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他培育了中華民族的元氣

有一個名字，一看到，眼睛就會發亮。

有一個人，一提起，心跳就會鏗鏘。

有一句話，一想到，血液就會燃燒。

這個名字三個字——蔡元培；這句話八個字——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蔡元培——顧名思義：培育中華民族之元氣；蔡元培——名副其實：中國現代教育之父，"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北京大學——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五四運動，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輝煌最有魅力的篇章，中華民族現代心靈史上最大氣磅礴最陽光燦爛最有思想重量最有人氣的篇章，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中西融合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篇章。

直至現在，蔡元培和他的北京大學依然是中國教育的夢想。

1916年，蔡元培被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黎元洪聘任為北京大學校長。就職第一天，即發表演說，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張。在其教育思想中，最閃亮的就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這一主張後來被概括為"囊括大典，網路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京大學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因而蓬勃一時。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著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派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里、座談會上、社交場合里、宿舍里，到處都在討論、探究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以及思想、主義、政治制度，等等問題。文學院院長陳獨秀提倡德先生和賽先生，認為那是使中國現代化的兩種有力的武器。自由研究導致思想自由；科學破壞了舊信仰，民主則確立了民權的新主張。胡適力倡文學革命，推動白話文運動。幾年之後，教育部即下令全國小學一律採用白話文為教學工具。根據同樣的理由，他堅決反對學校內部和校際之間存有派系。他認為，只能有學說的宗師，不能有門戶的領袖，"泱泱大風"，"休休有容"，為國家民族弘揚學術文化的光輝，才是大學應有的風度。

循世界大學之通例，踐行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借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但不主張，而且堅決反對。譬如馬克思主義，他認為在大學里是可以研究的，但在他長校的五四時代，北大並未開過馬克思主義研究課程。經學教授中有新帝制派的劉師培先生，為一代經學大師，但劉教的是三禮、尚書和訓詁，絕未講過一句帝制。英文教授中有名震海內外的辜鴻銘先生，是老復辟派，但辜教的是英詩，從來沒有講過一聲復辟。

這景象似乎讓我們回到了先秦時代，或是古希臘蘇格拉底和亞里斯多德的時代，而蔡元培先生就是現代的孔子，中國的蘇格拉底。

梁漱溟先生對他"到北大教書"的回憶，尤其讓人神往——

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東方雜誌》上連載我寫的《究元決疑論》一篇長文……記得蔡先生和陳獨秀先生，以印度哲學講席相屬之時，我不敢應承的。我說，我只不過是初涉佛典，於此外的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先生反問："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我說不知道。蔡先生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我，只有應承下來。

教師自由講授，學生自由聽講，不但本校學生可以跨院系聽講，而且其他學校的學生和社會上的好學青年也可以前來聽講，學校並不干涉，還儘可能地提供幫助——

哲學系在當時始終為最重要的一個學系，估量比任何其他學系的學生都多。特別是自由聽講的人極多，除了照章註冊選修這一哲學課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學生，其他學校的學生，乃至有些並非在校學生，而是壯年中年的社會好學人士，亦來入座聽講。往往註冊部給安排的教室，臨時不合用……我自己的經驗，當1923年前後，我講儒家思想一課，來聽講的通常總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紅樓第一院某教室，卻必改在第二院大講堂才行。學年屆滿，課程結束，舉行考試的試卷只有九十多本。此即註冊的正式學生之數了。大約胡適之講課，其聽講的人可能比這還要多。……然而莫以為來聽的人，都是欽佩這位主講的。例如有彭基相、餘光偉等同學，他們都不大同意我之所講。據聞，他們對旁人說："我是來聽聽他荒謬到什麼程度。"這種狀況並不可厚非，這正見出當時學術氣氛的濃厚。大家都在為學術，所以學生求學並非只為取得資格，取得文憑。記得同學朱謙之曾反對學校考試，向學校當局申明自己不參加考試。蔣夢麟代校長隨即有書面答覆張貼出來，說不參加考試是可以的，不過沒有成績分數，將來便沒有畢業文憑。像這樣不計分數和文憑頗有其人，非只朱一個。（梁漱溟《我到北大任教》）

這才是大學應有的氣象。而這樣的氣象在中國現在的大學里再也看不到了。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但蔡元培——北京大學——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畢竟為中國的大學樹立了一座誰也打不倒的豐碑，雖然我們至今還只能在心裡頂禮膜拜。但想一想，起碼能比照出什麼是偉大，什麼是渺小，什麼是聖火，什麼是魔障；想一想，心裡就會有光明，就不會絕望，就不會墮落。

蔡元培先生的偉大意義還在於，在中國現代歷史上，他本身就是一個無與倫比的集中西文化之優長於一身的最高典範。他讓我頓悟了這樣一個道理：一個國家就像一個人一樣，只要具有強大的消化功能，對於好的東西，無論是"中餐"還是"西餐"，吃進去就是，都可以很好地成為自身的營養，進而自然生成為一種全新的人格，根本不必計較於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在蔡先生這樣一個中西合璧的活生生的人面前，這個學術上爭論了上百年的"體""用"問題顯得多麼幼稚可笑！

面對蔡先生的崇高，自然想到了司馬遷當年面對孔子發出的那一聲禮讚：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心嚮往之"，"心嚮往之"，於你，於我，但願這"心"不能死去，但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