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智囊」的雄辯與狡辯

(楊老師時事筆記）

「紅色智囊」 的雄辯與狡辯

每當一個大國崛起，總會讓現存的強權大國感到焦慮不安，甚至視為對手或敵手而竭力打壓之。更何況當這個崛起的大國還是一個「一黨制」，非法治，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一個半個世紀前還是一窮二白閉關鎖國的東方國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依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的刻板印象。

也難怪西方這種「冷戰思維」如此根深蒂固。當年，羅斯福總統的一名顧問曾經說過：只要設計民主政體的這批人依然健在，民主就會健在。現在的西方國家當權派，依然從他們的父輩那裡繼承了這種「冷戰思維」的殘渣。二戰以後的「民主對專制」（democracy vs. dictatorship），蘇聯解體后的「選舉民主對獨裁」（electoral democracy vs. Autocracy)的二元論思維模式依然風行至今。可是，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起飛來得如此迅猛，如此不按常理出牌，讓當年杜勒斯「和平演變」的預言落空，也讓預期中國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會為爭取更多的自由民主而發生類似於「阿拉伯之春」的革命的西方政治學家的預言落空。恰恰相反，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披著愛國主義羊皮的新一代民族主義戰狼開始沖著西方的月亮嗥叫咆哮。偏偏西方民主政體又不爭氣，頻頻出狀況，頹勢赫然。

此消彼長，讓中國新一代的「紅色智囊」有了與西方政治理論界爭一短長的底氣和論據。西方民主政體歷來引以為榮的「全民選舉，政黨輪替，一人一票，公民投票」等元素，反而被「紅色智囊」詬病為它的硬傷。中國政治學者李世默，以他敏銳的政治歷史觸覺，為西方民主把脈，並列出了三大病因：

民主純粹是一場意外: 西方民主的設計師，無論是英國的議會制或者是美國的總統制，從一開始就沒有把普選考慮在內，而且他們當初是非常討厭政黨，甚至還一度禁止結黨的。換言之，民主制度最早是歐洲貴族和美洲大奴隸主們的產物。現在西方的選舉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與當初西方民主的設計師的初衷已經大相徑庭。美國某大學兩名教授通過數據模型分析后發現，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為各種遊說集團服務，與普通民意毫不相干。

民主是一個悖論：西方民主的兩大基石--自由與平等，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以自由為例：不久前，美國最高法院判定，美國的政治獻金不受限制，因為有錢人想怎麼花自己的錢是一種自由權利，因此不能予以限制。那麼大財團可以用巨額金錢去購買所有時段的電視廣告，報紙版面和網路媒體為某一個總統候選人站台。這對普通老百姓是多麼不平等的一種自由! 但它卻是合法的。

民主是一個功能運轉不靈的機制：西方民主已經淪落成為被各種利益集團綁架的傀儡，非常僵化而且失去自我糾錯的功能。它幾乎無法進行任何結構性的改革。比如在美國，禁槍涉及修改美國憲法，毫無可能；即使是同樣的民主國家，讓美國改為英國式的議會制，或者讓英國改為美國式的總統制，毫無可能。美國加州的高鐵項目，被譏為「世界級爛尾項目」，從2008年提出來到現在還遙遙無期，而且，加州政府為此還被200多宗民事官司纏身。

李世默從西方民主的諸多亂象大膽假設：西方國家200多年來的繁榮昌盛，或許不是因為民主所致，而是雖然有了民主的依然？

由此可以看出，「紅色智囊」的雄辯，是基於他們對世界歷史的了如指掌，對西方政治學者對西方民主各種批評的信手拈來為我所用，以及他們對中國現行制度的高度自信。

不過，在某些敏感話題上，「紅色智囊」的雄辯無法自圓其說，只能付諸狡辯。比如在人權問題上，在台獨疆獨問題上，他們往往不會正面回應具體的問題，而是用西方民調機構關於國民對政府滿意度的中國數據或者是「中國每年出國旅遊的遊客99.9%都回國」來證明中國是個理想國。

平心而論，「紅色智囊」這些年來在國際社會上四處奔走，不遺餘力地講述「中國故事」，並且因此還獲得了一些掌聲。但咎於一些掣肘和自我審查，他們自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言不由衷。他們試圖為現在的中國建立起來的政治理論體系還是膚淺和片面，大多側重在經濟層面，而迴避更深遠的層面。無論如何，他們可以與世界同儕接軌平起平坐對話，有時甚至為了「舌戰群儒」而略有失態，畢竟還是讓一百年來聽慣了東方人唯唯諾諾的聲音的西方人，也領略一下東方人的雄辯和狡辯的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