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美國保守派政治科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觀點,所謂文明的衝突,說到底無非就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與非西方文明(非基督教文明)之間的衝突。宗教,種族,語言,意識形態或領土,往往是文明衝突中的主要因素,有時是其中一種有時是若干種同時發生作用。
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衝突,往往帶有不可預測的偶然因素。非西方文明的一個不同於西方文明的明顯特徵,就是「個人意志」可以轉變成「國家意志」。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個人意志轉變成蘇聯解體的國家意志。而普京的個人意志又可以變成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國家意志。在個人意志等同於國家意志的非西方文明中,意識形態往往可以超越宗教,種族,語言和習俗的同質性而與親緣國家形成勢不兩立的衝突(曾經的東西德,今日的南北韓和台海兩岸)。
在宗教根深蒂固的文明裡,信仰的強烈排他性也可以超越種族和語言甚至意識形態的同質性。基於歷史或神話遺傳下來的因宗教之爭的文明衝突,往往比其他性質的衝突更持久更激烈(巴以衝突,波黑衝突,緬甸羅興亞衝突)。
基於血統認同的種族,由於歷史原因而被另一種族征服或吞併而不得不服從某一種異族的統治,但血緣和語言的力量使該種族永遠懷有一顆獨立之心(波黑衝突,緬甸羅興亞衝突)。
文明的衝突並非只限於國際上各大主流文明之間的衝突。同一文明內部,也可因為種族,語言,意識形態,或宗教等原因發生衝突。即使是在「權力被關進籠子」的西方議會民主文明中,政治派系之爭,其實也是一種小規模的文明衝突(美國兩黨之爭,法國最近的大選)。
衝突並非總得以血腥暴力的革命形式呈現。尤其是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戰爭與和平,暴力與非暴力,實體衝突與虛擬衝突的界限已經日益模糊(黑客,網路戰)。文明的衝突日益朝著智能化高科技化的方向發展。誰擁有最先進的衛星監測導航系統,射程最遠的洲際導彈,或最具有大規模殺傷力的武器的文明,無疑會在衝突中佔上風。
依照亨廷頓的說法,「西方世界應該對內反對文化多元論,維繫自身的自我認同和復興;對外不應該追求唯我獨尊的普世性,而應該滿足於維繫和捍衛西方文明的獨一無二性,並與其它文明維繫和平,尋求共識。」而西方文明的獨一無二性,就在於它的所謂「光榮革命」,即實現了「把權力關進籠子里。」而這一點大多數非西方文明即今為止還無法實現。
如何重建世界秩序?或者說,人類歷史上從來有過什麼世界秩序?有沒有一種像交通規則那樣放之四海而皆準而人人自覺遵守之的世界秩序?亨廷頓其實心裡也沒有多大的把握。世界大同,像西方文明一直力圖販賣的「普世主義」一樣,都是鏡花水月般的太虛幻境。他說,「從一個文明轉變成另一個文明的努力沒有獲得成功;各國圍繞著它們文明的領導國家或核心國家來劃分自己的歸屬。」也就是說,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之間的角力,「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依然凌駕於任何文明之上。亨廷頓自己也承認:「西方贏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觀或宗教的優越(其他文明中幾乎沒有多少人皈依它),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經濟與軍事的壓倒性優勢,依然是新的世界秩序(即使有的話)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