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杜月笙的1931 　（7）

像杜月笙那樣生活
　　
　　 杜月笙過著日進斗金的生活，也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

　　 1931年杜氏家祠開祠典禮，是百年來上海空前絕後的奢侈典禮，也是杜月笙豪奢作風的經典寫照。杜月笙花錢真的做到了「如流水」，若不信，且來看杜月笙在春節發壓歲錢的場面。

　　 每到夏曆十二月二十四日，通商銀行的帳房田洪元就給他預備「紅包」兩千個，每個兩塊錢，這是給一般司機，僕役和巡捕等等人的，另外，還預備好兩百個金「四開」（金幣），是給朋友、徒弟們帶同前來拜年的小孩子們的；還打了五十個金洋鈿，這是專給乾兒子、干孫子們的。除夕之夜，杜洗好澡，一切準備齊全了，第二天早晨起，就門庭若市，一批批拜年的人紛至沓來，各色人等都有，徒子徒孫們向杜下跪磕頭，其餘有鞠躬的，有打躬作揖的。大概坐汽車來的，每一汽車連保鏢都要打發三四個「紅包」。發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時來了四五十人一大隊，到門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來了！」於是就有人請他們在大門外站好，沒人給一個「紅包」，發畢，他們喊一聲「謝謝杜先生！」，就走了。還有一些小流氓地痞，新年也來成群結隊地拜年，也是每人給一個紅包，大概不到年初三，兩千個紅包就發完了，總是還要叫田洪元補送八百來個，才能應付得了。杜自己也要出去拜年，第一處總是先到鈞培里黃金榮處，第二處是到他的老頭子陳世昌處，其他地方只投一個拜年名片。黃金榮處他每年年關總得孝敬上萬元，陳世昌處「規格」也差不離。

　　 粗粗一算，他過年的壓歲錢每年就要花好幾萬元。一年總共要花多少？這個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人說，除掉他大筆額外的應酬外，向各省軍閥政要等送禮不算，單單他公館的開支，每年就不會少於二百萬元！

　　 他的錢從哪裡來？第一當然是做鴉片生意，這是他起家的行當，也是他聚財的聚寶盆。三鑫公司每年的利潤，估計有好幾千萬元，杜月笙當然抽大頭。

　　 另外，開賭場也是他的一大財源。他自己不出面，讓杜門大將顧嘉棠「抱台腳」，他的開山門弟子、號稱「宣統皇帝」的江肇銘（因為他的確長得像宣統皇帝）等充當管事。

　　 再次就是包攬訴訟、綁票勒索。成名以後，這些屬於「下三濫」事他當然絕對不「沾手」了。但不沾手並不是說他不從中賺錢。這些包攬訴訟的人，每得一筆錢照例都得孝敬杜月笙一筆，否則在上海灘「罩不住」。上海灘上著名的大律師章士釗是杜月笙的座上客，但他每打一筆官司，如果是得了不義之財，肯定得和杜月笙分成。據熟知內情的人說，大概八萬元的律師費，得有兩萬元進了杜月笙的公館。當然，杜月笙會「返利」回去——過年過節，對章士釗這些門客兼智囊，總有一筆不菲的厚禮。

　　 杜月笙敲竹杠很有技巧，體現了上海人典型的精明和雅緻。1930年五卅慘案之後，上海各界掀起抵制日貨運動。當時輪船業中有個華新公司是富翁黃振東的獨資企業，一向與日本的輪船公司山下株式會社有業務往來。華新公司從海外運糖進口，他們的貨物來源既有東南亞的，也有日本的。當時的抵制日貨，雷厲風行，有被查處販賣日貨的，要被戴高帽子，牽著遊街，一般沒有靠山商人嚇破了膽。這種場合，就給了杜月笙等人敲竹杠的機會，陳群和楊虎扮黑臉，杜月笙扮白臉，只要碰到了對象，總由杜月笙出來說情了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被敲詐的對象感激不盡。有一次「經濟絕交大同盟」召集商人開會，黃振東也是被召之人，被召去的人都要在會上表明心跡，黃振東表明：「本公司從來沒有販運過日本糖，今後也絕不販賣日本糖。」話剛說完，便有華新公司的職工當場撿出帳冊單據，揭露黃販運日本糖。證據確鑿，黃振東被當場扣押，場面非常緊張。於是黃的家屬如熱鍋上的螞蟻，連忙走通黃的結拜兄弟楊管北的路子來求杜月笙（楊是杜門「三楊開泰」的三楊之一），結果由黃振東捐助四十萬元，杜月笙保釋了黃振東。

　　 在黃振東的心目中，杜月笙是天大的恩人，救了他的命，保全了他的財產，由於黃振東的生意幾乎全靠著和日本山下株式會社的往來，所以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就乾脆拜杜為師傅。當杜月笙的祠堂開祠的時候，黃振東還特別以十萬元的代價，在江南造船廠定製了一艘華貴的遊艇，定名「月寶號」，專供杜月笙遊覽浦江之用。黃振東哪知道，他的商務往來秘密，完全是他的結拜兄弟楊管北泄漏出來的。杜月笙出來為這些破壞抵制日貨規則的商人擔保之後，他們以後肯定可以繼續和日本做生意，但別人若也來敲竹杠的話，就攬不下這活。經濟絕交大同盟的尹志衡向別人敲竹杠，結果被警備司令楊虎槍決了。

　　 他一向以不擋人財路而為江湖兄弟所稱道，凡是在上海發生了綁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幫忙解決時，他明知是哪一路人乾的，只要他「閑話一句」便可讓人平安無事，但他卻從來不肯輕易答應做這種事。一方面是不願得罪那些亡命之徒，怕別人以後對他不利，另一方面也是害怕別人說他與匪徒勾結，影響自己名譽。但也有破例，有次法國領事館的范爾迪先生攜其女友（一位中國美人）去太湖遊玩，結果被太湖水賊綁了票，法國領事館大為慌張，他們知道杜月笙勢力強大，連忙和杜月笙商量，讓他去解救人質，杜月笙二話不說，去到太湖山寨，和山頭老大一番交涉，分文不費把這對同命鴛鴦毫髮不損地帶了回來。法國領事館對杜的本事刮目相看，非常讚賞。最重要的，這位范爾迪先生，在法租界服務有年，後來竟升任法租界領事，和杜月笙好得簡直可以穿一條褲子。不過，杜月笙很少為綁票、勒索之事出頭「講斤頭」，也許是因為這些「綁爺」有不少厲害腳色是他的門生吧。

　　 到他成為立足於工商、金融的實業界巨頭以後，財源就更廣了。全盛時期，杜月笙擔任著企業、工廠、單位的董事長名義的，就有五十六個，加上其餘常務董事、董事、理事等等，更為可觀，初步統計，他叫得上號的本兼各職（當然是正副職務）一共達到一百三十餘個！就靠這些職位，他也進帳不少，一個董事長，平均至少要得一千元薪金或車馬費之類，還有其他乾股的紅利等等受辱，算算這筆帳，他每月就要收進一二十萬元。

　　 杜月笙的錢來得容易，去得也開。每次他要出去應酬，田洪元先把一疊庄票塞他袋子；里。譬如他到沙遜的華懋飯店吃飯，臨走時就掏出幾張庄票來分給侍役、電梯司機、看門巡丁等。一班卸任的官員臨走時，總要到杜處辭行。杜一聽到「某某局長看你」，就從抽屜里抽出庄票，袖著去會客。多則萬元，少則三、物千元，看來人的聲望、地位與和他的情誼厚薄而定，杜對來人婉轉其辭，作為程儀致送。

　　 杜月笙是個揮金如土之人，他肯用錢去收買人心，會用錢去除難排紛。他每年要花一大筆錢買葯到高橋故鄉去施捨，冬天，則買棉衣去發放。夏天免費施送些「施德之痧藥水」，還通過慈善團體施捨棺木。另外，他還在家門口給一些向他求告的人一點施捨，凡是來求告的，都要經萬墨林等盤問屬實，然後發給一個卡，憑卡可以到他指定的錢莊去拿幾塊錢，或者到菜市街協仁祥衣店去領一件棉襖褲或棉被。

　　 上海那時候有許多慈善家，其中真正肯花錢的卻以不願露臉出名的居多。他們露財之後，既怕綁票，又怕敲詐，誰也不願花了錢反而自找苦吃。正是由於人們普遍存在這怕露財的心理，就給杜月笙這一類慈善家留下大大露臉的機會——他不怕露財，不怕出名，因為，上海灘誰敢來動他的歪心思？1931年國內的水災嚴重，地區廣，他便在各省水災賑濟會上大出風頭，博得聲譽上的轉變。當年北洋政界的下野名流如許世英、王正廷、關炯之等，上海工商界的虞洽卿、聞蘭亭、王曉籟、袁履登等人，都參加慈善事業，但他們如眾星拱月似的圍著杜月笙辦事，杜月笙的姓名從此就和這些出身紳商的名流聯繫起來，鳴謝「大善士杜月笙」的廣告不時在報紙上大幅出現。這就是杜月笙造成聲勢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鑫公司發的是什麼財，上海的三尺童子都耳熟能詳，於是多少人垂涎、覬覦。為了填平這些人的慾望，杜月笙便藉助於手中的銀錢。他將三鑫公司的鈔票撒向四面八方。在他公司里「吃俸祿」的人士中，有：一、手中握有大權力者；二、各衙門中與之有關的部門，許多中西探長、探目，逢年過節，他都要送一筆厚禮，動輒一兩千元；三、新聞界人士；四、幫會首領；五、各路朋友；六、可能鋌而走險，對公司構成威脅者；七、舊日友好。這些人，杜月笙無一不送一份「俸祿」，這叫「破財消災」或「廣結善緣」。杜月笙和黃金榮、張嘯林不同。當時，上海灘上流傳著這麼幾句評語：「黃金榮愛錢，張嘯林愛打架，杜月笙則會做人。」那些直接為三鑫公司效力的人，從淞滬鎮守使到各級衙門，每一個人，按照盈餘數字，分派好「紅利」、「俸祿」標準，一年三節，屆期結帳。於是達官貴人、地痞流氓、巡捕軍警、散兵游勇，人人都得好處，個個皆為他賣命效力。

　　 在重慶的時候，一次，范紹增約杜月笙到自己的公館里去搓麻將，一夜「長城」砌下來，范紹增輸了近千萬元。當時的「法幣」還相當值錢，這一來，范紹增在銀行的存款，將空了一大半。他尷尬地開了一張支票，遞給正在煙榻上過癮的杜月笙。杜月笙接過，笑著說：「玩玩嗎？老兄怎麼認真起來，太見外了。」說完，就把支票放在煙燈上燒了。還有一次，杜月笙和川幫的一個大財閥一起打牌，一夜酣戰，那位財閥輸了二三百萬。支票遞到杜月笙手中，杜月笙連聲說：「笑話，笑話！」隨手就撕成碎片。與之相比，同為三大聞人之一的黃金榮之作風，就顯得有如小丑了。黃以勢利眼待人，敬客的香煙是分等級的：普通客人奉以大前門，中等客人奉敬白錫包，上等客人則為茄力克，再高級一些的，就以尚好大土供給。對於子弟也是如此：身價較低的門生，見面點一下頭，就算敷衍過去了，對於地位高勢力大的門生，才顯得親近一些。

　　 從上面杜月笙的「關係戶」之廣，可見他手面很寬，非常注意利用送禮來出風頭和拉攏人。他送禮送得也很文雅，讓人看不出粗俗的痕迹，決不效「范進中舉」之後胡屠戶送上一堆肥膩膩豬大腸一般地顯山露水。抗戰前，蔣介石提倡「航空救國」時，他立刻表示響應，買了一架法國教練機送給了上海飛行社。後來孫桐萱的兄弟孫桐崗從法國學航空回來，他又買了一架飛機送給他。在當時，送人飛機還是很希罕的事，所以這事一下子成為報紙上的頭版新聞，杜月笙又風光了一把。他送給人的飛機，命名為「月文號」和「月輝號」，大概寓意自己翱翔九天、青雲直上的意思吧？其他象送人汽車、小老婆，更是平常事，不少黨國要員在上海公館里用的汽車都是他送的，還有許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國人，他也送汽車等物。
　　
　　 杜月笙是個「文雅」的人。這一點從他的外貌、風度就看得出來。

　　 「他身形瘦削，溜肩膀，兩隻長胳臂毫無目的地擺動著。身子上穿著一襲弄髒了有污點的藍長袍；一雙平腳踏著雙邋遢的舊便鞋，沒有下巴頜，不過耳朵倒挺大，象蝙蝠的耳朵，兩片冷酷殘忍的嘴唇中間露出一排大黃牙，完全是一副吸毒者的病態。。。。他拖著腳步走過來，不時無精打采地左右轉動頭，看看是否有人跟在後面。、、、他把一隻毫無生氣的冷冰冰的手伸給我。這是一隻瘦骨嶙峋的大手，有五個沾滿鴉片煙跡的兩英寸長的灰爪子。」這是 46歲的杜月笙，在一位外國女記者筆下的杜公館的主人。不過這位女士也許是對有關杜月笙「殘忍」的故事聽得多了，初次一見到杜月笙，居然看到了他「兩片冷酷殘忍的嘴唇」。其實，從面子上看，絕對看不出杜月笙是個「冷酷殘酷」的人。

　　 杜月笙平日不發病時脾氣很不錯，對待左右，不打不罵。他與萬墨林、郁詠馥（為杜燒鴉片煙的隨從）三人，在沒有外客時，大家海闊天空，亂拉亂扯。杜市面做得很大，交遊廣闊，一天到晚，應酬極忙。有人說他煙鋪上掛有一塊水牌，開列著一天中該區應酬的人家。其實水牌是不掛的，每天由帳房把接到的請柬帖子排一排隊，按著主人的地位與情面大小，分別輕重先後，列成一表，給杜過目后，通知司機、保鏢等人，照單行事。

　　 杜會客時，先是側耳傾聽對方的話，等到人家講完，才沉思一下，啟口緩緩說上幾句。妙在要言不繁，語中肯綮，叫聽著動容。有人說他福至心靈，其實這是他做人的訣竅之一。他本來胸無點墨，說話不會有什麼文縐縐精彩之處，而且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的東西很多，所以事到臨頭，他只揀自己想明白的說幾句，說在要害出，讓人有豁然開朗的感覺。於是大家都知道杜月笙不說則已，一說必有道理。

　　 當他在社會上漸漸有了點名聲后，為了想與所謂上流人物打交道，過去那種歪戴帽子、捲起袖口，拖著鞋子走路的姿態，不得不改變一下，而裝成文質彬彬的樣子。為了學紳士模樣，他很是下過一番功夫，最初很不習慣，以後他在任何公共場合露面，甚至大熱天在家裡見客，都是穿起長衫，去見有地位的人，還得罩上馬褂。他不但自己這樣做，還要求他的徒子徒孫們也這麼打扮。

　　 他說話一向不急躁，以後更裝得斯斯文文，在公開場合和交情不夠的客人面前，他是不隨便多講話的，以免露出馬腳。故初次和他見面又不了解他出身的人，是一下子識不出他的廬山真面目的。

　　 自從杜月笙當了幾十上百家企業的董事長以後，對自己的姓名杜鏞兩字，早晚勤練，居然寫得筆筆著實，象模象樣。簽名簽得多了。格外熟練，倒也有飛舞動人之勢。他這文雅的名字杜鏞還有個來歷。

　　這個名字是民國偉人、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給他起的。杜月笙怎麼和章太炎攀上交情的？有人說章先生晚年索居蘇州，雖名聲在外，但經濟上並不寬裕。某回，章的侄兒在上海法租界與人發生房屋糾葛，就求助於章太炎。章太炎在當時雖只是一搦管書生，但因為是革命元勛，畢竟也有些影響。可他所擅長者也不過是在文壇舞墨、學界耍刀，要他「春秋折獄」或許他還能稍盡綿薄，要辦這種「纏訟」的事情，只好徒呼奈何。他情急之際便修書一封致杜月笙，懇請其援手。杜閱信后大喜，頓生「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之豪邁，不僅鼎力相助，搞定此事，還趁機親赴蘇州，登門拜訪，向章「彙報」此事經過，末了在茶几下放一兩千元的銀票，算是孝敬。章老先生自感佩不已，對杜的熱腸俠義大加讚賞。此後杜「孝敬」不斷，見面禮越來越重。兩人的關係也日益「鐵」了起來。對於這一章、杜訂交的緣由，章氏的後人頗不以為然，認為這是無中生有，因為章氏根本就沒有什麼與人爭房產的侄子。但章太炎後來不惜一代樸學大師的身份，親自為杜月笙修訂家譜，這件事也足以證明兩人非泛泛之交，至於兩人緣何結識，倒並不重要。

　　 有一次，杜月笙和章太炎座談，不知怎麼說到了杜月笙的名字（其時杜月笙還沒有改名，還叫「杜月生」）。章太炎談鋒正健，說君家這姓還有些來歷，只這名字有些不夠雅緻。杜月笙不以為意，反而趁勢很誠懇地請章氏為他重新起個名字。章太炎對所有經書典籍都爛熟於心，念頭一轉，馬上介面說：「東方之樂曰笙。《周禮•春官•眠瞭》上說：「凡樂事，播鏞，擊頌磬、笙磬」。鄭玄註：「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然後，章太炎很得意地說：「杜先生，您的大名應該叫『鏞』，再在您的『生』字上加個「竹」字頭，月笙作號。這樣，一面保存了乳名的原音，一面又寓有發揚光大的意味，典雅不俗。您看看可好？」杜月笙一聽，喜得合不攏嘴，連聲說好。這個名字，的確無懈可擊，既典雅莊重，又淵源古拙，還切合杜月笙的出生來歷，沒有比這更妙的了！從此以後，凡是公開正式場合，他都用「杜鏞」兩字簽名。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法租界當局公布華董的名字，寫的便是「杜鏞」。不過，私人用章，仍是「月生」，因為他身邊常掛著一顆黃金小圖章，長度不滿半英寸，鐫著「月生」兩字。

　　 他這個名字到了他舉辦恆社的時候，又派上用場了。

　　 1932年11月，杜月笙在陸京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候補委員）等人的策劃下成立了恆社，這是一個俱樂部形勢的幫會組織。會元平時在俱樂部（有固定會址場地）聚會，吃喝玩樂、聚談商議，來的人都是杜月笙的門徒。之所以成立這個組織，是因為杜月笙覺得，青幫「開香堂」收徒弟的一套傳統方式，已經不適應廣收海內「英雄」的需要，也限制各式「英雄」投奔門下了。他在此之前收徒弟，已經改變了很多原來青幫收徒的「繁文縟節」，但他覺得要籠絡一批有地位、有知識的心腹，光用青幫還吸引不了人。

　　 恆，是取義於古書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月之恆，如日之升」，隱隱含有以杜月笙為中心，也以他為立身處世的最高「典範」的意思。社名則是陳群給起的。另外還制定了一個社徽，中間是一個斜月和一個大笙，四周有十幾個繁星環繞，「眾星拱月」的含義就更清楚了。陸京士、洪雁賓（寧波實業銀行經理）、周孝伯（律師）、蔡福棠（長豐地產公司）等人任該社常務理事，唐世昌（《申報》編輯）等為該社候補常務理事。構成杜月笙不斷增長的權勢力量的網路的各種線索，就匯聚在1932年11月成立的恆社中。恆社作為一個上流人物的組織，其成員的大門並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開放，僅限於有社會地位的人。在1933年2月至1937年5月四年間，會員增加了四倍多，由130人到564人。在已有較詳細名單的402人中，多數為商人和實業家，佔54％；其次是政客和政府官員，佔24％；再次就是自由職業者（律師、記者、醫生、教師等等），佔13％；數量最少的是工會（國民黨控制的郵電工會）領導人，佔6％；還有軍官，佔3％。

　　 恆社重要人物陸京士在恆社3周年紀念會議的演講中，強調了恆社作為杜月笙私人組織的性質，他說，恆社只有一個領導人、一個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恆社成員必須為杜先生效犬馬之勞。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恆社，因為它和上海資產階級、國民黨政客、政府官員的聯繫，成了上海青幫中最有勢力的私人組織。

　　 從恆社成立到1951年8月他死為止，杜月笙心目中認為最得力，可以重用，可以托以大事的徒弟，是陸京士。早年，陳立夫曾對人說，陸京士的忠於杜月笙，超過忠於國民黨，這也可見陸對杜的態度和關係。所以，杜對陸言聽計從，所有恆社的主要社務活動，重大決定，都是由陸參加的。杜臨終前，電召陸京士到港面訣，他臨終電召的門人只此一人。

　　 這個恆社，就是杜月笙一幫門徒尋歡作樂的場所。後來因為來的人品位雜陳，有的公然召妓，影響很壞，所以愛惜名譽的杜月笙就很少涉足這個場所了。這樣秘密封閉的地方他都嫌玩得不放心，那他平時都在什麼地方玩樂？

　　 說起來他的日常娛樂，他酒喝得不多，賭則是生平最喜歡的娛樂了，但他自以為有了身份了，不再和徒子徒孫們一起賭，也不在公開的賭場里賭。而是在自家公館里召集朋友聚賭，這樣外面的人就管不到了。

　　 杜月笙對跳舞興趣不大，比不得虞洽卿、王曉籟和張嘯林這些大亨樂此不疲。但杜是京劇票友，尤其喜唱《黃鶴樓》中的趙雲，《落馬湖》里的黃天霸等腳色。鄭家木橋律和票房綵排時，他總要搭一腳，露露臉。逢到救濟義演，有人去請他登台，他高興時，也不推卸。有一次，閘北的王彬彥為慈善義演請杜去幫忙，每票售至五十元。有人說：「花五十元錢看杜月笙唱戲，其實不貴。他唱的戲在內行看來，固然不大象樣，但他行頭漂亮，在台上那一副做工與唱腔，看了管你笑痛肚皮，真不止值五十元錢哩！」

　　 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壽。杜和京劇界的關係一向很好，就於春季在上海中國大戲院唱戲兩天祝壽，一時名角雲集，轟動全國。一來到上海就給了杜月笙一個下馬威的宣鐵吾是個京戲迷，只要名角，無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劇演員。遇到這樣的盛會，宣怎麼肯放過？但杜月笙請他，他又不肯去。杜當然發了請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開出席，這個座位就只能空著。但宣卻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張招待券，微服改裝，扮成一個商人，悄然前往。所有軍憲、特務和杜門子弟，竟然沒有一個認得出是「宣司令」。（那兩天演戲，憲兵從傍晚起就將南京路到北京路這一段封鎖，只憑請柬入內）。中國大戲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舊戲院，當第一天的《龍鳳呈祥》演到一半時，圓頂上竟掉下來一大塊石灰，正好落在宣鐵吾面前的座背上。這一 來，全場目光，頓時掃向宣鐵吾，宣一時窘迫萬狀，唯恐被人識破真相，下不了台，於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門口，杜門子弟才認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追趕，連在場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無法可想。事後，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為宣鐵吾設宴壓驚，但都遭到宣的拒絕。

　　 有一次杜月笙出面募捐賑濟水災，舉辦賑災義演，他和張嘯林、王曉籟等人也登台客串，以資號召。他扮演黃天霸，張扮演竇爾墩。他剛一出場，就引起一陣哄堂大笑。他平日雖愛聽京戲，小老婆姚玉蘭又是名演員，長年還和一些京劇泰斗有往來，可是他自己卻唱得非常蹩腳。張嘯林剛一開口，假牙一下滑出來。他慌忙拾起，台下一陣狂笑，張連唱詞都忘記了。金少山在馬門邊一看不妙，便急中生智，忙捧著一把茶壺給張送水，把唱詞念給他聽，這時台下有人在發牢騷說俏皮話了，還有人大聲在叫：「梅蘭芳的票才賣五元，『萊陽梨』賣十元還這麼開玩笑！」他的手下一聽，抓起說這些話的人就痛毆起來。台上倒沒有開打，台下卻真的動起武來，打成一片了。

　　 杜月笙和京劇結下了不解之緣，不止是因為他娶了姚玉蘭，還因為他後來又娶了京劇界中最為著名的女老生、京劇中余派的唯一真傳弟子孟小冬，這是讓舊上海人熱羨不已的一件軼事。這件事頗為轟動，甚至幾十年後還有人津津樂道，因為杜和孟，都是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

　　 孟小冬曾經是梅蘭芳沒有上堂的夫人，而梅蘭芳也是杜月笙的座上賓，關係非常密切。她比梅蘭芳小13歲，祖父孟七是與譚鑫培同時代的著名文武老生兼武凈演員，后從北方遷至上海。父親孟鴻群工文武老生，她生在上海，受家庭熏陶，自小喜好唱戲，父親看準她的天賦，打小就讓她拜師學藝。她因聰慧，又下過苦功，年僅7歲就兩次搭班去無錫演出。14歲時在上海乾坤大劇場演出。這期間，她不但應工老生，連武生也唱。18歲到北京后，拜陳秀華為師，專攻余派老生戲。至於拜余叔岩為師，得其親授，那是1938年的事了。

　　 1925年，北京第一舞台有一場盛大的義務戲，大軸是梅蘭芳、楊小樓的《霸王別姬》，倒二是余叔岩、尚小雲的《打漁殺家》，倒三就是孟小冬和裘桂仙的《上天台》，連馬連良、荀慧生等名角的戲都排在前面，可以說這場演出對孟小冬來說意義重大。從此，她在京城聲名鵲起，以後的營業戲賣座幾乎與梅蘭芳、楊小樓、余叔岩相持平。

　　 也許是在同一戲台演戲多了，這兩位名伶不久竟然成了一對鴛鴦，打破了伶界婚嫁的慣例——那時節，有名的女伶，嫁得好的，夫家不是督軍就是省長，沒有嫁到自家行當的。於是梅孟之戀成為梨園界里到處演繹的新聞。但其實，他們兩人並未真的結婚，只不過同居在一起罷了。好夢難圓，不幾年這一對神仙鴛侶竟又勞燕分飛了。

　　 原因據說是，梅蘭芳聽說在他訪美期間，孟小冬身邊另有感情介入。梅蘭芳對孟小冬並未明媒正娶，孟小冬對梅蘭芳也就不負有婚姻意義上的責任，這段感情遂告終結。有史料說，1931年，在孟小冬聘請的鄭毓秀律師和上海的杜月笙的調停下，梅蘭芳給孟小冬4萬塊錢為贍養費。其實是梅蘭芳訪美的次年回到北京時，得知孟小冬在天津欠了債，於是給了她幾萬塊錢。由此可見梅蘭芳為人的厚道及情義。

　　後來孟小冬來到上海，因為她和杜月笙的姨太太姚玉蘭情同姐妹，姚玉蘭就邀請孟住在杜家。據說姚玉蘭在杜家諸妾中頗為孤立，因為杜月笙其他姨太太都是本地人，惟有姚玉蘭是北方「土產」，所以她就希望孟小冬這個長期在北方的姐妹來說話解悶，或者作為閨中內爭的奧援。不意孟小冬後來常常在杜公館為杜月笙清唱，日久生變，竟又和杜月笙連到了一起，成了杜的最後一位「入幕之賓」。抗戰勝利之後，杜月笙從重慶回上海，住在華懋大廈十八層，就是姚玉蘭和孟小冬兩位京劇界的名伶陪著他，真可謂「閱盡人間春色」，享盡齊人之福。最大的福分，當然是這兩位夫人給他一人唱戲了。尤其是1931年杜氏祠堂開祠的時候，杜月笙遍邀天下名角，就缺了一位余叔岩和蓋叫天，想不到現在余叔岩的親傳女弟子竟成了杜月笙的金屋嬌人，竟日為他一人演唱，一身風骨的余叔岩不知會作何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避往香港，孟小冬隨杜去了香港。杜月笙去世后，孟小冬在家收徒教戲，不再公開演出了，似乎有伯牙待子期之意，所以從此余派絕藝成了廣陵散。她1967年秋移居台北，10年後併發肺氣腫與心臟病去世。
　　
　　 杜月笙在解放前一意離開上海，可以說是一種政治考慮。當時蔣介石一再邀請他去台灣，而共產黨則透過不同的渠道告訴他，既往不咎，希望他留在上海。杜月笙的決策是，上海不留，台灣也不去，先往香港避一避，看看風向再說。但他通過中間人向共產黨保證，他留在上海的門徒，絕對不會搞破壞「新上海」的事情。其實杜月笙有一個秘密，他身邊最為親近的人也未必知道，那就是杜月笙長年和中共地下黨的人有接觸，甚至還保護、幫助過不少地下黨人。他所操控的報紙，在國共內戰正酣的時候，甚至冒著被查封的危險，登載了幾條「新華社」的「反動消息」。他又在投機了，但他抱定主意，「小心行得萬年船」，不敢留在上海孤注一擲。而他的老搭檔黃金榮，現在已經八十高齡，再也不想跑路了。

　　 上海解放初期，黃金榮蟄居在家，深居簡出，不問外事，似乎從公眾視線中消失了。其實他這時候正過著逍遙日子。因為解放初期百廢待舉，人民政府要處理的事千頭萬緒，還論不到來專門「照顧」他，黃金榮也就過了一段安逸日子。以抽大煙來說，政府雖有明令禁止，但黃裝糊塗，照吸不誤，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煙土，據報「足夠他後半世之吸食」。

　　 到了1951年初，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后，黃金榮的日子開始難過起來，市民甚至自發涌到黃宅門口，要求他接受批鬥。一封封控訴信、檢舉信，如雪片般飛進市政府和公安機關，懇請政府作主，為民報仇雪恨。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聞報》、《文匯報》刊出了《黃金榮自白書》，在「自白書」中，他自稱「自首改過」、「將功贖罪」、「請求政府和人民饒恕」云云。以八十老翁的殘年，上海灘風光一世的黃金榮最後一次「跌霸」。

　　 此時在香港的杜月笙正在「讀」香港《大公報》轉載的「黃金榮自白書」。杜身體衰弱。所謂「讀」，就是由管家萬墨林念給他聽。

　　 連聽二遍，杜月笙長長舒了口氣，顯得若有所思，輕聲說：「我懂了，我懂了！」

　　 他悟到了什麼？

　　 秘密就在黃金榮《自白書》的行文之中。原來，黃金榮寫自白書時，不止一稿。初稿與第二稿原件如今都存上海市檔案館，但內容有較大出入。第一稿中，杜月笙的名字赫然在焉。當時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明察秋毫，將第一稿退回，責令黃重寫。結果第二稿中，內容雖無大的變動，裡面卻找不到杜月笙的名字。

　　 之所以會出現這個情況是因為，杜月笙是中共方面想要爭取的一個統戰對象。自此以後，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變化，至少一再拒絕了蔣介石邀他去台，而時時萌動回大陸的念頭，臨終之際，仍以葬回上海浦東故鄉叮囑家人。但等不到他落葉歸根，他就已經隕命異鄉，還死在了黃金榮的前面——黃金榮於是1953年發熱病倒而不治身亡的，杜月笙則是1951年因哮喘病逝於香港。

　　 杜月笙的遺願到底沒有實現。他的靈柩後來移往台灣，葬在了汐止，隔著一條海峽，和他當年演繹龍虎風雲的上海灘，朝夕相對。

　　 多少年後，杜月笙喪命的香江之畔，崛起了另外一名「英雄」——「許文強」！在他演繹的傳奇《上海灘》中，強哥的生死兄弟丁力奉命追殺他，在那間昏暗的木板房中，丁力用砍刀留下了這位恩人的一節小手指而放了他一條生路。據說，這個情節來自一個真實的原型，就是本書的主人公杜月笙。

　　全部貼完之際，突然想起了陳寅恪贈向達的一首詩：
　　 梵語還原久費工，金神寶枕夢難通。
　　 轉憐當日空奢望，竟與拈花一笑同。
　　
　　 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