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離--高陶出走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報》以通欄大標題發表了高宗武、陶希聖攜港的由汪、周、梅簽字的汪日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全文: 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極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從現在賣到將來、從物資賣到思想! 除公布《要綱》全文以外,當天還同時刊載了高陶致《大公報》的一封信:
「武、聖一介書生,行能無似。然自束髮受書,略聞愛國大義,認為國民報國,當不辭犧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國交失調以還,奔走國事,一秉此旨;抗戰既起,私念日方當不乏悔禍之識者,戰爭應終有結束之途徑,苟能貫徹抗戰目的,克保我主權與領土行政之完整,則曲徑直達,不妨殊途同歸,爰不顧外間毀譽,願奉微軀,以期自效。」
「十一月五日影佐禎昭在六三花園親交周佛海、梅思平及聖等以《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之件,當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幹部會議,武亦與焉,益知其中條件之苛酷,不但甚於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條者不止倍荼,即與所謂近衛聲明,亦復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國於附庸,制我國於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卻走。力爭不得,遂密為攝影存儲,以觀其後。」
「其間敵方武人,頤指氣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語,涕淚縱橫。汪迷途已深,竟亦遷就允諾,即於十二月三十日簽字,武、聖認為國家安亡生死之所關,未可再與含糊,乃攜各件乘間赴港。離滬時曾屬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種和平方案,為中華民國國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電汪先生及其它各位,請其懸崖勒馬,勿再受日閥欺騙與利用,以冀公私兩全。……區區之意,並不欲藉此以求政府及國民之諒解,不過發表我人主張和平之初衷耳。」
高宗武,(1905-1994)。浙江樂清人。1931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抗戰前期進入外交領域,29歲擔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職務,主持對日交涉事務。抗戰全面爆發后,高奉派駐香港,主持對日情報聯絡工作。高是「低調俱樂部」的中心人員之一,贊成汪精衛的「對日和談」主張。1938年7月高宗武秘密抵達日本東京,替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跟日本人牽線搭橋。同年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與日本軍方簽訂《日華協議記錄》。1939年5月高宗武還隨同汪精衛、周佛海訪日。又隨汪去上海,參與「汪日密約」的談判。1940年1月與陶希聖一起逃離上海,製造了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事件之後高宗武去了美國,化名高其昌,掛國民黨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職,在美國長期定居,以炒股為生,一直到1994年去世。
陶希聖,(1899-1988)名匯曾,字希聖,筆名方峻峰。湖北黃岡人。抗戰前陶希聖是北大教授、法學院政治系主任。由周佛海介紹到武漢中央軍校當教官,結識汪精衛。七七事變后,他應邀到參加「牯嶺茶話會」之後加入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工作,又被選為國民參議員。陶參與了「低調俱樂部」,追隨汪精衛的「和平運動」。1938年12月19日,陶隨汪精衛飛往河內。曾任汪偽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中央宣傳部部長。1939年底,出於和汪多年的交情,去上海參與汪日談判。1940年1月與高宗武一起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簽訂「密約」內容。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去重慶,任蔣介石侍從秘書,起草《中國之命運》,任《中央日報》總主筆。后歷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設計委員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總講座,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日報董事長,中央評議委員等職。
1940年1月發生的「高陶事件」是抗戰時期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聖在抗日戰爭初期追隨汪精衛鼓吹「和平」運動,並於1938年隨汪精衛出逃河內,其後又參與了籌組汪偽政權,以及與日本人的「密約」談判。圖窮匕首見,日方的這個「密約」《要綱》是把中國的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和海南島劃分為五層『地帶』。最深的一層是偽『滿洲國』,第二層是偽『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層是華北,第四層是華中,第五層是華南。而海南島是和台灣一樣是日本的基地。這個《要綱》劃分的地帶並未包括外蒙、西藏在內,好像是被蘇俄和××劃了去。具體地說,日本要的是從黑龍江到海南島的一切權益,包括主權、領土、港灣、河流、礦藏、銀行、交通、軍警、武器,以至領海……日本都要毫無遺漏地持有或控制。
如果說蔣汪爭鬥出於抗戰不抗戰,簽不簽這樣的條約就變成賣國不賣國了。在汪日簽訂「密約」過程中,高、陶二人逐漸認識到日本人的最終目的是企圖滅亡中國。高曾力勸汪精衛不要簽字,退出和談,離開上海,或出國隱居,總之絕不繼續談判。汪精衛執迷不悔。1939年12月30日汪精衛簽訂賣國密約這天,高宗武和陶希聖都借口生病拒絕參加簽字儀式。汪精衛簽約后,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聖,兩人商定,立即秘密離滬,脫離汪精衛集團。高、陶的反常態度,引起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聖,稱「七十六號」正在計劃刺殺他,然後再開「追悼會」;高宗武也被特務監視。1940年元旦,高、陶恪守禮數,「抱病」去愚園路汪宅、周宅拜年。1月3日,他們在得到委員長指示的杜月笙、萬墨林的援救下,被悄悄護送上駛往香港的「胡佛號」輪船,終於脫離了虎口,翌日順利抵達香港。
萬墨林(1898-1979),原名木林,上海浦東高橋人,「杜門第一紅人」。杜月笙的姑表弟、門生,最後為杜門總管,記憶力佳,為杜月笙熟記190多組電話號碼;半個軍統「地工」人員,抗戰期間曾擔任「上海統一委員會」總交通員,名義上是上海「米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且因此發財。1940年1月,高宗武、陶希聖拒當漢奸逃離上海,萬受杜月笙指示,做出秘密而妥善的援救安排;1940年12月,在漢奸傅筱庵遇害十天後一度被日軍懷疑為兇手,被極司非爾路76號汪偽特務機關刑囚,坐老虎凳、坐冰塊,猶未吐露內情。1948年蔣經國的檢查小組、上海警察局長宣鐵吾逮捕萬墨林,罪名是「非法囤積稻米」。后萬墨林去台灣任「國大代表」,晚年著有《滬上往事》三冊。
1月8日,蔣在日記中痛斥汪精衛:「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攜汪逆與倭寇所訂密約、與其交涉經過之內容及其照相底片來告密。閱之,殊不能想象汪逆賣國之實情竟至於此也!彼對國土與主權之喪失毫不關心,而惟以關稅存款與四千萬元預付金為組織偽政府之預付金是爭,是豬狗不若矣。」 自高陶不告而別,周、梅均非汪之嫡系,汪感輔弼無人,頗惶。陳璧君乃親自去港,責公博以友朋之義。陳公博為性情中人,躊躇再四,偕陳璧君赴滬,結果終以身殉。
「高陶事件」深刻警示國人日本的狼子之心,切不可被日本人的花言巧語,涕淚縱橫所迷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尤其是在事關國家民族命運的大是大非的緊要關頭,每個國人無論持什麼政治信仰,必須「高調」維護祖國國土與主權,決不能當分裂和出賣國家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