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起源,如果要嚴肅的說,是起於商朝的伊大主教,由於商朝一元神教(天道教?)的教權和帝權的分裂衝突,帝辛的以革囊盛血,射之---名曰射天,這是帝權和教權嚴重衝突的代表.周文王改河圖而演易,走的就是教權和帝權的調和派路線,這是周代商的根基,也從此奠定了周家八百年的天下,對此,沒經歷過周朝的孔子對周文王是推崇有加的,而經歷過周朝的老子對周王室是一目了然且非常反感的.
儒家是延續周文王的套路,在周文王調和教權和帝權的基礎上的再調整和改革,其在禮儀基礎上,大同而重民,調和而中庸,用學權代替教權的思想,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對當時社會開出的藥方.這個藥方其實很簡單:通過對社會結構的調整,將民固於宗族鄉黨,以族權代替諸侯的王權,將帝王固於禮儀,將國家固於帝族權,弱民權而強帝族權---再以學權維繫上下,這在孔子看來就是禮崩樂壞時代的最佳解決辦法了.所以後人說什麼的"外儒內法"都是錯誤的,儒家本來就是"筆杆子+槍杆子"!這也是漢初大封同姓王的原因和獨尊儒術的原因.
但是呢,這結構有個問題,光是學權,是不足夠維繫國家體系的強度---畢竟學權不是教權,不是"剛性需求",不能製造"聖戰的聖鬥士",不可能光憑學權的教化,就能讓天下大同的,而且讓學權去掌握槍杆子,槍杆子講的是信仰是忠誠,學權這個張口就來,時時都在變的東西,想要如同教權一樣控制槍杆子,也是有些麻煩的,所以這裡還需要個轉化---這轉化就是財權,財權彌補了學權的不足,但也造成了學權乃至整個帝國體系的腐化---歷代說儒生們:個個滿口的仁義道德,肚子里儘是男盜女娼,就來源於此,這是必然,這東西也就是歷代興亡周期率形成的原因:作為彌補和維繫帝國上下,維繫筆杆子和槍杆子的財權,必然導致帝國中間層的大面積腐化.為了解決這問題,唯一的選擇除了更大的強化學權,就只有限制財權的流通性,這就是"重農抑商"政策可以在中國古代長期成為"基本國策"的根源.
我們看古代中國史,如果地方沒有大量鑄幣權的朝代,那麼學權和財權結合的門閥,就是國家的支柱,而如果地方有大量鑄幣權的朝代,那麼財權和軍權結合的軍閥一定就是國家的支柱.但無論是門閥還是軍閥時代,學權都是藏在帝國背後的"看不見的手",而且是"柔軟卻有力量"改朝換代的手,因為無論如何,財權的弱點太大,學權才是維繫國家權力轉化體系的根本,特別是亂世,這就是儒家從古至今無論治亂都能夠昌盛的原因,當然,這力量也造成了儒家歷來想封聖---將學權再提升為教權!
將儒家的學權提升為教權,必然是災難.歷史上有兩次,第一次董卓,第二次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外衣的新儒家---這個時代我們還在見證.
中國是很不容易才從教權里走出來的,無論我們如何觀察歷史和現實,我們都必須承認學權代替教權,是人類文明的大進步,學權代替教權,最簡單的說:保障了個體人的權利,解放了個體人的思想,賦予了個體人的人格,打開了個體人信仰的自由度.如果朋友們不是僵化的思考者,我想大家估計會認同教權時代就是奴隸制社會,而學權時代就是現代文明.(人類是信息生命體,用學權和教權來劃分人類文明階段,應該比較合理,也比其他的分類法科學)(董卓時代的故事不說了,這太繁瑣,下面談新儒家)
什麼是新儒家呢?新儒家是以康有為為代表和開山祖師的儒家,是以打破和改造舊儒家構建的社會結構體系為標誌的儒家.其主要的特點有二:第一是開猛葯,第二是亂開藥.其門下有兩大派系:第一是孫中山派,第二是毛澤東派.這兩大派系的一個已經在1949年被超度了,而且被開除出儒家了---失去大陸的孫中山派,一沒了開猛葯的資格,二沒了亂開藥的本錢,其社會結構體系基本效法美國日本(用動態的和基於律法的軟結構來代替儒家的固化結構).而另一大派系的毛澤東派,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在中俄"聯盟"的協調下,不但繼續沿著儒家的固化社會結構體系再調的路在走,而且將其體系全面所謂"科學化",猛葯連連,處方滿天,不但延續了新儒家衣缽,目前還在為再把新儒家的學權提升為教權而不懈奮鬥(簡單說,就是把學權提升為信仰),,堪稱新儒家的楷模---當然,這個新儒家,孔子的那個儒家必是不認的,那個康有為,連其徒弟梁啟超都大罵其康騙子嘛---這個可憐的新儒代表和開山祖師,連最基本的學權都沒有,真有辱斯文了,,,
但是呢,要說這新儒家完全不是儒家,估計真還不行.對學權,軍權,財權,帝權,教權的把握,這新儒家,還是有些真章的,也基本符合董卓的那個模型,這個董卓,當年可是比孔子名氣大多了的,是堪稱周文王第二的,,,要開除新儒家---必牽連到孔儒們開除董卓派嘛.
問題麻煩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