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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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帖）三中全會的意識形態分析（三）

作者：雲起石於 2013-11-28 11:1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政治雜談|通用分類:政經軍事|已有1評論

關鍵詞：三中全會, 意識形態, 分析

第三，正確理解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意義

去年的大會前，很有一些人內外聯動，不斷進行「出口轉內銷」的信息戰，意在實現「去毛化」的目標，即明確宣布，毛澤東思想對中國現實的改革開放進程，不再具有指導思想的地位。而大會報告對這種鼓噪的回應，就是報告明確提出：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而今，時隔一年，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被寫進了具體的全會公報和決定中。在全黨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背景下，我們可以確定，這不是簡單的官話套話，而是如參與起草的人士所言：具有絕對的必要性。那麼，在新的階段，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並堅持毛澤東思想作為現實的指導思想的地位呢？

中央的相關論述強調，我們今天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既是堅持其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群眾路線，也是堅持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步探索中形成的那些正確的認識。本人認為，其核心，就是群眾路線。

理解這一點，需要展開一個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系統回顧。

（一）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概述

中國發展到今天，屬於絕對的小概率事件。所謂「小概率事件」，是指這個事件有其發生的必然性。但一般要有足夠多的嘗試后，各種機緣相湊，才能發生。而中國歷史的小概率事件能夠達成，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思想意識上的歷史主動性的確立。其思想基礎就是毛澤東思想。所以，鄧小平說：沒有毛主席，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起碼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中國歷史的周期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般的規律是：王朝初期，因動亂災害疊加，人口銳減，人心懼亂思治，中國儒家倫理被普遍信從，統治者節用愛民，人地矛盾幾乎沒有發生，所以呈現清明祥和，安居樂業的景象。之後，人口增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土地兼并，裙帶宗族勢力逐漸壓過皇權的維持穩定公正的努力，皇權逐漸被紳權、族權挾持，社會矛盾激化之下，紳權、族權自稱是皇權的代理，實際是不斷強化自己的利益，同時諉過於皇權。最後，皇權失去號召力，朝綱解紐，天下大亂。再之後，皇權重建，社會穩定。

回顧中國歷史，要超越傳統道德本位史觀，探尋其內在規律。需要注意，秦漢一體，屬於大一統王朝的初步探索。周禮算是大一統王朝的奠基。漢之後，經過大亂，迎來隋唐一體，屬於大一統王朝體制完善的主要階段。就體制論，其核心成就是，解決軍功勛貴與寒門出身的紳宦的關係。事實上，在這個過程中，軍功勛貴與寒門文士的摩擦，導致藩鎮坐大。寒門文士出身的黃巢，因不耐於在摩擦中蹉跎，就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直接摧毀了勛貴最後的統治框架。所謂「我花開后百花殺」、「天街踏盡公卿骨」。

有宋一代，寒門文士通過糊名科舉，確立起對武人的壓倒性優勢。儒家傳統的責任倫理，確立為社會主流價值觀。而其直接後果，就是武人地位低下，在歷史上最強大的游牧文明的武力衝擊下，南宋雖然是堅持最久的，畢竟還是全境淪陷了。

之後，就是游牧文明的征服者，與成熟的農耕文明之間，確實無法調和。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對文天祥長期優禮感化不成之後，為澆熄以文天祥為旗幟的反抗，只能斬首。最後，以元代對中原的統治的笨拙，終於使其「無百年國運」。

明朝全面回歸併強化了宋朝確立的大一統模式。而在明末，則充分暴露了這種模式的根本困境——裙帶腐化。所以，這種模式，只是將中國社會鎖定在周期律中，不能使中國社會真正擺脫周期律。

清代由於自己的漁獵文明的根底，向農耕文明歸化過程中，比較成功地收服了游牧文明。而這種降服，既是滿清的實力和政治智慧的體現，也是因為蒙古的黃金家族的後人，總結了自己的歷史經驗，做出了明智的抉擇——臣服於滿清，通過聯姻確立起特殊地位，搭車成為新的大一統王朝的「第一門親戚」，逐步穩妥地歸化進入主流的農耕文明。凡有試圖超出這種模式，「復興成吉思汗基業」的，不僅是清廷重點打擊的對象，也是蒙古族其他部族孤立打擊的公敵。

經過入主中原后一個半世紀的不斷征伐，清朝終於確立了一個「一國兩制」的大一統模式，基本解決了困擾中原文明兩千餘年的，游牧文明武力威脅的困局，且確立了現代中國的版圖結構。可以說，當年被清廷真正有效統治的地區，和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是基本一致的。不論毛澤東是否講過「現在我們是吃清朝飯」，有清一代，經過各民族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基於文化認同基礎上的現代國家結構的確立，是清朝的主要的歷史貢獻。

另一方面，當清朝即將走向歷史周期律的下行波段時，外來的工業文明的衝擊，卻是從其戰略進取的後方殺來。林則徐的禁煙運動，體現的是更合乎道德準則的對於經濟貿易的理解。但因為社會組織動員方式的落後，鴉片戰爭的失敗是必然的。中國不得不痛苦地逐步接受工業文明的邏輯，由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出發，謀求對西方的趕超。

此時，對清廷最直接切近的衝擊，還是傳統周期律激發的太平天國運動。這個運動同樣需要一個粗糙的「宗教」外衣——這種粗糙，如「篝火狐鳴」一樣，不是這個外衣的劣勢，而是其獨特的「優勢」——只有顯而易見的荒誕，才能激起造反者於萬死中求一生的激情和勇氣，形成一種極具破壞性的凝聚力。這種運動本身不會取得成功，卻會造成一個亂世，使真正清醒的勢力，逐步看到可乘之機。

比之太平軍，湘軍集團既有清醒的意識，也有相當的實力。因此，在平定太平軍后，才有趙烈文與曾國藩的一番深談。但曾國藩卻有著不同於趙烈文的大局觀。

趙烈文認為，因平定太平軍，已經重新形成了東漢末年的若干武人集團尾大不掉的局面。而曾國藩手握一個最強大的武裝集團，自己又是心學理學融合的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完全應該順勢而為，打出「夷夏之辨」的旗號，直接顛覆或驅逐清廷，重建有宋以來確定的秩序。

而曾國藩既是有自己的「意底牢結」的倫理準則，更認識到清朝形成的制度成果、幅員版圖的意義，不願打破滿、蒙、漢的有識之士，經過兩個世紀摸索形成的新的文明制度共識。所以，他還是斷然否決了趙烈文的意見。趙烈文只能無奈地預言了軍閥混戰的前景。

另一方面，曾國藩主動提出裁撤湘軍，默許湘軍主力攻破天京后，大行燒殺淫擄，將天京集中的江浙地區一半的子女玉帛擄回湖南之後，湖南這些曾經的淳樸的山民，在見過世面，開了眼界之後，對實業的現代科技，建立了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與吃得苦、耐得煩、霸得蠻的民風相激勵，深刻影響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