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人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小丑否?」名著《紅樓夢》和《京華煙雲》即是雪芹先生和語堂大師對人生的這樣一種追問,通過深刻的社會關係的描述對無涯的人生和人本身做著他們自己的闡釋。具體而言,通過對特定時期某個地方某幾家人社會生活和社會關係的描述,向世人展現了一定時期的中國人和中國社會,以及人生的一些本質問題,從而成為偉大的小說,經典的著作。
正因為這樣, 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定時期中國社會中女人的地位、性格與生活,特別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形象,集中展示了特定時期中國女性的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和學問。其中,薛寶釵的世俗生存智慧和姚木蘭的兼容世俗生存智慧和自由逍遙思想相對完美而引人注目,可圈可點可借鑒。
薛寶釵的儒家世俗生存智慧
按儒家的教育理想:女人的「德、言、容、工」是公認的女人良好教育的傳統,寶釵則是這一理論的躬行實踐:勤儉、溫柔、恭順、體貼,精女工、通繪事、知掌故、會詩文,雍容嫻雅,聰明大氣,胸襟寬闊,憐貧惜弱,審時度勢,是儒家的理想教育培養出來的幽雅淡定的東方女性的典型。
做為女人,她了解女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本分,冰雪聰明,滿身才氣,而又懂得藏納收捻。因為按照儒家的社會理想,男人是社會的中心,女人則是為男人服務的,要為男人營造一個舒適的家,女人的聰明才幹也必須用在相夫教子、處理家庭瑣事上面,這才是一個女人的本分。因此,儘管寶釵文才超眾,但從不恃才自傲,因為在她心中女人的才華是不值得驕傲的,做好女人的本分才是要事。
事實上,她確實也是這麼做的。單說家庭人際關係的處理上,她深諳人情世故,有著很強的世俗生存智慧。因為寶釵的處世原則就是不是自己喜歡、能幹什麼就幹什麼,而必須是家庭和社會容許幹什麼就幹什麼,她總是去揣摩別人需要什麼,環境需要她怎麼做,她應該怎麼去適應環境,因而她善於適應環境,有能力把社會關係處理得很完美。
就與賈母的關係而言,從親疏上論,黛玉與賈母是親祖孫關係,儘管是外的,但比之於寶釵那可是要親的多了;從感情上論,黛玉打小與寶玉跟在賈母身邊長大,比寶釵當然是要有優勢得多;那為什麼賈母情感的天平越來越向寶釵傾斜,以至最終選擇了寶釵做孫媳婦,這當然跟寶釵願意揣摩賈母心理和喜好,曲意討歡有關。你看,本是給寶釵過生日點戲,寶釵卻盡著賈母的喜好點了一通,你說老人家能不高興嗎?就其他上上下下的關係上,寶釵也是盡量避免與人發生正面衝突,即使那種言語上的難堪都不曾有過,盡量與人為善,並且不是那種軟弱老好人的與人為善,從來都是不卑不亢,讓人覺得可親、可敬而不可欺:對湘雲和岫煙等,他總是憐貧惜弱,讓對方體面的接受她的幫助;而對潑辣、惡毒的嫂子夏金桂等,她綿中帶刺,妥善對付,讓對方找不到自己的把柄,懼怕三分。因而在賈府人際關係的處理上,她做得非常成功,上上下下沒有不敬佩的,你看:「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就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
當然,也有人認為寶釵世故、冷漠。尤三姐自刎、柳湘蓮出家,混帳如薛蟠都嘆息不已,她竟然能不在意的說他們是前生命定,勸慰母親不要惦記柳湘蓮那個他們薛家的恩人;對金釧兒投井,她也能替王夫人巧為開脫,說金釧兒是「糊塗人,不為可惜」,勸慰王夫人「不必念念於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所有這些確實很讓人懷疑寶釵的愛心和正義,不過,就筆者看來,這也許跟寶釵的現實有關係。
薛寶釵是個現實派,她從不做不實際的夢,只為有可能實現的理想,做著腳踏實地的努力。你看她跟黛玉談讀書的那斷話:「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 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在寶釵看來讀書的目的就是要明理、輔國治民,這也是她常給寶玉灌輸的思想,這些思想寶玉不愛聽就是因為太現實,讓人沒有美感和回味感,可是她說的卻是事實。既便是對於自己的悲慘結局,寶釵也不會有太多的悲天憫人,而是在現有的條件做著能做的努力:倉促與寶玉成婚,把委屈埋在心中,耐著性子想辦法修復寶玉的心理癥結;寶玉出走後,打起精神過日子;悲從中來,心中戚苦,仍要照顧到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感受,安慰王夫人,安頓襲人,儘管自己婚姻不幸福卻很努力的為一個下人的婚姻幸福張羅著……
對於這樣一個在現實中努力、向上的好女人,我們何必要求全責備呢。何況,她的冷漠是為了安慰、解脫長輩,為家庭著想,在現實中,為了達到一方面的目的,也許有些冷漠也是不得已,就如某些善意的謊言。而且,她從沒做個大惡之事,即使撲蝶栽贓於黛玉這樣的事情,雖有不義於黛玉,也是情急之下的一種解脫,這樣薛寶釵才更是一個現實的、血肉豐滿的薛寶釵。何況,薛寶釵也只是一個封建社會大家族所培養出來的貴族小姐,在她而言,她所需要的也只是那些世俗的生存智慧以成功的游刃於賈府而已。
姚木蘭的儒道兼容
如果說寶釵是封建社會儒家的理想女子,那麼木蘭則是語堂先生心目中儒道結合的理想女子,是語堂先生在《紅樓夢》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完美女人,她兼容並包有儒家的世俗生存智慧和道家的逍遙自由思想。
由於溫存善良的母親的傳統教育,木蘭節儉、勤勞、端莊、知禮、謙讓、服從、善理家事,與寶釵一樣是一個儒家女性教育的理想:安守女人的本分,即使才華、智慧遠超哥哥和丈夫,也只是在女人的位置上運用這種智慧影響著男人;具備寶釵式的美德,很能適應家庭和社會環境,有著世俗的生存智慧。當然,在這種世俗的生存智慧上,木蘭的妹妹莫愁是有過之而不及的。但是,木蘭的自由與夢想,青春與熱愛,則是他們所遠不及的,而這也是語堂先生之所以說:「若為女兒身,必做木蘭也!」的原因之所在。
由於重道逍遙的父親的道家自由思想影響,木蘭能脫離於禮數的束縛而自由、健康的生活、成長:她一雙天足,不裹腳;會吹口哨兒、唱京戲以及收集、鑒賞古董;接收了一些新的觀念和思想,不相信女孩子要規矩,男孩子就應當壞,男女應當平等。正因為天性自由熱情,嚮往和追求美的事物,木蘭的性格、人性都非常的健康、美麗,擁有與曼妮、暗香純潔而熱烈的女性友誼,與立夫超乎友誼之上的真摯、美好感情,與父親、母親、弟弟、妹妹和子女濃烈的親情,與蓀亞的婚姻也和諧美滿,在情感和命運上沒有留下太多的缺憾。因此,相對《紅樓夢》眾多女性悲劇之一的寶釵,木蘭無疑要完美的多。儘管寶釵性格相對完善,擁有親情、友情,但終因太藏愚納拙,事故老成而婚姻不幸,當然,寶釵的婚姻不幸有著造化的因素,但對於一個女人來說,寶釵確實是很不幸的。
至於木蘭跟孔立夫之間的感情糾葛,木蘭應該是沒有缺憾的。不憑別的,就憑她們婚後的美滿生活和倆人之間一生的相知相助。木蘭和立夫之間是有著甜蜜的,陶醉的,幸福的愛情味道的,只是,他們各自的婚姻,就如傅先生的五行命算所預示的:「五種命型,就用金、木、水、火、土來代表。男女婚配,就是這種命型配合的學問。命型若配得好,可以彼此相輔,彼此相成。」木蘭的金命配蓀亞的水命,莫愁的土命配立夫的木命,都是相輔相成的,都是幸福的婚姻,並且,木蘭與立夫還能終生相知相助,憾何有之。
儘管一個立夫值三個蓀亞,木蘭自身才華也遠超蓀亞,但木蘭仍有智慧把與蓀亞的婚姻經營得美美滿滿,與立夫的感情也經營得有聲有色,相比於現時代女性事業、婚姻的眾多困惑,木蘭無疑是一個理想。木蘭思想自由、堅毅剛強,在關鍵時候能有大智大勇,在眾人促手無策之時,機智的救出立夫;木蘭謀事細緻周全、眼光長遠,在家庭財政計劃上,量入為出,精打細算,善於理財和投資;因此,若是在當今社會,木蘭的事業肯定會青山不老、長盛不衰。但不管木蘭的事業再怎樣蒸蒸日上,回到家庭和婚姻,木蘭仍舊只會做著她的妻子、母親和女兒。因為木蘭本質上對生活有著由衷的熱愛和理想,雖然儒家的俗世理論使她精於人世,在生存智慧上超於眾人,但道家的逍遙思想更能使她超脫於世俗的生存智慧,真正的體驗自身的感受和思想。也就是說,世俗的生存智慧只是木蘭適應社會的一種必要,指向木蘭自身的思想和情感才是木蘭的追求和理想,她的婚姻家庭和愛情才是真正目的性的東西。
縱觀木蘭的一生,她勇敢堅強,才氣煥發,對人友好,胸襟開闊,無限熱情,親密懇切,灑脫自然,窮達不變,甘苦與共。她夜訪司令部,勇救立夫;痛失愛女,堅強的活著;特別是最後成為忍苦、勇敢、偉大的抗日民眾之一的倆次升華,更使得木蘭有了對民族和國家命運的密切關注,從而轉變為一個全新的時代女性。
因此,從薛寶釵式的儒家女性生存智慧到姚木蘭的超於世俗的個人生存智慧和超於個人的民族思想感情的兼容並包,中國女性經歷了一個從舊式的為男人活著的個人生存智慧到追求個人思想和情感再到對民族的關注的過程。這樣一個過程繼續下來,就是我們當今的男女平等的社會。這樣一個社會中女性的生存智慧、婚姻家庭和思想情感的研究和表達又可以用一個什麼樣的形象來闡釋呢?那必是另一位大師的責任了,只是,筆者對這樣一位大師的出現充滿了期待和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