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蠻之：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病

薛蠻之：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病

一、

中華民族曾經創造了輝煌的古代文明，稱霸東方、傲視全球兩千年。然而滿清康乾之後，這個文明的強勢走到了盡頭。

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海岸邊架上幾門大炮，就能迫使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中央帝國伏首稱臣。做貫了帝國夢的華夏子孫，遭受了亡國般奇恥大辱和割地賠款的劇痛，灑淚泣血，簽下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條約。

無獨有偶，那個稱霸世界並率先打敗中國的大英帝國，在風光了二百多年之後，便日落西山，退出了霸主地位。

縱觀人類歷史，盛極一時的文明總有時限。地區文明能夠維持一定自然發展的優勢，但不會永遠領先。新文明總是在新環境或新條件下萌芽，並且在沒有舊勢力束縛的優勢中迅速超越舊文明。蘇美爾、巴比倫、古埃及、古希臘和古羅馬等文明都在這個規律上走完宿命。

古老的中華文明也難逃這個劫數，到十九世紀中葉，它很無奈地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此後動蕩百年，國人在戰亂中痛苦掙扎。期間，有志之士始終在追問一個問題：中國為何沒能在清末民初的變革中走上憲政民主的強國之路？

這個問題縈繞國人心頭百餘年不得其解，因為這的確是個難題。

二、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同時遭到西方列強的軍事壓力。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政治仿效英國的君主立憲，經濟推行資本主義模式，國力迅速強盛。

然而，大清帝國的洋務運動只是片面地學習西方技術，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同今日有些人一樣，不願在政治體制的根本上動手術。所以帝國的新建設，只是搭起了有新式外殼而無鋼精脊樑的脆弱大廈，這種危險建築稍遇風吹草動便會傾覆。

過去人們往往以為，滿清沒有走上日式發展道路的具體原因，是由於缺乏日本明治天皇那樣大權在握的皇帝，來保護和推進改良，導致保守派獲勝，阻礙了中國的發展。其實不盡然。

從表面上看，十九世紀中葉后給中國的機會非常良好，西方國家尚無健全的專利和保密意識，引進科技和引進民主制度都幾乎是無本生意。滿清王朝丟失了這個機會，似乎很讓人婉惜。

但是，使中國坐失良機的真正原因，除了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團的障礙外，更主要是推行君主立憲制，終將危及滿清皇室的生存。這是當時的中國區別於日本的關鍵所在。占人口極少數的滿人以皇帝和貴族的身份在漢人為大多數的中國推行議會民主，不等於自掘墳墓嗎？小孩子光緒不懂此道，但八旗貴族和慈嬉心裡十分清楚。雖然慈溪一度默許了光緒的改良動作，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變法實已「出格」，必將動搖滿清的根基，這當然是非鎮壓不可的。

歷史條件決定了滿清只能片面引進西方技術，不可能全部引進先進文化，這是敗亡的伏筆。

至清末，日益腐敗的清廷搖搖欲墜。在政權內部，無能的滿清皇族已不得不將軍政大權交給漢人掌管。在外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長期鬥爭，已在全國播撒了革命的種子。清庭滅亡已成定局。一九一一年，數百名士兵在武昌發動起義，立刻得到全國的響應，清朝土崩瓦解。

三、

然而，滿清政權的崩潰僅僅是一次潰決。中國能否走向憲政和民主，當時就是個變數。

社會變革的成功要素，有兩點是比較關鍵的：一是具備變革的條件，包括組織條件、文化基礎、社會狀況和歷史機遇；二是掌握變革的技術，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和法律手段。當時中國，這兩個條件都是欠缺的。

滿清政權的崩潰，並非出於覆蓋全國的、強大並成熟的革命性政治集團很有組織、很有規劃、很有策略的統一行動，潰決的結果是孫中山革命黨與袁世凱北方軍事集團的分裂。在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后，中國隨即被各自發展起來的諸多軍事集團割據，分裂繼續擴大，潰決嚴重惡化。

軍事衝突造就軍事強人，孫中山病故后，隨著國民黨北伐的節節勝利，新的鐵腕人物——蔣介石——崛起了。

老蔣也曾是個崇尚西方民主政體的熱血青年，但早年的軍政生涯中多次遭到軍閥的排擠，使他領悟到：要在中國的政壇上發跡，必須依靠自己掌控的軍事力量。他深知「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這與汪精衛相比，在權力鬥爭中多了勝算；但對於民主大業卻是一個損傷。

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幾十年，始終處在激烈的內外矛盾和軍事衝突中，沒有建設民主政治的條件，終使孫中山關於「軍政、訓政和憲政」的三階段戰略規劃落空了。

中國進入了新的專制時代。

四、

專制主義反覆不止的復辟，已成中國革命的噩夢，這或許是歷史的必然。

因為中國是個東亞病夫，病了數百年，病根藏了幾千年，根深蒂固，所以疾病難免反覆發作。治癒頑疾需要長期的、分階段的、多方面和多手段的治療。

看看中國的病因我們不難理解上述判斷的道理。兩千年以來，儒、釋、道中蘊涵的科學內容和真理性質得不到發揚，負面影響卻成了文化主流，深入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各個角落。

（一）、專制文化異常發達。

禁錮中國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以其「君臣父子」的道德準則極力推崇君主專制和家長制。史記、資治通鑒、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影響巨大的著作，鋪天蓋地介紹著專制文化案例，向人們傳授專制政治的方式和專制體制下爭權奪利的生存技巧。

社會關係中，幾千來百姓習慣於將自己交付給強人，政治上唯命是從，世俗生活中任由統治者和家族首領擺布，經濟活動、婚喪嫁取均很少自主權。甚至連日常生活中說什麼話、做什麼事、蓄什麼發、穿什麼衣、住什麼房、用什麼傢具等等生活細節均有自上而下的統一規定。

在社會經濟上，農業經濟自給自足的狀況，無需農民謀取政治權利，人們安於在自己的土地上生老病死，其他都交給強人去辦。

而專制政治迫使人們投靠各級當權者的人際關係模式，必然伴生惡性社會關係，使社會生存之要素本未倒置。在專制體制下，通過「關係」謀取私人利益往往比實際創造財富的活動更有效，這使人際關係的文化重於科學和技術。阿諛奉承、網羅親信、權錢交易等編織人際關係所需的性格和技巧成為生存生活之首要。此即古代中國沒有象民主氣氛濃厚的古希臘那樣形成科學的分類發展，而只有人文科學發達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古典文明末期的明朝，介紹為人處世技巧的理論書藉依然不斷地被撰寫出來，《菜根譚》、《郁離子》、《醉古堂》等著作至今仍有影響並指導生活。但它們的反面是加強了腐朽文化的技術和行為準則。

英國哲學家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中描述一九二二年之前的中國社會時寫到：「當政者往往視金錢與權力為自身與國家的根本，而置文化問題於不顧。」「畫家窮困而死，收藏家則收購他們的遺作，卻自誇為慈善之舉。」

直至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每一個汗毛孔中都散發著專制文化的氣息，是徹頭徹尾的專制文化人。

如果當時突然取消社會管理體系，讓中國人自建社會組織，你會看到北京的皇宮裡不久又住進了新的專制帝王。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及其建立的政權，多次演習了這個規律，可謂本性難改。

無獨有偶，俄國十月革命前，斯托雷平政府推行私有化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力圖使俄國與西方先進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達成一致。但俄國農民長期習慣於生活在沙皇時代的傳統公社中，市場經濟打破了習慣的安穩和舒適，「他們有一種『寧可全部土地歸沙皇，只不要歸地主的觀念。」

一九一七年二月，心懷不滿的俄國軍人們——這幫「穿軍裝的農民」——發動起義，推翻了剛剛起步的市場經濟和走向民主政府。這就是舊文化的力量。

（二）、「儒釋道」消極保守的生活態度，造化中國人嚴重保守的性格。

儒家的祖師爺孔子崇尚古典道德，提倡師古人、敬鬼神，反對創新。中庸之道對於革新即是保守。

深深影響中國人思想的佛教，要求人們清心寡欲，教人滿足於現狀，忍受艱難困苦。其輪迴轉世論說被從負面解釋，就是視文化存在為既定不變的不斷循環。

道家則消極之至，要人一味清靜無為，服從自然，認為「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提倡「小國寡民」、「人至老死、不相往來。」

羅素在二十世紀初來中國后發現，「進步和效率，中國人除了受過西方教育的以外都不以為然。」

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特性》一書中對中國人的保守有這樣一段生動的描寫：「眾所周知，中國的工匠極不願採用新式的方法，但最保守的恐怕還要算以下這幾個磚窯里的工頭們了。他們被雇請為外國人燒磚，磚窯里的一切財產均屬於外國人而非他們自己所有。由於有條件造出一種比當地流行的磚更大一些的方磚，外國人便吩咐他們按新規矩來做。其實，燒這些方磚所需的僅僅是準備一個特定尺寸的木匣子作為模子。結果，當外國人要用這種方磚，發現磚卻未燒出來，於是便召集幾個接受吩咐的工頭來詢問，讓他們解釋一下緣由。誰知這些工頭公然聲稱拒絕作出這樣的變革，並振振有詞的說：『天底下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模子。』」

這些中國人真是保守到了可笑的地步。

（三）、專制文化使中國人形成了嚴重的奴隸個性。

人們唯命是從，不敢超越陳規，不要創新，鄙視創造。人格千遍一律，個性嚴重不足。

明恩溥描述外國人對十九世紀中國人的第一印象是這樣的：「隨處可見的中國人，毫無什麼個性可言，成群的中國人看起來，與草窩裡整窩的蜜蜂，地面上的成堆螞蟻，空中飛舞的黑壓壓的蟲子簡直就沒有什麼兩樣。」

奴隸當然沒有個性，沒有創造才能。因為個性會使人要求權利，產生創造欲，不循規蹈矩。而奴隸必須嚴格遵守約束他們的行為規範，既便不願意也不能絲毫地越雷池一步，這便養成了墨守成規的性格，幾乎對一切都沒有創新的要求，而且覺得維持舊法是天經地義和不可改變的。

歷史中，奴隸制曾經是阻礙科技發展的絆腳石。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論述奴隸制與技術發展的關係時指出：「技術阻滯不前的根本原因看來在於奴隸制度」，「它使奴隸失去改進其所操行業的傳統操作方法的積極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隸勞動力可獲取，它也使主人喪失促進技術革新的動機。」

滲透於中國人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專制文化和消極保守文化的廣泛影響，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人們因循守舊的頑固性格和不可救藥的奴隸個性，通過數干年的造化，最後使中國人的性格、智商大為遜色。

這樣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幾乎就是多種絕症的綜合患者。

想要治癒舊中國的這些頑固疾患，沒有高明的醫術是不行的，不下良藥也是不行的。

這需要正確的政治導向，需要戰略規劃、嚴密組織、法律完備、法治先行、政策得當，以及需要實施這些措施的強大社會集團或力量。

五、

可惜，病人沒有遇上好郎中。

青天白日走後的六十年，國人被折騰得死去活來。

前半段，極左的藥方象巫婆的蠱毒，階級鬥爭手段被當做經濟發展的激素，弄得全社會歇斯底里嚴重發作。又像針對癌症的化療，雖然妖魔鬼怪殺死不少，但社會和民眾也被毒了個半死。

後半段，極右的葯療如同炸開黃河大壩緩解乾旱，雖然土地滋潤了，但城市和村莊全被淹沒。又像同時打開撒錢的魔盒與潘多拉的盒子，雖然經濟有了發展，但妖魔鬼怪全部放了出來，邪惡橫行、戾氣四散，社會嚴重腐化墮落，弱勢民眾照樣不得好死。

但國人還是滿懷期待，相信是葯三分毒，善良的民眾習慣於往好的方面想。畢竟GDP起飛了，腐敗可以暫時容忍，污染可以勉強適應。

國人也知道用什麼藥方能夠治癒國病。

只是擔心，這個國家會有好郎中出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