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岸泉

https://big5.backchina.com/?328737

習近平與胡平聊共同底線

作者：何岸泉於 2013-10-10 06:2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時政小說|通用分類:原創文學|已有4評論

習近平與胡平聊共同底線

習總日記（2013，10，10）

今天是十月十日。這是一個特殊的日子，也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日子，它映襯一段曾經輝煌的歷史。只不過，遠方的那段輝煌，如今僅剩下殘陽夕照，偏安喘延。分久待合。

79年曾經以一篇《論言論自由》引起小平同志警惕的流亡者胡平先生，最近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為《確立共同底線是迫切的必要》，引起了習辦同志的注意，特地拿來給我看，想探探我的底線。

我仔細品嘗了胡平先生《確立共同底線是迫切的必要》一文的味道，有興趣與胡平先生聊聊，也小露下我的底線。

請允許我設想胡平先生撰寫《確立共同底線是迫切的必要》一文時，假設的無數對話者中之一有我，我也作同樣假設，對話無數者，對話胡平先生。

胡平：今年三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秦暉一本文集《共同的底線》。書是新書，文卻是舊文，是作者十年前的舊文。但這些舊文至今並未失去現實意義，這是作者的光榮，時代的不幸。

習近平：就某種程度而言，秦暉《共同的底線》出版，本身隱含著共同底線的確立和存在，並且在發揮作用，具有真實性可信性和可行性。一定程度上尊重你們想說者思考者的想和說。

胡平：《共同的底線》一書出版后，引起很大反響。有二十位法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和文學的專家教授在人民大學舉行了一場這本書的座談會。另外，今年9月，英國牛津大學召開當代中國思潮學術研討會，邀請了包括秦暉在內的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的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學者與會，會後有28位學者達成了一份「關於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

習近平：「關於中國現在與未來的若干共識」所談的四點共識，我認為寫的很好。這與我所提倡的中國夢內容有著很多方面的「共識」。

1、我們希望中國堅持「以民為本」的治國理念，即以人民的認可為權力的來源，以人民的權利為制度的基礎，以人民的福祉為國家的目標。
2、我們希望中國堅持「公平正義」的社會原則，即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與性別各領域，在立法、司法和行政諸環節，在教育、醫療、居住、工作、休息和養老等方面，都以公平對待所有中國公民、實現社會生活正義作為基本原則，使全體人民的生活不僅有物質的保障，而且有精神的尊嚴。
3、我們希望中國在傳承優秀文化的同時，堅持多元而自由的文化目標，以群己關係的合理平衡為前提，以公平正義的法治為原則，保障各民族、各階層、各地區、各職業群體、各社會團體以及所有個體多種多樣的價值追求、思想旨趣、學術傾向、藝術風格、宗教信仰和言論主張等等，和而不同，都有和平共存的環境，都有自由發展的機會。
4、我們希望中國致力於建設更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以相互依存、互利共贏原則處理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環境等方面的國際糾紛，既有利於全體中國人民也有利於全人類，促進世界各國各族的和平共處與和諧發展，最終達致天下太平。

胡平：當今中國，思想界相當活躍，各種主義或主張紛紛登場。早在1995年，旅居海外的學者陳奎德先生就撰文「迎接『新諸子時代』」，一口氣列出了14個思想流派，如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憲政派、經典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第三條道路、新儒家、基督教民主主義、三民主義、新保守主義、國家主義、毛主義、反西方主義的極端民族主義，等等。18年後的今天，上述各種思潮大抵依然存在並且活躍，也有幾個沉寂下去了，又有幾個新的思潮冒出頭來。

習近平：學者們勤于思考，敏於探索，開學術研究討論新風尚，值得欣慰寬懷。

胡平：單從表面上看，當今中國思想界的活躍簡直可以和五四時代相媲美；但略微深入一步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這中間總有什麼地方不對。五四時代的思潮蜂起，好歹是發生在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大背景之下，儘管那時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還很不堅固很不牢靠。如今的中國，貌似百家爭鳴，其實缺少更基本的東西，缺少各種思潮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共同基礎，即缺少言論自由學術自由。

習近平：西方意義上的言論自由的確「缺少」，學術自由還是有的。秦暉《共同的底線》出版，「有二十位法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和文學的專家教授在人民大學舉行了一場這本書的座談會。」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證明中國是有學術自由的。

胡平：不錯，當今中國思想界，分化嚴重，分裂嚴重。不過，秦暉提出「共同的底線」，意思倒不是在各種思潮之中尋找共同點。秦暉申明：「『共同的底線』絕不是中間道路，也不是第三條道路，甚至不是折中。」秦暉說：「我不是說我反對摺中，假如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自由的正常社會，也許我會持一種有原則、有邏輯的折中立場。但是，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折中自由和福利的問題，而是這兩者都賴以成立的基礎不存在的問題。」

習近平：尋找共同底線和尋找共識目標不同，內容也不同。尋找共同底線是尋找發力點，也就是尋找能夠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最終目的是尋求各方在共同遵守的規則內進行交流。

尋找共識是為了避免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尷尬局面而竭力從分歧中發現具備共同一致的觀點立場。企圖以共識包圍分歧的策略，終究還是要面對形形式式大大小小的分歧，但至少討論辯論分歧的時候，多了那麼一份溫馨：我們還是有共識的。共識不在乎多少，有沒有很重要。

胡平：那麼，什麼叫共同的底線呢？秦暉解釋說：為了實現最低限度的自由權益與社會保障，就需要有責權對應的民主體系，而這就是現在左右派都應該持守的共同底線。秦暉指出：從邏輯上講，共同底線並不是充分條件而是必要條件。如果你有了它，你才可以談論現在意義上的左派或者右派。假如沒有它，我勸你都少談，你既不是什麼左派，也不是什麼右派。你無非就是法西斯而已，左就是波爾布特，右就是希特勒。

習近平：秦暉自己定了一條底線，取名叫「共同底線」，意思是你如果不認同我的「共同底線」我就無法與你談論任何問題。這還不夠，秦暉還把不認同他的「共同底線」者冊封為「法西斯」。剛剛還聲明不認同「共同底線」者「既不是什麼左派，也不是什麼右派。」談到法西斯時，又指波爾布特為左法西斯，希特勒為右法西斯。此處是不是可以證明左右是無關「共同底線」而客觀存在的？也就是說，突破了秦暉的「共同的底線」的政治思想派別，也是可以被劃分或區分左右的。

胡平：我高度認同共同底線。早在《論言論自由》一文中，我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人為自由民主奮鬥了一百多年，為什麼到頭來什麼都沒有得到？為什麼到了我們這一代還要從零開始？假如我們的前人當年就確立了自由主義的某些最簡單、最根本、最起碼的原則，從而奠定一塊堅實的地基，讓一切後來者有一方穩定的立足之地，今天的中國何以至此？在《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命運》一文里，我也提到過底線的意義，把言論自由當作底線或基石。中共領導人喜歡說建立高度民主。我說先不要談高度吧，我們現在要的是低度，最低度。

習近平：「中國人為自由民主奮鬥了一百多年，為什麼到頭來什麼都沒有得到？」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所以說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我們提出為實現中國夢想，讓我們共同努力奮鬥。責備前人於事無補，還不如讓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一起完成中華民族復興大業。

秦暉推出「共同的底線」是「有責權對應的民主體系。」胡平先生推出的「底線」是「言論自由」，我給你們這兩句話都帶上一頂帽子，也就是我黨的底線：共產黨領導。

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前提下，可以賜予你們民主，可從低度民主開始，到高度民主。否定共產黨的領導的任何民主，我們都不會給予，無論多低都不會給。而贊同共產黨領導的民主，只要條件允許，無論多高我們都可以給。秦暉在中國大陸工作，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這個頭銜說明了秦暉是贊同黨的領導的，所以我們給他自由寫書自由發言自由鑽研理論的權利，允許他出版《共同的底線》。

我黨不反對民主，從來沒有反對民主過。但我們還是認為，一黨領導制度，為何就比民主制度差？我們認為，一黨專制制度也可以是一個好的制度，起碼是適合中國人民的制度。既然中國已經實現了共產黨一黨專制制度，那麼，為了不致於因再次大革命將會造成中國社會大混亂大動蕩，我們共產黨人有信心有決心領導中國人民，開闢一條專制制度比民主制度好，或者說更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實踐道路。

有人會說，你們把國家興旺民族前途當兒戲當試驗品。

請問，哪一種社會制度不是由試驗試驗，不斷試驗實驗，同時不斷發展完善得來的？更何況，哪有一成不變的社會制度？而且，勇於探索勇於實踐，正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優點和光榮。當年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不是在實踐中取得勝利的嗎？當年，鄧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難道不也是一種實踐嗎？事實不是已經證明鄧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實踐取得了偉大成就。改革開放摸石頭過河的社會試驗不僅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贊同和擁護，而且世界也為之矚目和驚訝，全世界驚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這些成績難道不是通過試驗實驗或實踐得來的？

我日夜思考的是，在一黨統治專制制度下，如何最大限度地給予人民民主，給予人民幸福和自豪。

胡平：共同底線是應然的還是實然的？秦暉回答說，當然是應然的。因為現在還沒有這個東西所以才需要講，如果已經有了倒不需要講了。

經濟學家華生對此提出異議。華生說，你們要的自由實際上很多人都開始增加了，而且很多人是增加了很多。這顯然是對自由概念的誤解。風箏飛得再高也是不自由的，小鳥飛得再低也是自由的。自由是個質的問題而不是個量的問題。

習近平：地球引力總是存在的，絕對的自由是無法得到的。風箏就是因為有人牽著才飛得高，小鳥牽著會死才不牽著，小狗如果不牽就會亂跑，我黨就是喜歡管著人民的思想才睡得著覺。對不起，沒辦法，這也是黨的優良傳統。

秦暉的共同的底線沒有明確說明是在黨的領導下。可以明確的是，秦暉教授是一位生活在中國大陸工作在黨領導下的大學的體制內學者。

另一位大陸著名學者吳思最近表示，「中國言論空間的結構是相對複雜的，言論自由既不是『全有』，也不是『全無』。他把言論自由用房屋使用面積來打比喻說：「言論自由從100平方米縮水到10平方米，再擴展到60、70平方米。」

60～70%的言論自由度。可以啦！

胡平：華生還說，例如新聞出版自由，當政者可能會說這個最不能給，因為一給，就給你們反對的寡頭主義民粹主義打開大門，就天下大亂了，就一片大地殺得乾乾淨淨了。

華生這種危言聳聽我們並不陌生。當年毛澤東就說過，如果放棄階級鬥爭，放棄無產階級專政，讓地富反壞一起出來，那就會千百萬人頭落地。這種說法引出什麼后果，我們都領教過了。諷刺的是，當政者總是拿一實行自由就會天下大亂千百萬人頭落地的這種話來嚇唬我們，而他們用來嚇唬我們的東西卻居然前後大不相同，彼此矛盾。

習近平：就政治語言來說，政黨確實要拿一些危言聳聽的東西來嚇唬人民或者選民。看看美國的奧巴馬總統是如何被選上的吧！

不否認，我黨也是如此。

胡平：然而，我們也不應把這類說法僅僅當作危言聳聽。它還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這就從反面提醒我們，確立共同的底線絕非不合時宜，而是迫切的必要。借用秦暉的話，再不說就來不及了。

習近平：那個共同的底線，只要戴上那頂帽子就和諧了。

最後一句話。秦暉語境里的「為了實現最低限度的自由權益與社會保障，就需要有責權對應的民主體系」，黨已經給了。

造謠入罪，就是責任與權利對應的生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