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上位秘訣

求是基金會2013年頒獎典禮的論壇

地點：清華大學蒙民偉音樂廳

時間：2013年9月28日

發言：魯白、施一公、饒毅、賀福初、鄧宏魁、楊振寧、韓啟德、王曉東、曹雪濤

一  科研小環境的建設，脫離不了背後的國家大背景。大環境是否容得下小環境的改變甚至是突變？Panel討論的第一個課題便是：中國國情。什麼是中國國情？如何適應中國國情？學界如何看待中國科研環境的變遷，如何推動其進步？

魯白（以下簡稱「魯」）：第一個請各位思考和討論的問題是：中國國情，或者中國特色的問題。在座有很多海外回來的。海外回來的人通常會遇到一個挑戰：不懂中國國情。我自己到清華來之前，有人（我今天就不點名了）給了我三個忠告：第一，不要把美國那一套拿過來；第二，因為我在企業界待過一陣子，所以企業界那一套，在學術界行不通；第三，清華是清華，得按清華的規矩辦事。我想請各位根據自己的情況，談一談怎麼叫做適應中國的國情。在這樣一個挑戰面前，各位是怎樣發揮自己的才能，對改革和培養人才有所推動。首先有請施一公教授。

施一公（以下簡稱「施」）：勸魯白的那個人是我。我引用今天午餐時楊振寧先生講的關於社會制度的一句話，我覺得非常適用於科學體制。楊先生說談到：「西方的民主政治，最後像美國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它是deadlock（僵局）。民主黨共和黨，辦事效率很低，往前走很困難，這是我的理解。但是以前中國嘗試過的一套極左的東西也走不通。什麼可以走得通呢？楊先生談到：「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就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怎麼理解呢？可以用以前鄧小平的一句話，叫做「摸著石頭過河」。要嘗試，一定要適合中國的國情才能做。從我到清華工作至今已經整整六年了。我總結自己的感受，就忠告了魯白那三句話，因為魯白很快要來清華工作。一方面我希望適應清華的小環境，中國的大環境；另一方面我不希望完全改變自己，希望自己堅持原則。任何事情，只有大多數人支持的時候我才會去做，但這並不意味著不能推動一些實質性的改革。舉個例子，生命科學學院的改革，一開始相當多的老師有疑慮，經過幾個月的解釋以及對改革方案的細節修改，最後得到80%的老師投票支持，我們的改革順利進行了。儘管這其中我做了些妥協，但是人事制度的所有核心內容得到了保留，同時大家也心情愉快，所以我覺得做事情不需要twist everyone』s arm（強求別人）。我的lesson(總結出的經驗)就是：既要融入，又要發展，同時要保持自己的core values（核心價值）。

魯：接下來一位是饒毅。饒毅是說得多，做得少。人家對饒毅的挑戰是說他「根本不懂中國國情，你中庸之道就不應該這麼大嘴。」我想大家一定很想聽聽他對這個問題的見解。

饒毅（以下簡稱「饒」）：因為你重複地說一個事情，我要多說三分鐘,我要講兩個問題。如果大嘴是一個褒義詞，我比魯迅和毛澤東先生做得差得很遠；如果大嘴是一個貶義詞，我說過的話基本上沒有空洞無物，沒有無意義的話。之所以有人經常討論，是因為我說的事情是有意義的。所以，大嘴不論是褒義還是貶義，對我都正好不適用。我肯定是做的比說的多。因為我說的事情是要推動一些體制、文化、風氣上的改變。我做的很多事情我根本就沒有說，比如......（被打斷）

賀福初（以下簡稱「賀」）：我打斷一下插句話：我們兩所大學非常重要，一個是北大，一個是清華。清華就應該做的比說的多，北大就應該說的比做的多。這兩所學校都是我們所需要的。

魯：我借用韓啟德先生在4月份對饒毅的一個評價：「饒毅的說就是做。」

饒：謝謝！有些做了的事情是沒辦法說的。現在我當大家是家人和朋友，如果大家一定要讓我說，我可以說很多。比如說，我在過去六年裡把北大生科院研究生的政治課全部改革掉了。全國沒有一個老師做這個事情。這個事情無法公開說，公開說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實際上是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再一次被打斷）

鄧宏魁（以下簡稱「鄧」）：饒毅，我補充一句。我比較有發言權，因為我是北大生科院的教授，饒毅是我們原來的院長。我說：他是說的多做的也多。

饒：如果說我不懂國情，這正好搞反了。因為我既不抽煙、也不喝酒、還不喜愛體育，所以我的業餘時間用在看美國建國史、中共黨史和科學史。我在全時回國以前，有十幾年的時間每年來中國很多次，所以對中國的國情和中國科學教育界的情況，我可能比一般人要懂很多。而實際上，從褒義來講，我是非常適合中國國情的。比如說，我在北大生科院推動的改革，每一樣改革都是在國家、在學校，包括三任校長、兩任書記和全體職能部門：組織部、人事部、設備部、科研部、研究生院等全都支持我的工作。這些人沒有給我造成任何的矛盾，我也沒和他們發生半次矛盾。所以我認為：對於應該適應的國情、確實要適應，為了把把事情做好，這一點我做到了。而一般人說的那些國情是貶義的。這些貶義的國情、校情、人情，我認為都應該不適應。如果全國這麼多人都被迫適應，而從海外回來也積極去適應的話，我們的價值就沒有了，我們的意義就沒有了。如果這樣的話，中國就不應該引進我們，讓我們留在美國。我認為要考慮適應什麼國情和什麼國情不能適應的問題。為了中國的科學和教育往前走，有一部分不良的國情是堅決不能、也不應該適應的。

魯：大家的掌聲說明了一個問題。現在我請北大生科院的教授鄧宏魁談一談，他作為小環境改變的受益人，請對北大小環境的改變以及饒毅的業績做下評論。不能由他一個人說是吧？！

鄧：好，我講一下。我回國有十多年了，類似這樣的問題大家都在問。包括從國外回來的，沒回來的，以及外國的教授也會問：現在中國的國情和科研環境到底是怎麼樣的。我跟他們講，看中國的國情不能像到博物館看一幅畫那樣，而是要以動態的觀點來看。中國的特點就是一直在變。現在的國情如果按一幅畫靜態地去看，肯定是不完美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以發展的眼光把它當成一部電影來看，那我覺得這部電影是很好看的。比起十年前我們的變化很快，進步了很多，所以吸引了像施一公、饒毅這麼多優秀人才回來。

      饒毅在任的幾年，實際上我是一個受益者。當然很多人可能看不到。饒毅在任的時候，我沒給他寫過email，他卸任之後我給他寫了一封，不知道他看了沒有。我覺得在中國這樣的國情下，要想創造一個好的科研環境，在中國這樣的國情下，特別重要的一點是眼光一定要放得遠一點。中國現在國情的重要特點是發展很快，這在經濟和社會領域是好事，但是科研領域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不是一味求快就能一定做到卓越。我覺得作為好的科研環境的領導者，更要把眼光要放得遠一點，讓這個環境里的人能夠潛下心來，有個寬鬆的環境來做事情。

      曉東今天講得很好。我一直想不出形容科研環境最好的一個詞是什麼，他說是「追求卓越」。這非常重要。卓越是一個很高的境界，需要潛心來做，慢慢來做。而饒毅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因為北大生科院沒有用一個短期的目標來要求我們，比如要發表什麼文章或者做出什麼成果。我的壓力來自我自己，而在饒毅那裡我沒有感受到任何壓力。這方面饒毅做得非常好。

魯：楊振寧先生要發言。

楊振寧：各位生物學家，我預備討論一個問題，跟剛才講的中國國情有密切的關係，可是跟剛才各位所討論的不是同一個方向。我在美國很多年，認識很多物理學家，第一流的，第二流的，第三流的。對美國、歐洲還有中國血統的物理學家做人的態度上，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美國最成功的物理學家，絕大多數都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君子做人的態度。他們是非常的aggressive（具攻擊性）而且practice（奉行）所謂one-upsmanship（個人逢戰必贏的行事作風）。那麼我想問在座的幾位，在生物學領域是不是也有這個現象。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呢？因為這涉及到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不是太著重做人是君子，對科學的創新是不利的。在美國，尤其是在物理領域，猶太人非常多，做得非常傑出的猶太人也特別多，而猶太裔物理學家一般來說是最aggressive的。我的問題是：是不是太著重做人的君子之風，對科學的創新不利？比如說我舉個例子，我不知道你們覺得Watson(沃森)，或者Crick(克里克)是aggressive 還是不aggressive？我當然不認識太多的生物學家，不過像沃森的《DoubleHelix》（雙螺旋）那本書在美國出版時被人詬病，我想如果當時要是在中國出版一定更會被指責得一塌糊塗。不過，沒有關係，他在科學上很成功。所以，這兩個之間——做人跟科學的成就——有沒有關係。

韓啟德：何大一就在我們身邊，他就非常的君子。

賀：最近在政界流傳一句話，我覺得在我們生物學界也有所體現。這句話是對習主席的評價：「銳氣形於事，和氣形於人。」在我們生物學界有兩位做到國家領導人，一位是在座的韓啟德先生，還有一位是陳竺先生。他們兩位跟習主席的風格如出一轍：「銳氣形於事，和氣形於人。」我覺得這就是兩者的統一。

魯：各位有沒有補充。曉東，你來補充？

饒：我可以補充。我認為作為科學界和教育界的有領導職位的人，應該是君子。他要考慮到各個方面、要能包容。但是，其實在各個行業，包括科技界教育界，要有一些非君子，他們是專業化做得非常好，而不做管理類的領導，可以做智力的領導，要讓他在專業上「拚命往前跑」，我們大家包容他個人性格的缺點，而不要求他力圖面面俱到。有很多這樣的人，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才能走得快。這是從楊先生的時代背景來回答這個問題。至於現在的中國，不存在中國成功的是君子、外國成功的多半不是君子的問題。現在中國所謂適應國情的，是爭先恐後做小人，做太監，與君子完全無關，而是小人化、太監化。外國科學家是君子的倒比較多，特別是比較在中國成功、有權有勢的小人和太監們。

賀：我對這個所謂「國情」表示保留。我本來是想等到魯白問的時候再講，那我就先講這三分鐘行嗎？

魯：沒問題。

賀：中國，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同時人口世界最大，幅員世界第三。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國家，可以說最先進最發達的可以在中國看到；最落後最腐朽的也可以在中國看到。你說什麼叫做中國國情？中國國情是一個包含兩個極端的「複合體」，一個「集合」。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由於她極端的diversity（多樣化），就導致任何一面都能在中國發現。如果我們僅從一面或者一點來看，就說這是中國國情，那麼我想這個答案是錯誤的，不是！因為我們不能夠以偏概全。從我的角度講，剛才那兩句話我還要再重複一遍：「銳氣形於事，和氣形於人。」這就是東方哲學。然後我再用今天的highlight——王曉東，來闡釋一下我看到的中國國情好的一面，那就是：東、曉、王。為什麼？第一，我們的東方哲學東方文化，在世界文明轉了一個大圈之後，必定會再次復興。這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新的大景—東西合璧，文明集大成。這就是目前我們國家和世界的特色之一：「東」。第二，曉。我們雖然是一個古老的國度與民族，但是我們現在的活力在世界範圍和數千年人類歷史看也是蓬勃如剛剛升起的朝陽。這就是「曉」。第三，王。王者，就是君子之風。王者和霸者的區別就是有沒有君子之風。中國史上和人類史上的文明集大成者，我相信都有這種「銳氣形於事，和氣形於人」。我覺得這就是王者。正復興的中國，就是這樣的王者。簡言之，我借用王曉東的名字，叫做「東方欲曉，王者歸來」。這就是從好的一面看到的中國國情。

魯：曉東，他把你的名字都倒過來了，那就輪到你了。我想一個問題：北生所的普世意義。人家說你是在體制外做事情，所以做得這麼好。那麼北生所作為試驗田也好，一種做法也好，是不是有普世意義，在什麼層面上有普遍意義。請談談你的想法。

王曉東（以下簡稱「王」）：我挺贊同剛才福初講的中國國情。美國人也這麼說：「If you think anything is true in China, the opposite must betrue as well。」(在中國，任何情況的反面也是同樣存在的。)中國是非常大非常複雜的一個國家，而且她又在不斷地變化。剛才宏魁也講她是個moving target（活動的目標）。其實包括我們自己在內也都是如此。比如說，我們是80年代進入大學的。也許從歷史的長河來講，80年代到現在是非常短的時間，國民性的變化沒那麼大。但是從我們自己身上看，從80年代進入大學至今，我們個人的思想可以說是完全完全的不同。所以很多事情是movingtarget, 包括我們自己。我們當初出國的時候，其實沒想過要在國外待那麼久，都是想著學成歸國，那意味著博士畢業就回國。可是博士畢業之後發現，自己在科學的殿堂里可能剛剛跨進去一隻腳，還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學習。那個時候如果回國做博后，還要打報告、單位批准等等要走很多程序。因為這個事情對大家來說都是新的，就會覺得做博後有什麼必要嗎？做完博后又發現，這隻不過是學習的過程剛剛結束，離真正的科學是怎麼運作的，科學群體怎麼運作、科學的趨勢怎麼發展，自己不過是兩隻腳進了門而已。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我們有機會能在那裡不光是學習，後來還能在那裡工作。工作又是一個全新的階段。楊先生也在美國學習和工作很多年，但是象這種改革開放後幾萬幾十萬的人去美國，這麼大規模還是沒有見過。我們在美國的工作從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associateprofessor（副教授）到full professor（正教授），象饒毅、一公還有我到最後是endowed chair professor （講席教授），最後還接觸到更多的科研管理方面的事情，我們對科學的看法又完全改變了。如果回過頭來說「什麼是美國國情」，以我們對此的認識它也是在不斷不斷地變化中的。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象福初、雪濤是始終在國內學習工作，還有很多人從外面回來，比如剛才福初說的韓主席和陳竺，他們回來的早一些，同時還不斷地有人回來，包括今天獲獎的幾位年輕人。他們的看法跟我們的又不一樣。如果我們用一種固化或者點化的方式看待國情的問題，一定會有錯誤。

      剛才您問我在建設北生所的過程中到底用的是什麼理念。以我個人的認識和觀點，就是思考怎麼樣能在中國做最好的科學，最後我得出的結論就是「Empower young people」（扶持年輕人）。把非常有才華的年輕人招進來，empower他們，給他們經費，給他們自由，給他們支持，讓他們無憂無慮地探索，根據他們個人的興趣去解決他們認為最有意思的問題。我們必須相信他們，他們認為最有意思最有意義的問題，一定會對我們所有人都有益。

魯：曉東這些觀點都已經總結在基金會網站《蘋果樹下》的題為《為年輕科學家賦能》的採訪里，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拜讀這篇文章。我借用剛才鄧宏魁的一個比喻，我覺得實在是太恰當了：中國不是一幅still picture（畫），而是一個movie（電影）。在這個movie整個的發展過程中，有少數人是從一開始堅持到今天，其中之一就是我們的雪濤。他一直在中國，從本科生，博士生，到現在醫科院的領導。他對中國科研環境的變遷和改造，以及作為科學家本人怎麼來推動這種變化，一定非常有體驗。

王：最後再說一句，因為我突然想到剛才你問我的問題我還沒有回答你，就是說北生所是否有普世的價值。其實我的回答已經在剛才的發言里，只是沒有點出來。我想說的是：沒有普世的價值。我覺得科學之所以能這樣的dynamic（充滿活力），這樣的有發展，就是因為每個人對科學的理解都不同。一個健康的環境和科學群體，就是應該每個人都有機會去Pursue（追求）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東西。

魯：接下來我們還會有機會談多樣性的問題，現在我們先請雪濤談一談。

曹雪濤：我想接著曉東剛才提到的科學研究的文化來談國情。我們今天談的國情是大環境下的科學研究。如果說我們有不利的一方面，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中國這幾年快速發展引起世界矚目，主要是經濟的發展。雖然國家的經濟發展比較快速，但科學研究發展相對較慢，因為科學研究是需要底蘊和歷史積澱的。在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對於科學研究而言，我們要捫心自問整個國家的科學理念、科學文化環境、包括機制體制的保障，到底準備好了沒有？我們現在談到的自然科學，真正在中國開展只有百年歷史，過去的學問主要是在人文與哲理方面。對於自然科學的發展，它與國家目前的體制與發展重點，需要有一個融合與強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由於世界的變遷，以及不同階段國內工作重點的不一樣，導致對科學研究的關注度和資助度是時強時弱。這幾年，科學技術的進步作為第一生產力，從國家層面是越來越重視。從現有的體制來說，對於科學的導向，從國家層面來講是積極的向上的。

      剛才大家提到的，特別是饒毅先生和魯白先生提到的「國情」，都打著引號。一說起國情，說起適應國情，感覺都不是特別好。但是我感覺到：一公和饒毅也有適應國情特別快的地方，也有充分利用國家體制來做一流科學的成功實踐。所以，對於國情的認識，應該站在歷史的高度去看，要用發展的眼光去看。我特別贊同一句話：「要從歷史的長河去看我們過去的發展。」如果回過頭從30年前看中國現在的科學研究體制，我們不知道有多大的進步。如果我們再展望30年以後中國科技體制的改革，包括又有一批有才華，特別是有國際理念和國際影響力的科學家加盟到中國的科學體系中來，我相信對國情肯定是有巨大的正嚮導向和引領作用，也將會帶來根本性的改變。

      說到怎麼樣適應國情，我感覺不一定用「適應」這個詞，應該是用「融於變」。就是融入到這個體系裡面，發揮自己的主導作用，然後使情況慢慢地改變。既能保持我們傳統的優勢，又能夠融入國際科學界的大家庭，立足於國際化的規則和具體的國情。剛才魯白介紹我說一直是在體制內。我回憶了一下，從93年做教授至今也有20年的歷程。一路走來的感覺是：國際科學界對中國的影響以及國內科學家對國際科學界情況的了解都在逐步的加強。從一名科研工作者，到一個團隊的負責人再到一個機構的管理負責人，我對自己的要求是：要有國際的視野，國家的高度，專業的特色，還要有自己的立場，在具體工作中去思考去適應去實踐。

二、科研小環境改革實例

魯：太精彩了，謝謝雪濤。看來他們幾位真的都是能說會道，把自己的三分鐘時間都發揮的淋漓盡致。我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是：多樣化。就是說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裡，應該允許各個不同的單位，不同的研究機構，能夠去探索適合本機構本單位特色的科研環境的改革之路。因為接下來還有韓先生的演講，所以我們的時間就不夠了。現在我給每個人一分鐘的時間，講講你覺得最值得介紹的你在單位裡面所推動的改革。或許可以講一個實例，就是說你們在創造科研小環境方面做出的一些努力。還是先有請一公講。

施：一分鐘比較難。我想從清華生科院做的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來講，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人事制度改革，也就是tenure track system（終身教授制度）。從2010年夏季開始，我們實行了與國際接軌而又符合生命學院院情的這套以流動性為標誌的人事制度，年輕的tenure-track助理教授只有在任職6年後通過嚴格的國際同行函審才有可能長期受聘清華，這一舉措推動了清華生命科學人才引進的國際化和整體競爭性。這件事我們走在全校的前面。但是如果大環境不改，僅僅是小環境改革，在體制內也還是會有問題的，就是小環境會受到大環境的制約，甚至在某些方面會被penalize（懲罰）。

魯：北大，饒毅。你覺得值得自豪的小環境改造的事情請談一談。

饒：我覺得我們小環境改造只要是院系堅決做，學校支持是沒有問題的，可以做得很好。我現在擔心的是，北大、清華、北生所的經驗能不能向全國推廣。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私人基金會可能可以起到作用。我希望我們中國有象美國的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或者德國的馬普學會這樣的機制，它們是全國性的機制，在全國不同的單位支持部分人。在中國，可以由各個單位支持一部分的人，國家同時要求並推動這些單位進行體制改革，從保障這些人集中精力做科研教學工作。這可能會是個星火燎原的計劃，對中國科學可能會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因為我對中國科學是非常樂觀的人，要不然我也不會回國。可是我感覺到有可能出現潛在的巨大危機。以前我們沒有科學的文化，後來我們沒有經濟的支持。這些年我們有經濟支持了，可是廣大青少年和社會對自然科學不那麼感興趣，熱心金融甚至會計，科學方面可能出現人才危機。如果沒有很多重大而急切的推動科技體制改革的措施，我們甚至有可能永遠也超過不了日本的科學。這個危險性明顯存在。

魯：超過一分鐘。那我只能給宏魁半分鐘，因為饒毅佔了北大的時間。

鄧：我就順著饒毅講。如果有一天我們要超過美國和日本，我覺得我們的眼光要再放遠些，格局要更大一點。還是回到曉東的話，科學小氛圍的文化建設最重要的是「追求卓越」的理念，要做人家做不到的，要有敢於挑戰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楊先生說的美國那一類人：敢想敢做、特立獨行。我希望我們的科研小環境里這種人越來越多。Empower年輕人，就是應該empower這樣膽大包天的年輕人。這樣我們就能更快的超過別人。

魯：謝謝。福初，你作為主要負責人，也可以講講軍科院改造科研小環境方面成功的經驗。

賀：我不敢說是成功的經驗。作為一個科學家，從一個個體到領導一個小的群體，最後再領導一個比較大的整體，這就像我們在生命科學研究上，最開始時研究一個一個的蛋白，然後研究一群蛋白，最後研究所有蛋白。所有蛋白就叫蛋白質組。我們有過非常強調個人主義，也有過非常強調集體主義，還有過非常強調共產主義。這是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講。實際上，任何一個社會群體和職業群體，都有個體，有群體，有整體。軍事醫學科學院作為軍事科研單位，文化非常彆扭。怎麼彆扭呢？就是軍營文化和科學文化是打架的。軍營文化強調高度的統一和紀律；而科學文化是要倡導高度的多樣和自由。科學家們要充分強調自己的自由和diversity（多樣性），對於管理者來說要強調集體和統一。這兩種文化之間有時候擰不到一塊，長期在打架。後來我制定了一個規則：基礎研究全面放開；應用研究和軍事研究全面統一。這又回到我自己的專業，我做的是蛋白質組學。後來我們跟政治家介紹什麼叫蛋白質組學，我就講我們從比較簡單的個人主義個體主義，到相對發達一些的集體主義（當然這個部分我們可能沒做好），再到共產主義。實際上，任何一個層面的發展，任何一個層級的認識，都要經歷從個體，到群體，再到整體這樣一個過程。東方文化歷來是強調整體的，但是由於過分的強調整體，而犧牲了個體（尤其是犧牲了最有個性、最有創造力的精英個體），甚至犧牲了少數的群體或者大的群體，整體效率、效益降低。但是，西方文化可能過分強調了個體，但是現在從哲學層面到科學層面開始逐步地補償，從個體到群體再到整體進行轉變。從這個角度講兩種文化是殊途同歸的。作為科學家，我從研究一個一個的蛋白到研究一群蛋白到研究蛋白整體，走過了這樣一個發展歷程。從個人科學職業生涯來講，從一個個體科學家，到領導一個小的集體，到領導軍科院這個大的整體，我覺得其中的哲理是相通的。回顧這個發展歷程，我認為個體、集體、整體本質上是不矛盾的。我們要有一個全面的視野，該全面放開個體的時候就全面放開，該讓一個集體服從某個整體的時候該收還得收。既要有整體的局部釋放，又要有整體的全面統一。科學上是這樣，管理上也是如此。但是這樣的文化如何做到相融相通難度也是很大的。這也是中國在轉型的過程中，從個體、集體到整體；再從整體、集體到個體，一個反覆折騰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螺旋式上升的。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我們不要因為過分的強調個體而忘了整體，也不能過分的強調整體而忘了個體。實際上事物本來就是統一的，生物體本來就是統一的。

魯：Great。大家也許不知道，賀福初除了是科學院院士以外，還是位將軍。剛才一番話更像是出自一位將軍之口。

賀：我當了十一年的將軍。

魯：雪濤，要不要你也談一下最近這幾年醫科院大刀闊斧的改革跟創造和改善科研環境的體會。

曹：來醫科院這兩年半的時間，是在邊干邊學。對於中國醫學科學院這樣一個國家級的機構，我還是處在一個深入了解、積極思考和大家共謀未來發展的過程中。但是有一點非常清楚，那就是作為國家級的機構，應該做國家需要和我們最應該做的事情。除了鼓勵科學家作為個體積極探索學科的前沿，解決學科中關鍵的重大的科學問題之外，我們鼓勵科學家應該站在國家重大需求的角度上思考，我們作為一個集體，作為一個國家的機構，能夠為國家和民族的健康事業做出什麼樣的貢獻。這是醫學的特點所決定的。我想中國老百姓有兩件事情很重要，一是吃飯一是吃藥。如果健康保障不了，吃飯也吃不進去。所以對健康的需求可能是會越來越重要。對於中國科學研究，特別是國家醫學創新體系的迫切需求就會越來越大。我現在和醫科院的骨幹力量，在我們老院長劉德培院士的領導下，依靠中年骨幹力量（尊老愛幼嘛），以出世的態度做入世的事情，正在努力團結國內醫學界的同行們共同打造國家的醫學創新體系。現在遇到的問題是醫學界的文化也和國情一樣，需要改革與提高，需要破除的事情很多。來之前，我知道清華是「行勝於言」，在今天的晚會和這個重要的活動上，從饒毅身上我知道了「言也是行」。所以接下來去，我要大聲呼籲：大家共同努力來構建國家的醫學創新體系，造福國民，為人類做出我們的貢獻。

魯：雪濤說的一套一套的。好，Save the best for the last（把精華留到最後）。曉東，再回到北生所的模式，關於多樣性，剛才你講了一半還沒發揮。

王：我覺得剛才你那句話就說明你這個主持人一定是業餘的。美國有句話「ifyou bow to someone, you stick your rear end to others。」（討好一個人得罪了其他人。）你一下子讓我成了眾矢之的。所以我們北生所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這個——一不留神成了眾矢之的。

魯：That』s the point （正是此意）。

王：我從內心來講就是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當年我做完博士走的時候，我的導師送給我兩句話。他們兩人也都是猶太人，生物學家，也有人說他們應該算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生物學家之一。我也知道他們有時候非常frustrated（充滿挫敗感）。因為這個science裡面就是江湖嘛，各種正派人物邪派人物特別多，有時候邪派人物get their ways（得逞），也沒有辦法。當時他們送了我兩句話，我還蠻珍惜的。他們知道我是個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走向社會肯定會不斷地受挫折。他說：「First, you have to remember: you cannot change the world.Second, do the right thing.」（第一，你要記住，你無法改變世界；第二，做正確的事情。）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正確的事情。我一直遵循著這個原則：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魯：謝謝曉東。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do the right thing （做正確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天的panel discussion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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