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環境逼知識分子曲線發聲

1949年朝代鼎革之際，除了胡適、傅斯年為首的少數自由知識分子選擇離開大陸之外，絕大多數留學英美的知識分子都選擇了留在大陸。

這些選擇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大多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他們大多曾留學英美，英文造詣非常好，例如錢鍾書、吳宓等；第二，他們早年或多或少的接受過私塾教育，古文功底非常好，如陳寅恪、周一良等；第三，這些知識分子，對於時代的變遷與意識形態的變化，非常敏感，對於當時的政策，多有自己獨立的判斷，因此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民國時期，都可算得上是公共知識分子，如錢端升、馬寅初等。

民國時期，這些知識分子，因為有民營報紙，也有同人雜誌，所以他們的聲音可以通過文字很快地表達出來。而到了新時期之後，由於接踵而至的各種運動，雖然他們還有發表文章的權利，可是那些文章大多是自我批判的文章，或者是受上面命令所寫的文章，他們真正的看法往往隱藏在內心深處。

逼仄的言論空間使他們很難暢所欲言，然而，文人總是這樣，自己一旦對某些事情有了看法，總會禁不住有把它表達出來的衝動，因此，他們對各種事情的看法就會通過他們獨有的方式隱晦曲折地表達出來。

在這方面，表現明顯的是陳寅恪。他把對許多事情的看法通過寫舊體詩的方式曲折地表達了出來，因此要了解陳寅恪，解讀他在這一時期的舊體詩就顯得非常重要。舊體詩之外，不少知識分子很多時候還通過英語和隱語表達自己的真實心境。

英語背後王毓銓的「師生情誼」

1950年，通過英文表達自己內心想法最典型是王毓銓。

王毓銓，1930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是胡適很得意的學生。王毓銓和他的妻子胡先晉，還曾幫胡適抄寫過胡適父親胡傳的日記與文稿。在北大求學時期的王毓銓，思想開始左傾，後來去美國留學期間，曾跟在美國的中共黨員有過來往。

1945年抗戰勝利后，董必武前往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王毓銓曾接待董必武。當時，董必武曾要求王毓銓統戰胡適。為統戰胡適，王毓銓還曾把胡適在紐約的地址告訴董必武。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共號召海外留學的知識分子歸國，王毓銓打算回國。回國之前，鑒於他的老師胡適也在美國，因此王毓銓向他的老師胡適辭行。對於王毓銓的抉擇，胡適給了王毓銓兩個意見：第一，建議王毓銓最好獃在待遇優厚的美國，不要回國；第二，如果非要回國，最好要寫文章批判胡適。

對於胡適的這兩個建議，王毓銓都沒聽從。他回國之後，不僅沒有批評胡適，還曾給胡適寫過信。那時候，胡適在大陸已經有了「戰犯」的嫌疑，許多知識分子都切斷了與胡適的聯繫，但王毓銓還是給胡適寫了信。胡適在給楊聯升的信中，提到了這封信的相關內容：

王毓銓來信，他現在午門歷史博物館作工，韓壽萱主持其事。王信上說，王有三與韓、馮三人請他夫婦吃飯，——「A big dinner. Met Sutu(我的兒子思杜)who is now studying at the Huapei Revolution University. He told us that on the day he helped the kitchen，he cut meat for 1000 persons……」

引號中的英文是胡適引用的王毓銓的來信，其中談到了胡適的兒子胡思杜的情況。王毓銓知道，自己的老師胡適作為父親是會惦念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的。雖然這時候寫信給「戰犯」胡適，要冒很大的風險，但是，這時候的王毓銓依然相信「政治是政治，師生是師生」。

英語背後的錢鍾書夫婦

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許多人都要檢討，精通英語的楊業治就曾通過英語幫助楊絳。據《聽楊絳談往事》一書回憶：

運動期間，為了避嫌，要好朋友也不便往來。楊業治在人叢中走過楊絳旁邊，自說自話般念叨「Animal Farm」，連說兩遍，楊絳已心裡有數了，這就是她的「底」。

原來，楊絳起初並不知道她要檢討什麼，經楊業治提示，她才想起曾在課堂上介紹過英國當代小說Animal Farm，於是，才在檢討中做了說明，檢討才得以通過，據楊絳回憶：

「專管『洗澡』的全校學習領導小組還公布為『做得好的』檢討」。

這一時期，面對新時代的轉換，許多知識分子都顯得無所適從，是緊跟時代步伐，還是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這其實也是考驗知識分子的一個難題。面對這一難題，錢鍾書私下用英文跟楊絳說出了自己內心的選擇，他說：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如果我們沒有言論的自由，那麼，至少我們有沉默的自由）

反右前後的馬寅初與梁思成

1949前後，對於新政權，梁思成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後來，隨著北京城舊城牆不斷被拆，梁思成與新政權的矛盾也不斷加深，不過到了1957年，梁思成積極反對右派，成為擁護黨的領導的典型。然而，在積極跟隨時代潮流的背後，梁思成內心似乎也有對朋友的愧疚之感。陳徒手《1957年反右運動前後的梁思成》一文中曾寫到：

劉小石回憶道，有一次梁先生在清華內部批判右派分子錢偉長，發言過後，用英文對錢偉長輕聲地說了一句：「很對不起。」

一句英文的「很對不起」背後，是梁思成內心的掙扎與煎熬。

跟梁思成相似的還有馬寅初。1949之後，馬寅初其實是緊跟時代潮流的。在他執掌北大期間，馬寅初曾積極配合新政權開展思想改造運動，當時，民國時期有名的教授周炳琳思想檢討不過關，馬寅初還曾積極幫助周炳琳進行思想改造。然而，1957年，馬寅初聽了儲安平的《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發言后，當時即用手拍著椅背，連稱「Very good，Very good！」

兩句「Very good」的背後，馬寅初又在想些什麼呢？

隱語背後的友情

其實，那些知識分子不僅用英語表達著自己內心的想法，他們有的人還用隱語來表達自己的心境。陳衡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49前後，陳衡哲與任鴻雋夫婦留在了大陸。他們都是胡適最好的朋友之一。面對大陸如火如荼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兩人似乎都保持了沉默。在數百萬字的批胡文字中，我們並沒有看到陳衡哲的隻言片語。不僅如此，就在舉國批判胡適的時刻，陳衡哲還通過留在美國的女兒，與胡適保持著秘密聯繫。

據陳衡哲的女兒任以都回憶：

等到四九年兩人（胡適與陳衡哲）分手之後，我們家裡為了避免觸犯時諱，便有個暗語，用「赫貞江上的老伯」來稱呼胡適。家父去世后，家母即寫信給我，要我趕快通知赫貞江上的老伯。我遵囑寫信給胡伯伯，他回了一封很長的信，很悲傷地說：「政治上這麼一分隔，老朋友之間，幾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請轉告你母親『赫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淚。」可見他們那一代彼此之間的感情是很真摯的。

隱語「赫貞江上的老伯」的背後，體現的是陳衡哲與胡適的友情，雖然政治運動可以喧囂一時，可以氣焰囂張，然而，一時的政治運動終究敵不過友情，甚至愛情。不僅陳衡哲如此，胡適的戀人曹誠英也是如此，「胡適思想批判」中曹誠英也沒有寫過批胡的文章，不僅如此，臨死之際的曹誠英，還央求她的鄉親們將她的墓碑葬在了績溪縣旺州村，那個地方，是胡適回家的必經之路。雖然，死前他們不能相見，但在死後，兩人必將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