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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國的常識觀

作者：飽暖思【自由】於 2013-1-10 04:4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6評論

關鍵詞：中國, 的

/ 神了旁逸斜出

2013-01-08

重建常識觀？中國人曾經有過得到公認通行的清晰成熟之常識觀么？中國人崇尚常識么？中國人凡事會以常識觀察和思考問題么？答曰：在中國，從來沒有「草根普通常識」和「公共知性常識」可以立足之地，即沒有一個講道理的由大眾投票決定的政治平台和公共媒體，只允許強加於人的「政治正確」的知識當道，結果常識被壓制，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敢用常識講道理了。再久而久之，所有人都不會用常識判斷和說話了。最後，百姓既不會講道理也不屑於講道理了，只承認和追隨強勢。在一個專制社會裡，政治意識形態的所有目的就是致力於完全扭曲一般民眾的基本常識，重新建構一個歪曲的價值觀，給他們灌輸一套「唯一聖教」，讓百姓只是根據這「唯一聖教」做一個順從者。舉一個最經典的例子。在那個全民腦殘的時代，一句口號叫做「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是人話么？但是在那個時代它就是「中國聖經」。這樣違反常識的傻話是怎樣流傳成為「真理」的？首先憑空給窮人一個幸福生活的許諾，然後假設一個公敵並成功地藉助民眾的暴力推翻了它，把整個社會徹底打碎重新安排秩序，再然後給大眾一些甜頭，煽乎民眾的感恩心理，塑造一個宗教般的神聖領袖的救世主地位，為百姓概括一個「二次重生」的假象命運，於是一個完全違反常識的定律就這樣在愚昧狂熱的功利實用主義之勢利群體小人心理中漸漸孕育成了。——我們可以這麼說：常識觀、實事求是的方法論、人性論和自由獨立的價值觀是使人具有最清明冷靜理性的智慧基礎，假如這些最彌足珍視的精神被閹割了的話，那麼則表示我們已經是專制社會裡的奴才了。

中國的草根百姓其實具有普通認知的直覺常識，但是從來沒有發言權。遇到複雜問題，草根常識無法應對難題，加上膽小，只好沉默。遇事涉及自家切身利益，大聲疾呼常識卻遭遇強勢力量、道德高壓和文化壟斷評判的阻截，社會以權貴資本為潛、明規則，常識永遠無效。文人知識分子則大多沒有常識，因為中國教育詞典里沒有「公共常識」四個字，文化人從小被洗腦，學會了「權勢雅言」，識字以後就不講常識，只講雅言。因此在中國，要特別警惕一種公然堂皇行之的「異化常識」，簡言之，扭曲之後的「偽常識」更可怕，如黨的答案即如是。例如這一條規則：「未經正當法律手續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凡私有財產，非有相當賠償，不得佔為公有」（美國法律修正案第五條），這是一個在世界上通行的公共常識。但是中國的知識系統是：「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國家和政府有權可以侵佔和剝奪任何人的私有財產。」然而誰是國家和政府？回答說：是黨。那麼黨為什麼等於國家和政府？回答說：是人民授權的。可是我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方式授權的？回答說：是我們把你們解放了，你們說讓我們為你們做主的。於是又問：國家和政府是抽象的體系，為什麼你們一部分人甚至幾個人甚至一個人就代表了這個抽象的體系？他們回答說：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大救星沒有黨就沒有新中國。不可以再發言了，大家必須喊萬歲！結果所有人不是在沉默中退縮，便是在委屈后沉默。房子在隆隆的機器聲中被推倒，農民不得享受國家的任何福利權益，血汗錢被納稅後不知去向，私有企業被黑打後幾十幾百億瞬間被蒸發。常識不得伸張，資產和權利便被強姦。黨的答覆完全、公然、明目張膽地違背常識，但是我們要聽它的。因為他們有一個不合常識的金科玉律：黨指揮槍！

既然從來講常識的傳統一直處於弱勢地位，那麼何以呼籲「重建」呢？無論世界怎麼扭曲和異化，人類總是要認可1+1=2這樣的直接道理的，越是簡單的正道越是不可抹殺，因為常識是天賦人權和自然法則範疇的東西，任何人任何力量無法否定它。正如老話說：「終歸一個土饅頭！」你能繞得過去嗎？當常識得到張揚正大的時候，就是正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時候，故人人必須為了重建一個公共知性的常識而努力。在中國文化體系當中，大約最值得補課的就是「學會常識」這個基本功了。中國一日不奉行經過審視的理智生活，不以常識審察為基本邏輯的話，中國人永無幸福之日。

一般而言，常識有三：常識不僅僅只是「普通人直覺的生活經驗常識」，至少還包括公共知性常識和思想邏輯常識兩種。在一個民主自由法治社會，要承認普通人的生活經驗常識與公共知性常識、思想邏輯常識有公約性，譬如大家都是講道理的，道理是根據人性通識得出來的，普通經驗的常識要得到法律雅言的升華認可，而公共知性常識也要轉化為普通公民的通俗共識，在普通經驗的常識和公共知性常識之間，都遵照思想邏輯常識的明確規則運作，思想邏輯常識也需要通俗化。譬如說吧，「人人不得侵害公共財產」是一條公共知性常識，也是一條普通經驗的常識，正如「人人要納稅」一樣，那麼這裡的「人人」便蘊涵著思想邏輯常識在裡面，不證自明，這是「周延」的，無人可以豁免。

為了說明上述道理，茲舉一例說之：某些公共知性常識涉及到公共政治問題，必須出之以法律式的嚴肅陳述，當這些莊重陳述在普通大眾的基本常識內生根了，於是形成了公共知性常識，即有了不必宣傳的共識，因此這個社會才有了正當合法的公權力。例如關於公眾人物的隱私權問題，以下的解釋說理屬於法律語彙範疇：「在美國法律中，政治家、官員屬於三類公眾人物當中的「完全目的的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 for all purposes）。由於他們的地位使其擁有極大的權力和社會影響，其活動和言行都關係到公眾的知情權問題，因此對他們的隱私應當作必要的限制。美國對待政治公眾人物隱私權實行弱保護的理由可簡括如下：政治家與官員對社會具有管理職責，其個人隱私與最重要的公眾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繫，因而屬於政治的一部分，其私人信息納入公眾知情權範圍；其道德修養與其健康狀況決定其能否正確及時地解決公眾的問題；個人財產狀況說明其是否清廉，值得信賴。這類人物的道德和性格上的缺陷，是對公眾和國家利益的潛在威脅。法律如果保護公眾人物的所謂隱私權，實際上等於主動放棄了對公眾利益的有效保護。採取公眾知情權高於政治人物隱私權，並不意味著可以對政治公眾人物隨意侮辱、毀謗。1964年，美國最高法院在《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確立了『真實惡意原則』，政治公眾人物因新聞報導中的內容有失實的部分可提出誹謗起訴，但必須證明媒體的報導存在『真實惡意』，並且還需證明自己的實際利益因為這一部分失實的內容還確實受到了傷害。」（《美國法律如何對待政治公眾人物的隱私？》作者：Qing lian kulapati ，2012-11-26）當這樣的道理成為了普通常識之後，在一般美國人中間，就無需這樣莊重陳述了。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那就是要不厭其煩地把道理說透，以重建常識規則了。

當這種常識成為部分中國公眾共識之後，開始在大眾中間掀起了要求官員公布個人財產的呼聲；明白這個常識之價值的人越多，越深刻，那麼呼籲的人就會越多，越不容許政府遮蔽迴避；等到所有人都一起發出「讓官員公布其私人財產信息, 讓政府公布行政資金使用的來龍去脈」這樣的呼籲時，說明這個法律常識已經充分普及了。——這時候，我們敢於說：中國的民主和法治時代來到了。

據我所知，最早使「常識」這個概念著名的是美國的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他的《常識》一書至今仍被奉為經典，乃美國奠基檔案之一。《常識》在它出版的頭一年裡，這本可親易讀的小書扎紮實實地印出了五十萬冊。可別忘記當年北美十三州只有250萬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識字比率，說它造就了美國的獨立，真是一點也不誇張。潘恩的「常識」來自哪裡？他白天在屋子裡寫作，晚上到酒店、咖啡館與人交談和爭論，了解一般人的思想見解。潘恩在書中這樣說：「我將僅僅提出一些簡單的事實、明顯的論據和常識，請求讀者擺脫偏見和成見，讓理智和感情獨自作出判斷。」他根據常識要論證的是什麼呢？人民主權和民主共和，北美獨立和擺脫英國統治。他所依據的常識觀是什麼呢？天賦自然的自由、平等權利和社會契約道理。

美國《獨立宣言》是這樣運用「常識觀」來發表公民宣言的：「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新政府賴以奠基的原則、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在當前中國呼籲憲政改革的大勢下，這樣的常識應當獲得廣泛的共識。

近年來香港的梁文道先生大力傳播常識文化思維，他寫作結集了一本小書《常識》，談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聞自由、公民道德等社會諸多方面。梁氏自言：「本書所集，卑之無甚高論，多為常識而已。若覺可怪，是因為此乃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讀他的文章我就想：為什麼會常識稀缺呢？由於權勢利益集團的強奸，人類的許多知識都附帶了遮蔽性，遮蔽什麼？遮蔽人類的基本常識。常識是最簡單的事實，最直觀的經驗，最基本的道理，最樸素的邏輯，是一般普世價值的人性，自然權利，所有人共同擁有和在人性基礎上輕而易舉溝通約定俗成的，是屬於經驗主義層面生成和可以用事實與經驗加以驗證的，上述這些可以統稱為「公共知性的常識」。但是權勢家和精英文化人卻合謀製造了用彎彎繞的繁複陳述來表達的權力法典，他們宣布「人性論」和「普世價值」不合法，人沒有天賦人權，沒有自然的自由平等權利，結果常識就沒有合法公道了。官家說：我們五個不搞，我只能說，這是嚴重違反常識的，三權不分立，例如司法不獨立，那法官、律師和法庭都要聽某些人的決定但絕不可以按法律來執行，那這個社會就根本沒有法治。這樣的社會合理和公平，打死我也不信！

我想承接梁文道的判斷來發揮：此乃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絕確。遍地稀缺、觸目皆是。梁文道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記得在三聚氰氨的事件剛出來的時候，後來有很多的討論，也看到一些學者出來談，看到學者出來談我就樂了，因為有一個教工商管理的學者說，中國太不重視企業責任，說企業要盡責的，講了一大堆理論。但是對我來講這不是企業責任的問題，而是常識。常識是什麼？常識是你做食品不能下毒，這個如果算是企業責任的話我們的國家就完蛋了。我很難想象，比如一個開車的人在街上橫衝直撞，你去跟他討論一大堆現代城市的交通規則問題，這是廢話，開車不能闖紅燈，看到人不能撞，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常識，做食品出來給人吃就不要下毒。我覺得今天很可悲的地方是很多東西我們常識稀缺，但是一大套理論、名詞、很好聽的東西去包裝，我覺得這是不必要的。」可惜梁生不懂得「中國人的常識觀」（註：即「潛規則」），他是以西方的常識觀來批判中國人的常識觀。

畫家陳丹青對梁文道的對應是這樣的：「我看他的書，我很多事情不知道，很多書都沒看過，因為他是受過完整的教育，他又是在言論自由的地區，他表達自己的時候，管道非常多。但是我的知識結構很有限，等到我出書以後，開始大量的讀書，記憶力和說話能力其實不如年輕的時候，所以當我在說常識的時候，我和他可能不太一樣，我是個畫畫的，我的常識都和眼睛有關係，所以我凡是談到常識的都跟你看見什麼，你沒有看見過什麼，或者你沒有注意什麼，都在這個範圍里。但是我有時候懷疑我的常識對不對，因為我知道整個幾代人，五十年代以後一直到現在，現在遇到五六十歲的人很可能是沒有常識的人，在很多問題上是常識有問題的，包括我自己。所以很多事情是說給我自己聽的，就是這樣。我看到現在70后、80后的孩子，我心裡會有尊敬，因為他們獲得常識的普遍年齡要比我們小得多，我們還在發混的時候他們已經比較有常識了。」（《陳丹青和梁文道說「常識」》，2010年春節前夕央視「子午書簡」談話節目）

從陳丹青的經驗我們知道，我們缺乏正當常識洵由顛倒黑白造成。文革時有一句豪言壯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由於類似這樣沒有常識的道理橫行霸道深入人心，所以60年前後餓死數千萬人，不怪張春橋。既然那時候能夠那樣沒有常識，今天依然如此，也不足為怪：西安的愛國者們竟然在2012年提出了這麼一條令人熱血燃燒的弱智帖子口號：「哪怕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寧可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當年又有主席毛的狠話：「要鬥私批修。」「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些這麼極端違背常識的斷言，我們不以為謬，直到今天還有不少腦袋被驢踢了的人把他們奉為警句，即使他們口裡不敢道出，潛意識還是這樣想的。所以世界人民共享民主平等自由人權，我們都甘心做奴隸，自己人互害折磨死掉百萬千萬。對這些明顯反人類反社會的喪心病狂違反常識的瘋話，都不會用常識去反思一下，10億中國人沒有一個反對這樣的混賬話，該死，因為你沒有常識頭腦。另一方面，凡是踐踏常識然後把道德反覆念叨的，就一定是腐敗虛偽之至的。謂予不信，你到中國任何一家醫院去看看，處處張貼著「不準收取紅包」的標語，還有寫著「救死扶傷，發揚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之類的，這樣的道德警句就像「不準隨地大小便不得破壞公物」之勒令條一樣具有痛心疾首的反語意義。如果都有常識了，我們的大街上就不必有警察或道路協調員來維持交通秩序了。當然，「革命的人道主義」是非常語焉不詳的，究竟何為「革命的」，何為「不革命的」，以我的常識來說，根本沒有能力可以解釋和區分。假如還是堅持這樣「反人類思維」的立場來對待病人的話，那麼是否所有有病的不革命者都要被徹底剝奪其得到治療的權利？是否乾脆把他們都投進焚化爐去消滅他們的肉體才符合革命的人道主義？——在中國遍地都充斥著類似如此不合邏輯一坨狗屎似的言行和決定，這樣的標語是侮辱普通人智商的嚴重違反常識的反智語言，本身也是不合道德的，當然更不合憲法精神！

但是忽然之間明白：凡是不尊重常識的人都有故意胡攪蠻纏別有用心的企圖，就像以「中國特色」反對普世價值的人常常喜歡引用的一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經常嘲笑某些謬論不知怎麼越傳越荒唐，人云亦云者從來不經大腦，張口就來。首先我們不妨用常識來分析一下這句話。三寸金蓮肯定是絕對中華民族的，不知誰願意告訴我它的世界性在哪裡；漢字系統也絕對是中華民族的，不知道世界上有那個民族願意從善如流哪天就廢除本國文字乾脆照搬漢字元號。世人應當記住一個最簡單的常識：許多被認為是定論的話，未經常識精確分析和智慧嚴格審視過的，都不值得當作沒有問題的道理使用。據說這句話是魯迅說的，我考證了一下，魯迅的原話是：「木刻還未大發展，所以我的意見，現在首先是引一般讀書界的注意、看重，於是得到鑒賞、採用，就是將那條路開拓起來。路開拓了，那活動力也就增大。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即於中國之活動有利。」（《致陳煙橋》，1934-4-19）看仔細了，魯迅的原話是這樣的，我很懷疑把魯迅的話改動成為「越是。。。就越是。。。」格式的，是搞包裝裝修的包工頭高手，魯迅只是說「地方色彩」，並且界定「成為世界的」是「即為別國所注意」的意思，沒有概括為「民族的」。魯迅還特別說是「容易成為」，沒說一定，更沒說它們之間肯定構成了連鎖遞進的因果關係。我確切地分析魯迅的意思，應該是：要想讓世界注意到中國文學，要想讓中國文學容易在世界文學中成為有一席之地的作品，就應當突出我們的地方色彩。後來改動者用「民族的」和「世界的」兩個定語代詞，都是模糊的抽象的語焉不詳的泛指，暗示民族的東西會成為世界流行的潮流，民族特色的，可以成為世界著名的，越是奇特，越是世界品牌。那麼，政治局7常委，開大會期間不得出售菜刀，開車出了交通事故后，乾脆把人輾死，地溝油，唱紅打黑，給醫生塞紅包等等，都應該是成為「世界的」普世價值。總之，凡是有人跟你說「越是。。。就越是。。。」，你立即就要警惕了，江湖術士來了。用常識頭腦想想：這個世界究竟什麼東西是具有連鎖遞進升級因果關係的？究竟要有多少限制條件，才能夠越是。。。就越是？我再饒舌一句：下面這一句才是符合常識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普遍公共人性而已。苟非是，世界人民都吃飯，我們都吃屎？

重建中國全體公民的公共知性常識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過程，也是建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簡捷地說，常識不能高舉，則民主憲政、自由精神、人權等等普世價值觀都沒有可以生長的土壤基礎。我的結論就是：讓中國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經驗常識與全社會的公共知性常識，與全民的思想邏輯常識具有公約性，使人人成為講道理的，用常識給幾十年的專制政治謊言和「政教合一」的神聖思想祛魅，是當下我們現代化自我啟蒙的重大課題。道理是根據人性通識得出來的，通識要得到法律雅言的升華認可。而公共知性常識也要轉化為普通公民的通俗共識，在經驗常識和知性常識之間，都遵照思想邏輯常識的明確規則運作，思想邏輯常識也需要通俗化。准此，一個法治社會和現代化的民主憲政才可以運作起來，一個文明社會也才可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