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還沒有登基,但主流媒體已經抬起了轎子。主流媒體鼓吹的各種讓美國「回歸正路」的「新政」之一,就是「新的稅收政策」。這個政策有兩個要點,一是否定川普的公司減稅法案,拜登稱該法案並沒有幫助美國中產階級,反而讓億萬富翁、大型跨國公司和外國投資者富裕起來,所以企業稅將從21%提高到28%;二是對年收入40萬以上的家庭徵稅,從37%
提高到39.6%,這是民主黨極左派「綠色新政」要求的。
為了鼓吹「新稅」,「研究報告」成了最美好的願景。根據拜登團隊的「研究報告」,實施上述新稅政策,不僅僅會增加政府稅入(說是新稅政策將在10年內增加約3.4萬億美元的稅收),而且會讓中產階級降低稅負,貧困人口享有更好的福利。更重要的是,根據研究報告,新稅政策,支持美國工人,並為教育、基礎設施和醫療的大型復甦舉措提供資金,讓企業和富裕的美國人「支付他們應得的份額」。當然最輝煌的成就將是重新搭建美國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架構、改善美國的財富再分配方式。
仔細讀過「研究報告」,我發現所謂的「新稅政策」,基本上就是把川普上台之後實行的所有對企業和對個人的「減稅政策」廢除掉,恢復川普之前的稅收規則,政策。因此,這並非什麼「新政策」,不過是向後回歸而已。
既然了無新意,那麼檢驗這個「新稅政策」最好的照妖鏡,就是歷史。在2008-2016奧巴馬執政的8年中,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佔有的財富從社會財富總額的27.2%,增加到31.3%,而中產階級(高財富組50-90%的家庭),佔有的財富從社會財富總額的40.3%,下降到38.2%;而最底層的50%家庭,佔有財富的比例沒有改變,均為1.2%。同時,奧巴馬8年,美國政府的債務從2008年的10萬億增加到2016年的19.6萬億,幾乎翻了一番。
數據真的很打臉。
順便插入幾個數據:2019年,美國最富1%占社會財富的比是30.5%,低於2016年的31.3%,同時最低層的50%占社會財富的比是1.9%,比2016年的1.2%,增加了約60%,一切發生在剛剛過去的3年之內。
言歸正傳。美國社會財富分配和佔有不公平的日益加劇,並非吉祥之兆。現在美國最富有的1%的家庭佔有的財富超過了50%底層家庭佔有社會財富的15倍,這樣一種極度不公平,不公正的財富佔有方式,最終將危及國家的安危。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促成美國社會,尤其是年輕人左轉的重要原因。
美國社會財富分配和佔有不公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但這個不是一個僅僅靠稅收可以改善的問題。因為社會財富分配和佔有不公平日益加劇是全球化和廢除金本位制主導的。
在全球化之前,社會財富分配有一個強制的「滴漏機制」,即「先富必需帶后富」。最好的例子是當年發明相機的「伊士曼柯達公司」的發展。1888年,伊斯曼公司正式推出了柯達盒式相機,但歷時20多年,相機總銷量才達到20萬部。為了增加相機產量,柯達公司很快成為當地最大的僱主,而由於對工人需求極增,公司不得不提高工資和福利,這帶來了公司所在地紐約羅切斯特的繁榮。這反過來又成為公司產品的市場。因為對市場的需要,工人的需要,公司必須同工人和公司所在地分享發展的成果。
在全球化之下,市場是世界,工廠也在全世界,比如蘋果公司,在全世界有幾百個工廠,絕不愁最便宜的工人來源,市場也在全世界所有國家,當其產品生產在2004年到2020年間,從幾億增加到幾千億,蘋果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加里福尼亞丘珀蒂諾市的繁榮,並沒有因為蘋果公司千倍的擴張而出現相應的飛躍,因為生產和銷售都與公司所在地無關。用行話說,全球化下,「財富滴漏機制」不復存在。
由於資本在全球化下自由流動,趨向勞動成本和資源凹地,所以,全球化下資本獨佔。任何稅收的改變,只能推動資本的外流,不僅不能改變現存社會財富的分配方式,而且會惡化國家的稅收和就業現狀。這是為什麼拜登所謂「新稅政策」必然泡湯的根源。
還有一個更為深層次的財富分配佔有不公根源問題,是金本位制廢除后,政府/中央銀行可以憑空創造貨幣財富,並將其通過金融市場進行分配。事實上,197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市場創造的「財富」遠遠高於實體經濟的增長。比如1977年,美國股市總市值不到1萬億,現在將近40萬億,意味著將近40萬億的貨幣財富被憑空創造出來並通過股市分配到股東手裡,這幾乎是實際GDP增加量的3倍。不要說股市只創造「虛擬貨幣」,只要是貨幣,無論是從股市來的,還是出售產品來的,他們都具有對商品和服務的「索要權」。金融市場的獨佔性和排他性,造就了蓋茨,貝索斯等人的暴富和巨富,加劇了社會財富佔有不公。
這個基本根源問題不解決,要想改變美國現存的財富分配結構純屬夢話。而且,不僅不能改變現實,而且會將現狀帶入更加惡劣的境地。這也是民主黨極左派不學無術,讓人鄙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