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印象中,杜月笙是民國年間上海灘的黑社會老大,而中國紅十字會則是一個全球性慈善機構。既然如此,杜月笙怎麼會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並將「人道、博愛、奉獻」的紅十字精神發揚光大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應該從他的身世說起。杜月笙自幼父母雙亡,少年時代就流落社會,當了學徒。因為無人管教,他經常與流氓地痞為伍,並拜在青幫的小頭目陳世昌門下。由於機靈敏捷,善解人意,再加上陳世昌的引薦,他很快受到上海灘頭號「大亨」黃金榮的賞識。不久,杜月笙成為黃在法租界開設的三大賭場之一「公興俱樂部」負責人。後來,杜月笙又成立「三鑫公司」,壟斷了上海法租界的鴉片買賣,與黃金榮、張嘯林並稱為「上海三大亨」。
有人說,在「上海三大亨」中,「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正因為如此,杜月笙經常把開賭場、販鴉片得到的不義之財用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與社會上層人士交往,從政治要人、商界巨子、文人墨客到幫會骨幹,幾乎面面俱到。比如下台總統黎元洪、著名學者章太炎、帝制推手楊度、著名律師秦聯奎等等,都成了他的座上客。為此,他得到一個「當代春申君」的雅號。黎元洪的秘書長饒漢祥還用一副對聯表達對他的敬意:「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另一方面,他特別注意對社會底層的救助。多年來,杜月笙總是買下大量預防傳染病的藥品,送到浦東老家免費發放。遇到天災人禍,他要組織賑濟救助;遇到勞資糾紛,他會維護工人利益。
上世紀30年代,杜月笙認為單純依靠「開香堂」收徒弟的傳統方式已經不能適應青幫發展的需要,同時也限制了各路英雄投奔他的門下。為此,他以「進德修業,崇道尚義,互信互助,服務社會」為宗旨創辦恆社。恆社是一個民間社團,它最初成立時只有130人,後來發展到500多人。這些人分佈在政治、經濟、文化、新聞、電影等領域。不久,他還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等職務。
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中國守軍奮起抗戰。杜月笙以紅十字會副會長的名義,聯合各團體組成上海市救護委員會,共救出受傷軍民4.5萬人左右。隨後,他把募集到的150萬元捐款和毛巾、罐頭、香煙等大量勞軍物資送到前線。
南京淪陷后,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撤到漢口。杜月笙在漢口成立臨時救護委員會,將3000多名專業人員組成100多支醫療隊奔赴前線。據統計,至抗戰結束,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的軍民總數達到260萬人。這一成績固然與紅十字會廣大工作人員的努力分不開,但杜月笙的領導作用不容忽視。
後來,杜月笙隨中國紅十字會遷移香港,繼續從事戰時人道主義工作。當時海外僑胞為抗戰捐助的物資,都由杜月笙接收運往漢口或重慶。與此同時,杜月笙還與戴笠合作,搜集淪陷區的情報,布置鋤奸策反活動。據說上海另一幫會頭目張嘯林投敵後被暗殺,就與杜月笙有關。另外,轟動中外的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偽集團並公布「汪偽密約」事件,也是杜月笙和戴笠共同策劃。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佔領香港,杜月笙撤回重慶,繼續主持中國紅十字會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后,他返回上海,高票當選為上海市參議會議長。據說因沒有得到國民黨支持,他很快辭去這一職務。1949年5月,杜月笙攜全家逃到香港,並於1951年在當地病逝,終年63歲。
縱觀杜月笙的一生,至少給人以下啟示:
第一,就個人而言,幼年的生活環境對一個人的成長影響很大。假如杜月笙生活在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就不會過早地浪跡江湖,流落社會,去干那些開賭場、賣鴉片的勾當。即便如此,他也有仗義疏財、扶危濟困、崇尚儒雅、維護治安、報效社會的良好願望。由此可見,絕不能用京劇臉譜的模式來評價歷史人物。
第二,從社會來看,好的制度可以讓壞人變好,壞的制度可以讓好人變壞。中國歷史奉行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制度模式,縣級以下的管理完全依靠社會力量。在這方面,地方鄉紳、民間社團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租界林立的上海也不例外。杜月笙與青幫、恆社以及中國紅十字會的關係,都充分說明民間社團在和平時期有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到了戰爭時代,則有募集錢物、團結民眾和一致對外的作用。
第三,回顧歷史,是為了面向未來。但所謂歷史,必須真實、可信,絕不能虛構、偽造。杜月笙的經歷告訴我們,只要是人,包括由人組成的一切機構,都不可能完美無缺、不犯錯誤。犯錯誤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自己打扮成人間聖人、絕對正確。
第四,杜月笙認為:「淪陷時上海無正義,(抗戰)勝利後上海無公道。」他還說:「人活在世上要靠兩樣東西,膽識和智慧。」因此,為了社會的正義和公道,每一個人都應該捫心自問:「面對這樣一個時代,我有沒有膽識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