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站在高處往下看

老子——站在高處往下看

老子講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孔子講天，「天之未喪斯文也」。

老子的道無疑是一種形而上，它恍若看不見摸不著，但它又無所不在，它超然於萬物之外抽象著，又附麗於萬物之中具體著，一個「道」字，充滿思辨色彩。

孔子的天雖然也算高不可及，但畢竟能存在於我們的視線之中，時而陰霾時而明艷，或雨雪紛紛或月明星稀，甚至象孔子說的，少不了帶點斯文氣，一如三代貴族的血統。

《史記》說儒道兩家「道不同不相為謀」，而後人一直認為儒家入世，道家出世，一個入和一個出字，劃定了它們的最大分野。

《道德經》洋洋洒洒五千言，開宗明義就說「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在老子看來，天地萬物之本源是「道」，物質實體之外，精神實體的精髓也是「道」。然而「道」也好「名」也罷，都是不可言說的神秘之物，神秘且玄虛，於是為眾妙之門。

雖然老子於《道德經》之中也在講君王的統治術，但是同孔子比較起來，他的辦法太過散漫，天大地大無拘無束。君王也好庶民也罷，生活在形而下的具體當中而缺少形而上的高度自覺與高度自由，便絕無膽量拿老子的真經一試。

相比較而言，儒學拘泥於社會，更注重經世致用，所以古來凡出自儒門的儒生都「學而優則仕」，而出自道家的道士卻得道而升天。

兩千年來，子曰俯拾即是，誰也不陌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孔子的話，對於統治者而言，是施政大綱，對庶民而言，是行為準則，無論廟堂還是江湖，拿來一用便是。

當老子和孔子面對社會之時，我們總是能夠清楚地感受到，他們各自所持守的態度截然不同。《論語》中一段記載使一個渴望施展政治抱負的孔子躍然紙上：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我們不妨借用曹雪芹在《紅樓夢》里的兩句詩來描述孔子急著馬慌的心境，曹氏說，「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飛時」。

老子則不然。莊子《外篇·天運》中，莊子假託老子之口說，「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游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貨之圃。逍遙，天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樂。」雖然是假託，但以莊子乃老子後學這種一脈相承的傳承關係來看，莊子傳達出的，無疑是一個真老子的真性情。

老子與孔子乃同時代之人。孔子三十幾歲適周見老子問禮，孔子因為見到似老子這般偉大且現世的哲人而內心受到極大震撼。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此事記錄了孔子對門下弟子的一番感慨：「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莊子說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而毛澤東據此又發揮說，「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或許在孔子的眼裡，老子一如神龍在天，霞光雲霓中，見首不見尾。

以我猜想，老子騎青牛西出函谷關時，並沒有留言後世的想法，假如不是關令尹喜相求，我們說不定便與老子的哲學擦肩而過了，如果真是那樣，中國人的大腦可能會有大片空白。全賴函谷關那一夜，五千言《道德經》被老子一揮而就，於是我們的思想才有了立體的維度。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希形。（四十章）

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一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四十三章）

天下之交也，牝恆以靜勝牡。（六十一章）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五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也，以其無以易之也。（八十章）

自古而今，大部分哲學家的結局一樣，他們往往承受著來自外部或者來自自己內心的許多戕害。蘇格拉底為他永遠探索的「相」被民主的雅典城邦賜了毒，尼采卻是另一種死法，比蘇格拉底之死少了滑稽卻多了壓抑。如此比照起來，老子的智慧倒真的是大智慧了。紫氣東來青牛為鞍，《史記》說他要麼一百六十多歲要麼二百多歲，神秘地不知所終。這樣的結局，才真正吻合了老子自己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