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貝,是好友樺的妻子。出國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我們的聯繫也基本只落在電話上了。可每次打電話過去,她總是一貫地熱忱、一貫地親切、一貫地淵博和銳利。她總能讓我覺得,相隔那麼久又如此遙遠,我們之間就好像從來沒有別離過,彼此間沒有半毫的脫落。是什麼在我與這樣的朋友之間產生了如此的「黏性」,這是我常常會問自己的問題。其實答案就在心底,從來沒有失去過。
貝貝是極其出色的文人、作家和朋友。認識她其實是通過她的丈夫,我的一位狗黨。那年好像她才二十一歲。他的丈夫,是八十年代中期上海非常有名的年輕記者和作家,去復旦講學的,結果連講帶拐地為大家拖來了貝貝,他自己未來的夫人。我們當初的圈子,向來不進女士的,樺破了例,之後還有若干人,包括呂涼夫人、張獻夫人等等。
記得那時愛瘋,上海最早的文學沙龍里,貝貝永遠和我一起做節目,從現做現唱到聖誕歡聚,從高談闊論到互相交流寫作。如果說樺常常是尖銳不留情面的話,貝貝就是尖銳得讓人舒緩,讓人對她的智慧、學識和見地著實地敬佩。當初是她領頭代表上海去機場接待了撒切爾,並陪作全程,是她最早在上海電視台開始了先鋒理念的嘗試,是她關愛著圈內外好多的朋友,使得她在幾乎所有的朋友面前建立了非常統一的型像。國內朋友,無論生意多麼的成功,文學上多麼地有名,無一不對貝貝保持了極其劃一的敬重。她,憑的是綜合挺括的素質。
偶爾有時,知道我要過去了,會來車站接我,而且從不虛予客套,老是直接入圍,說的都是社會的情由以及和讀書寫作有關話題。他們兩夫婦對我的寫作幫助很大,也因為聽了他們的話,我在二十六歲左右停止了寫詩,轉向攻讀哲學歷史類書籍,同時開始翻譯一些東西。
事隔多年,今天偶然的電話過去,她和我說話的方式絲毫未變。先是說到了當下社會的情勢,繼而轉入對社會文化更深層的問題的討論。討論是自由自然的,不同的依然是她對事情分析不變的、非常清醒的高深度和準確度。我們說到了古希臘的議政,也說到了春秋齊魯大地上的光耀,我們快速地分析了孔子的出現、理念和影響、也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上海左翼聯盟和傷痕文學后中國文化進步的勃起和夭折、還包括了中英文在網際網路時代交流里因式的脫節和誤習。所有這些討論的溝通是如此地暢通無誤,讓我非常感慨。感慨一位女性文人的傑出,感慨她對問題具有世界眼光和高度的論述,感慨她對我們的思想和價值行進路線的解析與建議。
她依然是柔和關愛的,她懂我的落寞和疑惑,也知道我的顧慮在哪裡,她為我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式和路徑。與她的談話,會有一種非常提神的效用,再快的速度,也不會有絲毫內容的混亂和糾葛,從來都是直奔問題最為深切的本質。我的感覺是,她的生命與物質和虛榮無關,她始終在學習、始終在思考、始終關心著文化和人的價值,由此凡事都能快速精確地抓住本質。很想像以前那樣,能挽著她在細雨或夕陽里散步,在她精闢的講述里,一次次地漫開,一次次地在潮汐里濺出浪花。
她是很懂我的心思的人,她依然爽朗的笑聲似乎持著永遠的魅力:抓住自己,抓住與瑣碎無關的命題,如果還要借著筆玩下去。
好的朋友如她,最能在你迷惘的時候給你一雙手,最能在你上下錯亂時給你一個依靠,最能在你孤寂的時候送你一聲最燦爛的笑聲,也最能通過淡淡數語,告訴你,友誼如此,生命如此,既不變色,也不潰爛。
想到這裡,我總會變得十分靜淡,還顯得有點多愁善感,在經歷了無數風風雨雨里無數次不離不棄的搏鬥之後。
跟她說,我就是個文字宮殿外站立的三等蝦,你對於我,則是一種上天的賜予,是不可多得的獎賞,也是一份貼心的溫暖。非常鍾愛這樣的朋友,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持有。
由左向右:美國(紐約)歌唱家席勒.伊根,貝貝,田國安,本人和司機好友攝於上海電視台門口。
左一:貝貝,時為綜藝大觀編導,左三:著名電視台導演王宗琪,左五:著名電視台主播:曉晨。攝於拍攝現場。不知道貝貝夫婦看了這兩張照片,眼睛是否會出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