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六四鎮壓，中國也許早已實現了新聞自由 － 加新聞工作講座在國內因六四被取消的 . ...

這件事讓我什麼時候想起來都感到遺憾。88年我在多倫多參加一個中加管理培訓項目的學習，期間被派往加拿大的國家電視台CBC學習製作電視節目。電視台專門為我們兩個學員設計了培訓教程，我的老師是位資深電視人，曾在美國PBS電視台工作過多年並獲得過新聞界的獎項。有一次他邀請我們去他家做客，在那裡我認識了一位CBC電台的製片人。我們在飯桌上聊天甚歡，那時中國正在對外開放，她對中國的事情很感興趣，問這問那。當時印象最深的英語單詞是「process」一詞，因為她總是要問這件事的process是什麼，那件事的process是什麼，後來才知process是西方人最喜歡的一個詞，他們對一件事最重視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process。

這餐飯後我們就成了朋友，也無話不談，並不覺得有文化障礙，心想心靈可以溝通的人之間哪有文化差異呢。當時我的事業理想是做培訓項目，擔當東西文化的交流使者，致力推動改善社會的工作。我面對在加拿大接觸到的（對我來說）新鮮的新聞理念，當然免不了想要跟國內的同胞分享我的收穫。所以我就跟她策劃起了去中國做新聞培訓講座的計劃。她那邊得到了CBC的支持。待我秋天「學成」回國后，就與當地省級電視台聯繫，商談這個計劃。電視台也很興奮，因為在那時國外的新聞理念和實踐的資訊國內很少，這樣的面對面交流也從沒有進行過。所以，電視台高興地應允下來，並作出了相應的安排。定下了三天的講座日程，當然為講座做翻譯的就是我，講座結束后就安排她去國內名山黃山和兵馬俑旅遊，當然我也會跟隨電視台陪同人員一起陪她遊玩。當時她很高興，已經擬定了去幾個市級電視台的講座內容，也很盼望著隨後我們一路的旅遊。日子很快擬定為1989年的6月初（記不清幾號了）。

她在五月下旬來到北京，就被當時群情振奮的反貪污要自由的政治浪潮感染，但是她非常小心不去接觸人以免別人遭到當局懷疑。但是為安全期間，她沒有進行任何採訪活動，只等著這次專門安排的新聞業務交流活動。可是，那時北京的政治空氣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關頭，因為大批學生都要搭火車來北京參加遊行，所以，當局已經命令多趟火車停開，火車票奇缺難買。她每天在焦慮中發愁車票的事。我在此時從家鄉去電北京，也很焦慮，因為一切事項都已安排好，她如果來不了怎麼辦。她終於在一個教授的幫助下訂到了火車票。五月底逼近，許多傳言說北京黨內有激烈的權力鬥爭；但是媒體有軍方表態說不會向學生開槍；學生已經很疲勞；市民向學生送水送食。朋友聽從家人勸告致電加拿大大使館，大使館說一切正常，沒有問題。她雖心神不定，但是還是準備來我家鄉。

可是此時我這邊卻發生了變化。政治空氣更加緊張，電視台認為此時搞這種新聞交流太危險，決定取消這次活動。任何外國新聞人員在中國都在被嚴密監視。中央電視台在給以了罕見的一天的新聞自由以後，接下來一切電視畫面都被拉黑（實際是藍色），只有類似嚴防動亂之類的空頭口號整天對著你。我在先是焦急她不能如約前來，到如今又含淚勸她不要再來。（剛才跟她打電話核實當時的情況，因為我已經記不清楚。人家不愧為是搞新聞的，甚至記得我們兩個舟子電話兩頭哭的事。）她說我在電話里說，如果她來了，我就會因為同外國記者接觸的罪行而被捕，可見當時我的恐懼有多深）。

六月一日，CBC的朋友被迫黯然離開了中國，這場精心準備、熱切期盼的中加新聞工作世紀交流就此流產。六月四日，d多少學生就在這場反官倒爭自由的運動中倒在了血泊里。我非常遺憾此次活動的流產，本來這可以是一次中國新聞界學習國際水平的新聞實踐的良好開端。自此，中國的新聞界再也沒有機會同國際社會再次接軌。說再次接軌，是因為民國時期，中國的新聞業欣欣向榮，早就屬於世界先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