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對日佔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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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結束，日本投降時，中國戰區（除東三省）與台灣、澎湖和越南北部尚有128萬3240日本軍隊。

中國國內共產黨的軍力：

1945年4月，中共解放區有黨員121萬，9950萬人口，91萬軍隊，220萬民兵。

當時中國人口為4億5千萬，佔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日軍受降問題上國共的矛盾就開始了：11日凌晨，朱德下令要求日軍放下武器原地受降。11日，蔣介石要求日軍「原地駐防」等待國軍受降。

 中國對日基本政策

1、開羅會議首次明確提出：

中國關於戰後日本的構想在1943年11月23日開羅會議之際蔣介石與羅斯福晚餐會談中談到。會議主要談到4個問題，即：將來日本的國體、日本的軍事佔領、賠償和領土歸還。

國體：

羅斯福徵求天皇制存廢的意見，蔣介石說留待戰後讓日本人民自己解決，戰後應永久消除兩國人民之間的誤解。也就是說，蔣介石的立場是沿著1942年聯合國家宣言的基本思想原則，讓日本人民自己決定國體。但直接避開了天皇制的存廢問題，強調達到軍部的必要。

日本的軍事佔領：羅斯福認為中國應該佔主導。蔣介石回答，中國缺少能力，希望美國為主導，中國協力。

賠償：蔣介石考慮要求日本的工業、機械、軍艦、商船、鐵道、車輛等實物賠償。羅斯福也同意了。

領土歸還：一致同意將滿洲、台灣、澎湖歸還中國。

1944年7月31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第141次常務會議上，通過了中央設計局的複員計劃綱要。其中關於「外交」部分，談到對日媾和的條件。記錄是：我國的利益，根據開羅會議及國際現狀，就日本的領土、政治、經濟、軍備、賠償及戰犯懲治等問題，應該做出各種決定。但是沒有具體內容。

  8月11日清晨6點45分，赫爾利特使自白宮得到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電報，根據指示，向蔣介石傳達，針對以保留天皇製為條件的受降徵求蔣的意見。

7點20赫爾利把電報給了蔣介石。

7點38分，蔣介石委託赫爾利給杜魯門回電，表示贊同美國方針，表示日本國體尊重日本人民自由意志，這是他多年來表示過的。

同日召開國民黨第六次中常委會議與國防委員會第165會常務會議臨時聯席會議，將此事通報。

  此期對日處理的意見見「日本處理問題意見書——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審定資料」（《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這是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的參考資料。

A）基本原則

是遵循波茨坦公告和盟國共同決定的日本管理原則，把日本改造成為實現真正民主主義、愛好和平的國家。

政治問題

1、天皇制存廢，原則上應根據盟國共同意見處理。從憲法改正開始，將天皇大權返還日本人民，廢棄與民主精神相反的一切。

2、神道與武士道作為侵略之源，從思想組織兩方面徹底根除。

3、軍事制度、組織廢除，警察制度徹底改造。

經濟問題：工業方面，允許和平工業，與盟國交涉拆遷部分工業作賠償；對船舶運輸限制；土地制度改造；徵用的戰爭俘虜應早日返還。

教育問題：專門學校以上的學校學科內容徹底調查，併合理改革；中小學教科書，尤其公民、國文及歷史地理教材作為鼓勵侵略注意的道具，應徹底改造；大學中學軍事訓練軍事管理廢除，小學體育訓練遊戲運動徹底改造；廢各種軍事學校；社會科學書刊檢查；……

法律問題：日本法律多有反民主主義和侵略條文，應該提出修正或廢除。長子繼承製鼓勵海外發展是鼓舞侵略，改正。

B）機構

1、盟國遠東委員會

2、將來設日本管理委員會、

 上述重點問題：1、天皇制；2、明確賠償要求；3、根本改造日本軍國主義

 對日佔領軍派遣問題

參加對日佔領和管理在8月11日國民黨第六屆中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與國防委員會第165次常務會議臨時聯席會議上，由蔣介石作出。8月17日與魏德邁將軍討論后，魏報告說蔣介石希望派3個師團。但是，10月19日參謀長馬歇爾給國務卿送交的關於對日佔領軍的地位的備忘錄里，蔣介石告訴魏德邁，雖然考慮派三個師團（3萬人）的中國軍隊去，但是現在又有若干困難，對中國來講更重要的，是要確保對中國已經解放了的地區。因為中國要處理廣大的日本軍隊佔領地區接收的國內問題。

按照原有的考慮，英、中、蘇軍應該各出三萬人參加佔領，但是，上述馬歇爾備忘錄則指出任何盟國都沒有派對日佔領軍。對美國而言，如果要確保麥克阿瑟在對日佔領中的優越地位，當然最好別國佔領軍越少越好。

 11月10日，中國戰區司令官魏德邁報告，1、由於中國國內不安定的狀況，中國可能不能向日本派遣佔領軍。2、蔣介石對不能參加佔領表示遺憾，表示一旦地方形勢好轉，就打算派軍。但是，同年12月底，中國和蘇聯參加佔領的有關報告都沒有送到國務院，國務院感到計劃的美軍佔領在兵力數量上有困難。在日本，儘管美軍數量少但為了維持盟國的總兵力，中國等國派兵參加佔領還是有必要的。

中國決定派佔領軍

在1946年5月。麥克阿瑟司令部與中國駐日代表部之間詳細商議之後，中美兩國政府最後意見修訂，決定派遣1萬5千人的中國軍隊參加佔領。

6月18日，根據南京的美國大使館參贊史密斯（Robert L. Smith）報告，派到日本的主力部隊是第67師團（原第53軍第二師團），12367名官兵在上海、九龍（香港）、海防集結，俟運輸船到后立即向日本進發。

7月20日在東京，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將軍同麥克阿瑟的代表穆勒（Paul J, Mueller）之間在有關中國派遣佔領軍的任務的文件（合意文書）草案上簽字。根據草案，中國軍隊在名古屋港登陸，決定愛知縣處於其管轄範圍。

對日賠償請求問題

中國八年抗戰期間（1937年7月1日——1945年9月2日）中國的人力物力損失數字各不相同。根據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七）《日本投降與我國對日態度及對俄交涉》（1966年台北）記載，國民死傷者為8420,898人，軍人死傷為3311,419人（其中死者為1319,958人，傷者為1761,335人，失蹤130,126人）（根據數據史料，軍人的死者、傷者和失蹤者總計3111,419人）。全國公私財產直接損失為313億3013萬6000美元（以1937年7月的美元計算，但除去東北各省和台灣）。

中國以做出如此巨大的犧牲，對戰爭的勝利有決定性的貢獻為由，要求賠償。上述《日本投降與我國對日態度及對俄交涉》記載的中國的對日賠償要求的備忘錄指出，中國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對日抗戰，對日抵抗意志一直不變。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獨立支撐四年；之後又在亞洲大陸戰區牽制日本精銳部隊50—70個師團。中國在盟國中蒙受的損失最大，在日本賠償問題上最為關心，並因考慮中國在賠償問題協議時的重要發言權。

根據該備忘錄，接受整理了中國境內日本的資產，總計3億5千萬美元，東北境內日本政府與日本人資產首先被蘇軍運走，中國所接受的僅約五分之一。賠償來源為日本國內經濟維持所不必要的資金、工廠、設備、交通工具、商船等，由於中國蒙受的巨大損失，要求得到日本海外資產的50%作為賠償。並要求日本特別輸出工業例如紡織工業的一部分轉移至中國。除了現有的日本資產賠償的同時，今後也應該有現金、商品和勞務賠償等等。有關賠償基準及日本平時經濟水平，中國主張日本的生產量應該維持在1920的工業水平，超過這一標準的生產設備都應早日作為賠償。鮑萊（Edwin W. Pauley）1946年12月發表的賠償中間報告，是主張1926-1930年，即九一八之前5年間日本人消費量的平均數為基準，來決定工業產量，中國的主張相對更嚴格。

中國雖然對賠償提出嚴格要求，但爭論點卻是對日本殘存海軍艦艇處置的問題。1945年10月30日，駐美大使魏道明給外交部長王世傑報告，美國政府已下達處置日本海軍的決定，銷毀戰艦、巡洋艦，驅逐艦及小艦艇在中、美、英、蘇四國分配，蘇聯也贊同。王世傑立即在11月1日電報指示魏道明，由於八年抗戰我國海軍及港灣設備破壞殆盡，航空事業也蒙受慘淡損失，日本現存的海軍艦艇、海軍設備、飛機及航空工業生產設備等應由我方接受，作為賠償的一部分。11月3日，王世傑再次致電魏道明，由於中國在對日戰爭中蒙受損失最大，賠償分配比例在盟國中應該大。這次軍艦分配或許是今後其他賠償品分配的先例。指示其繼續交涉。

11月13日，魏道明致電國務卿，要求中國在日本艦船分配份額應大於美、英、蘇。之後，法國也要求應該分配日本船艦，而中國以法國沒有實際投入遠東戰爭為由反對。美國不同意法國和荷蘭加入分艦的要求，仍然主張四國分配。結果，1946年1月29日，駐美大使館，表示中國政府考慮到現在美國正在訓練中國海軍人員，美國船正轉移給中國海軍，美國海軍顧問團在中國成立等事實，希望美國對中國對海軍問題的關心理解。

2月1日，中國外交部給駐美大使館電報，表示同意美國的平均分配案。但是這次軍艦分配不能作為先例。

因此，中國對日本海軍殘存艦船分配不滿。

1947年5月，美英蘇中將23艘艦船分配，其中驅逐艦6艘，護衛艦17艘。

對日賠償要求的turn down

隨著美國對日佔領政策的轉換，中國對日賠償要求漸漸被拒絕。

1947年7月24日，中國駐日代表團向南京外交部發電報，指出麥克阿瑟司令部發布要重建日本經濟命令，應儘快與遠東委員會和國務院交涉，施加壓力——例如在魏德邁訪中之際，向其傳達情況，並要以中國國內迫切需要為由向總統提案。

 1947年10月，中外交部長王世傑訪美國歸途在東京停留，24日與麥克阿瑟會談，希望在現在日本生產中取得更多部分作為賠償。但麥克阿瑟反問說中國不是在中國、台灣、滿洲接收了巨大資產嗎？會談無果。10月26日，王世傑在東京會見日本記者團，關於賠償問題，表示純軍事工業撤去沒有問題，但民用工業中與軍需相關部分轉換的處理則有困難，立刻轉換全部軍事工業日本經濟難以自立，但保留程度和種類等問題盟國尚未達成一致。

1948年3月9日《中央日報》一整版論述賠償問題。主張日本重工業生產水平以1914年為標準，輕工業尤其紡織（棉、毛、麻）主張轉移至中國。並指出1947年2月20日遠東委員會賠償委員會定的1930-34年的平均產量為日本今後工業生產的標準，雖然中國為了加速解決賠償問題不得不承認，但是，主張中國有關於賠償支付的優先權。

結果，作為賠償從日本到中國的物資只有一點點，1949年7月30日，由行政院賠償委員會交給外交部的電報來看，第一、第二次運送的工作機械共7686台，重52034噸；第二次里還有試驗設備1690台，重735噸。第三回盟總分配的物資中，電氣設備等重19827噸，其中660噸7月初運到台灣基隆，餘下的19167噸正在運送途中。

 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佔領北京，4月23日南京陷落。外交部與其他行政部門向廣州轉移。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政府轉移到台灣，只保有台灣、澎湖及周圍島嶼的實際統治權。

 1950年9月，美國對日媾和七原則出台，向遠東委員會各國傳達，其中要求放棄賠償主張。針對此，中華民國政府作了如下決定：雖然我國不希望這樣，但反對無益。且為表示對日本以德報怨的精神，原則上應該同意。但賠償以外但希望物資和現金補償，例如掠奪物返還問題等應該給予我方特別的優待。

美國針對遠東緊張事態，為培養日本為亞洲工廠，要求各國放棄對日賠償要求。台灣如果不這樣做，本身也不能參加對日和約，對其低落的國際地位是更大的打擊。只好傾向於放棄賠償。

對日媾和預備會議召開 

早期媾和各國的立場：

1947年7月11日美國提議召開媾和預備會議。提出表決方式是由遠東委員會審議，並由遠東委員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不承認四大國否決權。而蘇聯堅持以召開四國外長會議方式來處理，主張全體一致。中國居中，11月17日提出妥協案，即以遠東委員會構成國舉行媾和預備會議，預備會議所有決定需要包括四大國贊成票在內的多數同意才能通過。

 中國：

1947年7月16日，王世傑外交部長對美國大使司徒雷登（J. Leighton Stuart）表示，「所有決定，需要包含對日理事會構成國的半數、會議參加國的三分之二多數才能決定。」重要的是，對日理事會構成的是大國中必須有三個大國同意，也就是說中國在美英與蘇聯之間有靈活決定權。

9月6日，王世傑外交部長韋出席聯合國大會來到美國。當時《中央日報》社論指出，中國對媾和會議的立場是蘇聯如果不參加，便不能實現緩和遠東局勢、確保普遍安全的目的。因此，中美英蘇四國應努力就媾和的形式與內容達成一致。該社論還指出中國當前外交的三個目的，1、希望蘇聯履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2、四大國對朝鮮問題積極解決；3、敦促太平洋各國一致出席對日媾和會議，早日完成對日和約。即要通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實踐、朝鮮統一與獨立的完成、以及對日媾和條約的簽訂，改變日本軍國主義半個世紀造成的遠東險惡局勢，還遠東以和平與穩定。在王世傑訪美過程中，中國政府的立場有了變化，對媾和預備會議的表決方式，改為四大國一致，承認大國否決權，這一點與蘇聯的立場一致。原因是中國國內的國共內戰吃緊，擔心蘇聯因此對共產黨全面支持，因而強調中國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重視，反映了對蘇問題上外交上的慎重。1947年10月9日王世傑給國務卿貝爾納斯的備忘錄中，王特彆強調確保蘇聯參加對日媾和會議的理由，援引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第二條。即締約國不能同日本單獨媾和。9月16日，在同美國方面官員的晚餐會上，王世傑也指出擔心如果排除蘇聯與日本進行和約交涉，蘇聯會以此為根據不承認中蘇條約。認為中國與日本締結單獨條約會給蘇聯以口實，公然支持中國共產黨，並承認滿洲和華北的共產黨政權。

10月18日，王世傑在歸國前會見《紐約時代》記者，就對日媾和預備會議表示，美國的方案是矛盾的，如果蘇聯行使否決權，媾和條約就不可能成立；如果美國方案成立，那麼就會成為蘇聯被完全排除在和會之外的情形。因而王世傑一方面譴責美國提案，另一方面主張條約草案的起草應由四大國共同商議。希望預備會議在華盛頓開，而四大國最終決定會議在上海等中國城市召開。後來蘇聯在1948年1月提議預備會議在中國開。當時新聞輿論認為中國展開自主外交，既不傾向英美，也不偏蘇聯。

結論

1947年之際，中國政府系的新聞里，對美國的對日政策表示強烈不滿。經常供給日本佔領當局。美國國務院也知道，所謂「美國犧牲中國建設日本」、「麥克阿瑟將軍對日本人過分大」、「合眾國逆道而行為舊敵日本反舍同盟中國」等等。擔心這種佔領政策有害中美關係。反映了佔領政策轉換之際中國方面的不滿。國民政府因為內戰原因終止了對日佔領軍的派遣，之後，又被迫放棄賠償政策，這樣內外交迫之中的對日問題處理，當然與初期的立場完全不同。

中國與對日媾和

——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為中心

主要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國民政府的立場。自1950年秋開始一年半的時間內的外交活動。日本方面在1985年3月24日公開了1951-53年的外交文書。台灣出版了史料叢書。 

1949年12月7日，中華民國遷都台北。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宣布不介入台灣問題，不打算在台灣設立軍事基地，也不增對台灣軍事援助。

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締結。

6月25日朝鮮戰爭。改變台灣命運。6月28日，杜魯門宣布第七艦隊派往台灣海峽。

10月底，志願軍參戰。美國國內對中共的憎恨情感加深。在此情勢下美國政府開始準備對日媾和。考慮邀請代表中國的政府是台灣的國民政府。

台灣政府為參加媾和會議的努力

1950年10月20日，杜勒斯在紐約郊外的成功湖會見顧維鈞，就媾和條約中的領土問題交換意見。杜勒斯指出，根據開羅宣言，日本只能保有本島和周圍附屬小島，琉球、小笠原群島應交給聯合國託管，以美國為治理國；台灣、澎湖、南庫頁島、千島群島的地位由中英美蘇四國將來決定，假如和約生效后一年以內不能解決，則應交聯合國大會決定。

顧維鈞詢問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意向，杜勒斯表示要在下周一與艾奇遜商量后在作答。但表示了美國要將台灣的地位暫時凍結的意向。原因是美國「深不願台灣落入仇視美國者之手，由不願為蘇俄利用。美國人力不足，對太平洋範圍，只能利用海軍空軍樹立強固防線。倘一朝有事，美能控制亞洲沿海大陸，而台灣島正在此防線之內。」

根據石井明的《中國與對日媾和》所提，《外務省的百年》之中認為中日交涉的最大爭論點有三：

1、國府方面以中國作為對日戰爭最大犧牲國，放棄賠償，中國國民感情不能接受，主張保存賠償條款；而日本方面認為，在中國大陸的戰爭損害屬於本條約適用範圍之外，主張加以削除。

2、國府自認是作為盟國的一員，主張保持與其他盟國同樣的受益規定；日本方面以擔心將來該規定被濫用為由要求削除。

3、日本方面主張設置一條表示適用於現在在國府控制之下，或今後應該為其控制的所有領土；國府方面在此條文中主張附加「但是不能侵害國民政府在大陸的主權」的文字。

根據該書稱，中華民國期待在美國上院的中國院外集團活躍表現，通過阻撓上院對舊金山和約的順利批准，而使其對台北的談判有利。然而，自3月中旬開始，美國上院對合約的批准變得決定性，此後，國府方面逐步做出讓步姿態。

就賠償問題而言，3月17日第七次非正式會議，葉公超仍然對賠償強硬，但到19日的第八次會議，便放棄服務補償。

在此條約的交涉過程中，中方希望藍欽公使在中間調停。藍欽為此推遲了一個月的例行休假，直到看到條約可以簽署才離開台灣。（石井明，中國與對日媾和，312）

此後雙方的批准手續進展順利。日本方面6月7日在眾議院得到多數通過，7月5日參議院本會投票，以104：38票通過。中華民國方面，7月31日立法院批准，8月2日蔣介石總統簽名。8月5日，葉公超與木村四郎七在台北交換批准書。自此和約生效。儘管建立與台灣正式外交關係，但與大陸的不正常關係卻殘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