟲。也不止是我的父親，中國所有的資本家也同樣成了應該消滅的階級罪人。不能入工會，在政治上永遠得不到平等的待遇，低人一等的生活了幾十年，直至默默的死去。在文化大革命中，生病了到醫院都得不到平等的治療(我父親就是一例)。而他們的兒女也繼續背上原罪的包袱，被稱為吃剝削飯長大的，有階級烙印，滿腦袋的資產階級思想得不到重用，不能提拔，很多工作不能參與，甚至內控使用。據我所知，在60年代又強調階級鬥爭后，他們的兒女在報考大學后政審時，就被淘汰，有些地方規定只要出生於地、富、反、壞、右、資的兒女一律不得錄取，根本不考慮他們的成績。

50年代所有的企業都被公私合營，當時全國民族資本家的資產定為22個億。1956年開始按百分之五付予定息，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就停止了支付。中國民族資本家50年代初把他們的全部生產資料交給了國家，成立了國營企業。

幾十年過去了，經過文化大革命和撥亂反正，中國進入開放改革的新時期，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是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果然見效，經濟得到空前的大發展，在鄧小平先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指引下，已出現了一大批億萬富翁，他們擁有生產資料的性質與當年的民族資本家並無二致。這段曲折的歷史也證明50年代對待國民族資本家的作法有錯誤。特別是歷史上中國的民族資本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奮鬥出來的。為此他們擁護辛亥革命，也擁護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對中國的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在抗戰時期，他們做出了大量的犧牲，他們對中華民族是有功勞的。，這個歷史誰都不能抹殺掉，但1949年以後他們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從物質上來看，公私合營時把全國民族資本家的資本總額定為22個億，實際上這個「估計數」還不到真正擁有資本的十分之一。我們先不管這個數字的是否準確，而即使按當年的承諾也沒有完全兌現。按百分之五的定息補償，要20年才能還清。但是，從1956年開始，只付了10年，1966年就停止了。實際履行承諾不到一半，與「共產黨說話從來都是算數的。」的精神不符，文革后撥亂反正也沒有考慮，成為一個失信於民之瑕疵。。

康國雄說，建議現在應該首先把22個億還沒有還完的一半的資產還給過去的資本家。特別是不少國營企業都是原來民族資本家的基業建立起來的，現在已經發展的非常強大，今天國家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三萬億，完全有能力、有條件拿出一部分資金以股票的形式(把他們化成股票)還給過去的民族資本家，這個對國營企業影響不會很大，而且可以解決壟斷經濟的問題。

再有1956年公私合營后，1958年開始又出現了一個經改房政策，把當時所出租的房屋全部收歸國有，按定息補償。這裡面不完全是資本家的產業了，只要出租的全部收歸國有，其中很多人是因當時的收入太少了，補償生活上的需要，不得不把自己住的房子分租出去增加一點收入，結果也被沒收了。這是他們的生活資料，更不應該收歸國有。就是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也不能按照剝削財產來處理。他們中間有各種各樣的人，有教師、有工人、很多是勞動者等等……)例如我父親在重慶解放碑邊上的群林大樓也屬於這種產業，現在政府應該儘快的拿出政策來積極的給予解決和補償。

還有一種情況，產權是私人的，可是由於種種原因使用權被政府佔用了。例如我父親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躲避日本人的大轟炸，曾在汪山買了一塊地，修了一棟別墅(重慶汪山47號)。1949年由軍區借用10年，當時有收據，可是文化大革命抄家東西沒有了，我想產權是我父親的，使用權被你們佔用了，我想可以要回來，我們已經從重慶市房管局檔案館查到了我們買地的地契和建築公司修房子的合同以及產權證。2008年11月份我們請人轉給當時的重慶市市長王宏舉一封信，請求他協助我們落實汪山的產權，據說他也有批示，但是下面千方百計的刁難，我們已經奮鬥了三年至今得不到解決。我父親是共產黨的朋友，這個本該屬於我們的房子都要不回來，可想在中國其他人民的問題就更難了。我覺的政府應該有政策，把產權屬於個人的這些問題給予儘快解決，還人民一個公道。

文化大革命中被強佔的房子更多，後來各地落實政策，辦法不一，有的是用低價收購了。如我父親1964年通過北京市房管局在東城區紅星衚衕買了一個十四間半的獨院，文化大革命時因我被衝擊，住進去了六戶人，83年落實政策時，按200元一間把我的獨院收歸國有，給了我兩套復興門外大街的使用權的房子，後來我又用錢把這兩套房子買下來了。這種情況各地都有。

康國雄說，以上這些問題如不能妥善 ，對於人們，特別是新富起來的階層，影響會很大的。他們會擔心歷史會不會重演?正在新富人群中出現的「移民潮」和資金向外轉移，不能說沒有這方面的擔心。因此解決民族資本家的歷史遺留問題，給他們以物質上和精神上應有的補償，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希望我們政府有勇氣逐步來糾正這些問題。

康國雄說，為此我建議政府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研究歷史上的這一段錯誤，拿出有效的辦法，經過人大討論后實施。

康國雄說，對我而言更看重的是精神上的補償，即需要對中國民族資本家的歷史的本來面目，作出客觀的符合實際的評價，無使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後代背著原罪的包袱。　　這是我肺腑之言，希望能得到執政黨領導和各界人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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