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那個令人悲傷的春節(春節徵文）

    難忘那個令人悲傷的春節(春節徵文）

    由於我的工作性質，出國以前，每年大概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出差在外，出國以後，則跑遍了全世界。但是每年的這一天­——春節，無論我是瓢泊在地球的哪一端，我都要千方百計設法回到北京，去和母親團聚。它永遠是我一年中最渴望的日子。

    二零零三年二月一日，對地球人來說，是再平凡不過的一天了。但對中國人來說，這一天是特殊的一天，因為它是2003年中國春節,十幾億中國人，背井離鄉，艱辛勞做360天，最期盼的就是這一天，能和家人共團圓。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這一年的這一天也是特殊的一天，因為這一天上午， 我和家人與成千上萬的美國人以及世界數十億的人們都圍坐在電視機旁，興奮地觀看史無前例的美國哥倫比亞號太空梭重返地球的電視現場直播，正當人們歡呼跳躍著全神貫注地緊盯著重返大氣層的太空梭，進入地球軌道時，突然一場震驚世界的意外災難發生了，哥倫比亞號表面的一塊隔熱片突然脫落，太空梭頓時變成了一團大火球，瞬間灰飛湮滅，興高采烈的人們目睹了一場意外的大空難，七名宇航員無一生還。電視中反覆播放著7名宇航員10天以前，微笑著揮手向親人告別的畫面，他們應該很清楚宇宙飛行的風險，也許這就是永別了。但是他們毫不畏懼，一無反顧地踏入飛行艙，其中還有兩名女教師。沒想到意外還是發生了，舉國美國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對於我來說，這一年的這一天更是難忘的一天。

    以往，無論我在地球的哪個角落，春節都要回北京和母親一起度過，一起吃年夜飯，一邊瞥兩眼興趣聊聊的春晚，一邊興緻勃勃地陪母親打麻將。 看著母親一年年蒼老疲憊的身影，甚至興奮愉快的眼神，都越來越不忍，雖然無需她親自動手，但每一道菜，她都要過目，品嘗，給每一個兒孫的禮物，她都要親自挑選，確認。加上幾十口子的吃喝拉撒，十幾個孫輩的興奮打鬧，歡笑跳叫，對一個八十多歲，疾病纏身的老人，操心興奮過度，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這一年，我們一家決定避開春節，預訂了二月六號回國的機票。中國的年三十，在電話里得知，正值我舅舅一家來京看望母親，照例吃過年夜飯正在打麻將，我們在電話里輪流祝母親和奶奶春節愉快，身體健康，過幾天就回京看望老人家。母親依舊聲音洪亮，底氣十足，也就放心了。

    哪知第二天（二月一號）早晨，突然接到北京電話，母親突發心臟病，二月一日凌晨（北京時間）醫生髮出病危通知，告訴我弟弟，因為病患大面積心肌梗塞，醫院只能再儘力維持病人生命12小時，能通知到的家屬，立刻趕來還能見上最後一面。弟弟告訴我，母親臨終前，曾偶爾短暫地恢復一些意識，自知在劫難逃，叮囑我弟弟，說你二哥剛做完手術，又距離遙遠，先不要告訴他。母親自己一隻腳已經踏入鬼門關，還在惦記我的身體。

    母親對於我來說，具有特殊意義。由於國家和家庭的變故，母親雖然生了我們八個兄弟姐妹，只有我是她親手餵養大的唯一的一個孩子。我大哥生於1941年，二哥生於1943年，當時正處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我父親工作繁忙，經常徹夜開會，或者一去部隊基層就是幾個月。我母親又要日夜在電台值班，根本沒有任何可能自己帶孩子，於是兩個哥哥先後都寄養在陝北當地老鄉家裡了。媽媽告訴過我，在撤離延安前夕，她曾和同事賈伯伯夫婦一起去探望並和我大哥告別，見到我大哥瘦成一把骨頭，4歲的孩子了，還站不直，走不穩，連媽媽也不會叫，每天就是在地上爬來爬去，從場院土喀喇堆里，扒拉出20幾粒黑豆，老鄉家會把黑豆磨成粉，這就是大哥一天的口糧。老鄉們自己也是吃了上頓沒下頓。臨別前，媽媽禁不住淚如雨下，連賈伯伯夫婦也實在看不下去了，就悄悄把我大哥給抱了回來了，跟我媽說，他們夫妻50 多歲了，也沒孩子，由他們夫妻倆替我媽撫養大哥，其實，他們夫妻倆也要在電台晝夜值班。（直到全國解放以後，賈伯伯夫妻執意一定要把我大哥送還給我父母，他們自己又領養了一個女孩兒陪伴， 此是后話，以後我大哥也是幾乎每年假期都要到濟南去探望賈伯伯一家，賈伯伯是從1931年起就一直和我父親在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戰友，一直活到99歲）1946年我出生以後，我媽媽下決心，兩個大兒子都不得不送給別人了，這次說什麼也要自己帶，死也要死在一起，剛好趕上好時機，抗戰已經勝利了，當時和國民黨打一場勝仗，就可以繳獲許多物資，特別是美國奶粉，就分配給待哺乳的孩子們，因此我媽常對我說，我大哥是吃陝北黑豆長大的，我二哥是吃山西黑麥長大的，只有我是吃美國奶粉長大的（冥冥之中，是否註定我是一定要到美國來「回報」的。）。雖然母親從來沒有說過，或是表現出對我的的偏愛，但是我心裡很明白，她是最喜歡我的，儘管我在幾個兄弟中小時侯挨打挨得最多。主要是因為其他幾個兄弟基本都屬於乖寶寶型的，從不惹麻煩，而唯獨我是那種專愛調皮搗蛋，無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亂的主兒。    

我對母親最早的記憶是5歲那年，媽媽自從1936年離家，十五年後帶著我第一次回老家，記得是在阜陽下火車，天已經全黑了，我們乘坐一輛牛車，在山間小路上慢慢顛簸，我清楚地記得，我躺在牛車上，仰望星空，一遍一遍不停地問媽媽：「為什麼月亮老是跟著我們一起走？為什麼我們翻過山，月亮也翻過山，我們剛一過河，月亮也過了河？」媽媽看怎麼也跟我說不清，就回答：「什麼時候月亮不跟著我們這走了，我們就到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一路，胡思亂想好一陣，聽著支呀吱呀的牛車聲，不一會兒就睡著了。

文革十年間，在鐵道部通信處門口，無論是刮風下雪，還是烈日當頭，常年累月可以看到一個滿頭白發，彎腰弓背的老太太在掃大街，她就是我的母親，她被造反派戴上反革命特嫌的帽子，逼迫她承認是國民黨派到延安革命隊伍中的內奸，是用電台通敵的特務分子。我媽媽堅持說在延安社會部的所有反諜報工作，都有領導安排和組織鑒定，是有據可查的。她也告誡我們：如果有一天造反派說我畏罪自殺了，不要相信，那我一定是被害死的。哪怕再飢寒交迫，嚴刑拷打，我也一定要活到平反昭雪的那一天，為自己，為家人，也為孩子們留下一個清白。1967年春節，我和弟弟妹妹去「牛棚」探望母親，偷偷帶去了5個煮好的餃子，最後還是被看守發現，被扔出窗外。

最是傷心辭別日。1964年，我考上了哈爾濱軍工學院，17歲的我將第一次長時間離開北京，離開家，離開父母，獨自面對新的生活。由於之前拒接參加高考的風波，我和中學學校以及家裡關係搞得很僵，這次離家我幾乎沒有通知任何人。我不想讓任何人去車站送我，我也無法承受歧路共沾巾的場面，正好，學校通知，8月23日所有北京的哈軍工新生，早8點在軍工駐京聯絡處（即陳賡院長以前在北京的舊宅）集合，一起到北京站乘火車去哈爾濱。具體車次和開車時間我也沒有告訴家人。由於上的是軍隊學校，屬於現役軍人，學校通知，只帶上一身衣服和路上的少量零用錢，其他什麼都不用帶。23日一早，我就提上一個手提包，獨自出門，在聯絡處，五系系主任戴其鄂和一系政委沙克將軍主持迎新儀式，致辭后，每人發了一套軍裝和生活用品。在火車站等車時，我正在瀏覽軍工接待站的宣傳布告。忽然，見到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也在看，仔細一瞧原來是我媽媽。她終於還是一定要來車站親自送我了。我想她也一定看見我了，只是裝作沒見到。我當時就淚如雨下，真想撲上去抱著媽媽大哭一場，只是周圍的人都是歡歡喜喜地送子女上大學去，我也不好過分失態，因此也就沒有做聲。

    再一次，就是1981年，我父親剛去世不久，我要到美國做訪問學者一年。全家人到機場為我送行，母親只是遠遠盯著我看。一切盡在不言中。當時，我大哥還在越南打仗，二哥在鄭州老家，我大弟弟在南斯拉夫，二弟弟在西藏正和印度打仗，接到父親病危的電報，整整花了兩個星期，才翻山越嶺從中印邊界趕回來，差一點連父親最後一面也沒見到，小弟弟當時還在深圳。我又要遠赴美國，六個兒子都遠走他鄉了。年介60的母親該是一種什麼心情。

最後一次是1991 年，當我要離開故鄉和親人，被連根拔起，遠走大洋彼岸時，（單位要求要把檔案拿走，住房交回，人事除名）是母親的一句話堅定了我的信心，「窩在我身邊幹什麼，天高任鳥飛，你能飛多遠就飛多遠，不要顧慮我。」我要先出去闖一番，紮下根，然後再把老婆孩子接過去。這回不孝之子，真是要遠赴天邊了。「再見吧， 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後來，母親以七，八十歲高齡，兩次到美國來，每次都是興致勃勃，探望兒孫，美東美西遊個遍，我也總算盡了一點兒做兒女的孝心。  

無論對於一個家庭，家族，還是對於一個民族，國家，其他任何「偉大」都是一時一事的，哪怕你是四個偉大，還是八個偉大，只有母親的偉大才是世世代代永恆的。

只是對於我來說，沒有了母親的家，已經不成其為家，沒有了母親的春節，也再不成其為春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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