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談波匈事件：錯在沒大規模殺人

毛澤東隨後的歷次談話可以看出，對波匈事件，他印象最深的大概有兩點：

第一是認為東歐一些國家反革命殺得太少了，因此稍有風吹草動，敵人能有那麼大的力量興風作浪。在11月中旬舉行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對此有明確說法。他指出：我們殺了70多萬人，東歐就是沒有大張旗鼓地殺人。革命嘛，階級鬥爭不搞徹底怎麼行！「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

第二是開始認定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就是要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同一次會上，他講：我們共產黨人只有兩把對付敵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

「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丟掉了。」「你有多少資本呢？無非一個列寧，一個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丟了，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這很危險。」

關於中蘇之間圍繞著斯大林問題所產生的意見分歧，此前還只是政治局一級的領導人了解。波匈事件后，毛澤東以極度不滿的口吻，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體中央委員講了這番話，事實上是把兩黨之間的分歧在內部公開化了。毛澤東在講話中甚至使用了「裡通外國」的提法，警告「我們的高級幹部、中級幹部中，還有個別的人（不多）裡通外國」，即「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他告誡他們：「這樣的事就不要幹了」，並且說，「送過情報的講出來就完了，不講，就要查，查出來就給適當的處分」.這裡講的「外國」，指的就是蘇聯。很顯然，毛澤東對蘇聯的看法，正在發生某種複雜而微妙的變化。

波匈事件還使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不像以往那麼樂觀了。一個多月前的那種興奮和滿足感消失了。當時他曾高興地告訴蘇聯同志：「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從前我是睡不著覺的。我曾經跟尤金同志說過，一切都還不上軌道，窮得很，人總是不高興。去年下半年以來，我開始高興了，工作比較上軌道了，黨內問題也比較上軌道了。」

他甚至開始考慮「辭掉主席職務，想幹個名譽主席」，「準備後事」了。但如今，他又開始憂心忡忡了。他公開表示，過去說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經消亡了，看來問題還不那麼簡單。社會主義國家出了一個貝利亞，大家吃了一驚；後來又出了一個高崗，又吃了一驚；現在匈牙利出了那麼多反革命，這更教育了我們。也就是說，像我們這樣的人，也可能還會犯錯誤；如果斗不贏，就會被別人推下台去，讓哥穆爾卡上台，把饒漱石抬出來。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可以看出，把哥穆爾卡上台同出現貝利亞、高崗、饒漱石相提並論，這反映出毛澤東內心深處對黨內鬥爭導致政權易手的問題，已開始予以高度的重視。

這個時候的毛澤東，還沒有把赫魯曉夫與哥穆爾卡相提並論，但他對赫魯曉夫的印象變得極差。他再三說，赫魯曉夫這些人不僅不講馬列主義，而且缺乏革命道德。「你從前那麼擁護，現在總要講一點理由，才能轉過這個彎來吧！理由一點不講，忽然轉這麼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從來就是不擁護斯大林的，其實從前是很擁護的。」這怎麼行？

1957年1月周恩來訪問蘇聯、波蘭和匈牙利。在莫斯科同赫魯曉夫談話時，根據毛澤東關於這次一定要捅穿一些問題的指示，周恩來直截了當地向赫魯曉夫等提出，在斯大林問題上，蘇共領導人應當主動做自我批評，承擔必要的責任，不能把問題都歸結到斯大林一個人身上。在1月17日中國大使館舉行的宴會上，周恩來又當面逼問赫魯曉夫：你們20年來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難道對助長斯大林個人專斷、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錯誤的發展沒有責任？如果不怕殺頭的話，你們至少也可以少做些助長斯大林錯誤發展的事情，多做些約束斯大林錯誤的事情嘛！為什麼你們絲毫不做自我批評呢？

但米高揚表示：在當時的情況下，除非像對付貝利亞一樣，把斯大林捉起來，否則別無辦法。而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則異口同聲地說：斯大林獨斷獨行，根本沒有可能進言；如果密謀捉斯大林，那麼被捉的將不是斯大林，一定是我們自己。在還沒有廬山會議以及「文革」那樣慘痛經歷的情況下，周恩來對赫魯曉夫等人的解釋顯得很難理解。

可以想象的是，毛澤東這時雖然談到過「準備後事」的問題，但實際上認為自己距離「後事」還遠。因此，他這時最關心的，其實還是中國不要出哥穆爾卡那樣的人物。好在，他對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基本上還是信任的。但是，他也提到黨內有少數動搖分子，形容他們像刮颱風前的螞蟻一樣，鼻子靈得很，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他們就動搖了。

不過，他這時提到的這種動搖分子，級別最高也就是「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說他們受了波匈事件的鼓舞，「主張要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毛澤東形容他們是「牆上一蔸草，風吹兩邊倒。搖過來不是本心，搖過去才是本心。」最厲害的話是下面這麼幾句：「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

相信階級鬥爭出現新動向，這是隨著波匈事件發生，特別是國內個別地區出現少數人鬧事後，毛澤東產生的聯想。用他的話來說：「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舉的例子是石家莊一個學校有部分學生鬧事：「少數反革命分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遊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台，宣布來一個『匈牙利』」還說，「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就是了！』」

根據歷次運動的經驗，這幾個極端例子的具體事實如何，頗值得懷疑。毛澤東隨後還舉過一個「典型的反革命」的例子：一個支部書記公開貼出小字報，反對蘇聯出兵匈牙利。反對出兵干預別國內部事務就算「反革命」？這即使在當時也顯得有些牽強。至於那「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的事，也不過是新華社國際部的一兩位幹部，私下向毛澤東派來徵求意見的人提了些希望認真吸取斯大林問題的教訓，從制度上加強制約機制，政治上更加民主化的建議，並非就是要摘西方那一套。

對此，毛澤東也未必不清楚。但是，抓住幾個極端的例子，把問題上綱上線，藉機闡發自己的觀點，這是毛澤東的一貫風格。而他這時想要強調的，就是階級鬥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因此，講學生鬧事，他說背後是那些「老於世故」的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民主黨派；講動搖分子，他說背景是因為他們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進而說到相當一部分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和省一級幹部，之所以在農業合作化及統購統銷等問題上右傾保守，也是因為他們出身於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家庭，聽到心懷不滿的家裡人講了一些壞話，如此等等。結果，所有的意見，不論提出的方式正當不正當，也不論善意惡意，只要在毛澤東看來有問題，就統統被歸結為社會上階級鬥爭的反映了。

當然，毛澤東這時的想法還是有矛盾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八大剛剛通過決議肯定階級鬥爭不是越來越尖銳，不能看作主要矛盾，他一時還難以從理論上根本改變這一定論。因此，他雖然一再強調革命和鬥爭一萬年以後還會有，但理智上還沒有把一切社會矛盾和黨內分歧都看成階級鬥爭的反映。他一方面肯定「還有資產階級，還有地主、富農，還有惡霸和反革命。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一方面又提出要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同意把所有工人罷工、學生示威都看成反對共產黨，並且批評「斯大林在很長時期內把這兩類矛盾混淆起來了」，誰批評政府，批評共產黨，就懷疑誰是敵人，就有坐班房甚至殺頭的危險。

他不是沒有注意到波匈事件中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嚴重不滿，因而仍主張要允許批評，強調要加緊反對官僚主義，提出黨要公開整風。不過，毛澤東對於批評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你只能開花，不能長草；凡是有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就是花，就讓開；凡是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就是草，「我就鋤」，人治的色彩異常鮮明。因為這個「有利於」與「不利於」，全憑各級領導根據當時的政治氣候來判斷，完全沒有可操作的具體法律依據。

正因為如此，當毛澤東於1957年發動整風運動，意外地發現有太多的「螞蟻出洞」時，他立刻想起了匈牙利事件，於是「螞蟻」在他眼裡變成了「吃人的鯊魚」，整風運動迅速轉變成反右運動，階級鬥爭的法寶又祭起來了。經過反右運動，全國500萬知識分子中，50多萬人被打成了右派。

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強烈地感到籠統地反對個人崇拜有害無益，而正確的權威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否則，偌大一個黨，偌大一個國家，包括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由誰來判斷是非對錯？他開始大談要有正確的個人崇拜，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國黨有些人也屈服於這種壓力，要打倒個人崇拜。他們不知道，有些人打倒斯大林是有個人目的的，就是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我看還是列寧說得好。有人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得很乾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其實，毛澤東多少有點過慮了。斯大林問題的暴露，何嘗絲毫觸動過他在黨內一言九鼎的絕對權威地位？麻煩的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斯大林死後，是否還需要另一個斯大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