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遺忘罪惡歷史的民族沒有未來（劉曉波）

中共政權之所以強制中國人忘掉六四，恰恰在於它無法忘記自己犯下的屠殺之罪，在於它對六四的極度恐懼。所以，中共政權才會把大屠殺之日變成公共領域的禁忌，把六四亡靈的墳墓變成不許公祭的禁地，把堅持還原歷史、尋找正義的天安們母親變成嚴控對象，把當年不同意屠殺的趙紫陽軟禁到去世。以至於，極端的恐懼居然讓中共現政權害怕自己的前總書記的亡靈，不但官方不敢公開悼念趙紫陽，即便民間的自發悼念也被壓制。

就這樣，真相被權杖遮蔽，記憶被謊言填充，常識被狡辯扭曲，良知被金錢收買，親歷過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願公開談論六四，八九后一代的絕大多數對六四不甚了了，八九運動的正義性變得越來越晦暗不明。然而，「莫談國是」的傳統來自「不準議論」的權力蠻橫，它剝奪了民間參與的權利，消解掉人們對社會公益的個人責任。久而久之，人們連關注公共事務的意願和熱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個人的風花雪月、時尚攀比或柴米油鹽之中。

民間參與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為最大公共事務的政治變成一小撮當權者的私家事務，公權力也就必然蛻變權貴們為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從古至今，中國百姓的政治參與，要麼是走頭無路時的揭竿而起，要麼是局面失控中的無法無天，要麼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麼是屈從於恐怖的政治冷漠，而從來未形成過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沒有基於公民責任的理性參與。

獨裁政權維持穩定的秘訣之一，就是按照權力的需要任意剪裁歷史，使民族記憶無法連續積累，造成代與代之間的記憶斷裂和空白。在共產制度已經整體崩潰和人權高於主權的時代，中共的一黨獨裁之所以仍然穩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蓋歷史罪惡，強制人們遺忘。

其實，民間雖然無法阻止中共對六四記憶的壓制、遮蔽和歪曲，但只要民間不屈從於官方的強制，起碼可以為苦難深重的中國保存真實的記憶，也就等於為未來的自由中國保存了人性的基礎。所以，獨裁官權的強制遺忘不值得驚訝，因為那是它的本性。民間對重大公共災難的冷漠才是中國政治的最大悲哀，也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性現狀。當八九運動的積极參与者不願說出自己的親歷、也不願追問大屠殺的真相之時，客觀上就變成了官方掩蓋真相和偽造歷史的參與者。

對六四的遺忘，並非中華民族面對歷史的唯一恥辱。事實上，在中共治下強制性的遺忘和篡改已經使中國的現、當代史面目全非，1949年後的一系列人權災難，大都被鎖進獨裁政治的黑箱。我們這個受盡獨裁之害的民族，至今仍然生活在歷史暗夜中，還自以為中國正在崛起為世界強國，自以為已經過上了小康時代的幸福生活。

我們這個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習慣了把墳墓記憶成宮殿，甚至在有奴隸主之前，我們已經學會了，怎樣下跪才最優美。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記憶對遺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識精英的良知對強權的抗拒。否則的話，我們非但無法把六四大屠殺的真相、進而把獨裁製度的罪惡變成民眾的歷史常識，也無法防止類似大悲劇的重演。難道中國歷史在專制下惡性循環的時間還不夠長嗎？

在官方不準記憶、不準祭奠的當下中國，對於恢復民族的真實記憶和尋求歷史正義來說，致力於民間記憶幾乎就是唯一途徑。正是在這種只能寄希望於民間記憶的制度背景下，天安門母親的頑強存在和不斷擴大，乃當下中國最高貴人性的表達。與擁有強大的國家機器的獨裁政權相比，天安門母親僅僅是無權無勢的群體，然而她們僅僅靠親人鮮血的滋養，靠她們的母愛、良知、勇氣和堅韌，就為我們這個冷血的國家保存了敬重生命的常識，也為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保存了走向自由的希望。她們的見證，在呼喚著、激勵著海內外的良知力量的同時，也在正告現在的獨裁寡頭們：在當今世界，滅絕人性的暴行決不能暢通無阻。

在此意義上，為八九運動的正義性辯護，就是為普世的人權辯護；見證六四真相，就是為無辜死難者守靈；用民間記憶抗拒官方的強制遺忘，就是為我們這個歷盡苦難的民族保存記憶和良知，也是為自由中國的降臨而奠基。而遺忘罪惡歷史的民族，決不會有真正的未來。

2008年6月1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