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戰略

革命的戰略

——革命與中國問題隨想

社會政治革命向來是正義力量剷除邪惡政權的重要手段，是社會發展到變革階段勢在必行的偉大使命。

正義的力量是巨大的，她能使一切仁人義士在邪惡面前挺身而出，勇敢挑戰。大義凜然的革命者叱吒風雲、氣吞山河，他們掀起的革命狂飆摧枯拉朽、力拔千鈞、勢不可擋，他們誓要消滅那些渾身沾滿人民鮮血的吸血鬼和殺人狂，讓殘害生靈的魑魅魍魎魂飛魄散。

一、

革命常常與暴力同在。

革命大都會有流血的代價，會讓那些敢於赴湯蹈火的英雄面臨生命的危險；但革命就是進步力量推翻腐朽統治、奪取政權的行動，那是必然要付出代價的。

消滅豺狼需要獵槍，對於那些頑固到底的邪惡勢力不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他們決不會主動將政權拱手相讓。妄想通過教育和感化使豺狼虎豹自動拔掉獠牙，放棄吃羊的本性，改吃青草，這是改良主義者的痴人說夢。

沒有大規模的暴力革命，現代民主政治是不會誕生的。任何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近現代民主政權的產生，都有暴力革命的鋪墊。

如果沒有這些鋪墊，不論啟蒙運動進行得怎樣如火如荼、怎樣徹底，都不可能推行憲政民主。在全世界都是君主專制的前提下，讓任何一位啟蒙運動的導師，捧著經典著作、含著鑠金之舌，去找任何一位君王，向他們講述民主政治的好處，要他們自動放棄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特權，放棄宮殿、花園、三妻四妾，以及奴僕簇擁著的奢侈生活，把專制統治改成民主政治，這能成功嗎？一萬年都不能成功。啟蒙者不被當作瘋子趕出來就很不錯了，弄不好給他們定個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個十年八年的，夠狼狽的。

二、

革命又是複雜而艱巨的事業。

千年幽谷，一燈才照，想一步登天同樣是痴心妄想。

中華民族爭取解放的道路坎坎坷坷地走了幾千年，依然走不出新舊專制惡性循環的迷津，似有邪魔覬覦，惡靈擋道，幾乎讓人迷失方向、懷疑信念、喪失戰鬥的勇氣。因而有人開始反對革命了。

改良主義者愛用「以暴易暴」比喻革命，言下之意，是說革命走不出以新專製取代舊專制的惡性循環。其實古人並無「民主」和「專制」的概念，所謂「以暴易暴」僅指用新的暴虐統治代替舊的暴虐統治。而現在有些人對這句話的含義解釋為：以暴力改朝換代，以專制暴政取代專制暴政，並且把革命解釋為這樣的以暴易暴。因而有些民主人士對革命也頗有微詞，他們把打擊和震懾犯罪的暴力手段，比作心胸狹隘的受壓迫者睚眥必報的同態復仇，他們希望找到一條既革專制性命，又不使用暴力的道路，自然地，日本的民治維新和台灣蔣經國的政改，就成了經典之作，絕佳楷模。

殊不知，只有當大革命造就了民主國家，健康的民主政治表現出超乎尋常的優越性，成為令人信服的摹本，當國家間的競爭使專制政體暴露出明顯的劣勢，且關係到國家危亡時，專制國家才有可能自動改變體制。這就是日本和台灣政改的原因和動力。

當然，要從戰略高度認識到這一點，也不是什麼人都能做到的事，更何況專制統治的既得利益者。

於是乎，專制惡棍利用改良主義者針砭革命的機會，裝扮成改良分子，他們掏出自己那骯髒的靈魂作範本，對革命者進行下流的內模仿，誣衊革命者利用民眾，想做新皇帝。他們希望民眾和他們一樣頭腦簡單，企圖小使詐術讓人受騙上當，永遠放棄革命念頭。

漫天陰霾的確會讓人迷失方向。人類有時是會做出盲人摸象的傻事來，有時更因為不懂得遊戲規則，而在即將成功之際放棄自己的事業。這涉及到革命道路的戰略問題。

三、

民主革命的道路多種多樣。

在有的國家，暴力革命一舉成功，順利轉向憲政民主，如美國革命；而在另一些國家，發生暴動和潰決后，又出現專制復辟，最後逐步轉化到憲政民主，如英國和法國革命。革命的整個過程往往是長期和多階段的，但在完成革命的最後階段，又出乎意料地表現為和平轉化的方式。

就象登山運動，有時從山腳到接近山頂，落差幾千米，幾乎都是陡峭而曲折的道路，而到山頂的最後一段路，卻是較為平坦的緩坡。

鼠目寸光的改良主義者只看最後的路途，然後說：「早知如此，我們只走靠近山頂的路，就不會吃那麼多的苦頭了。」殊不知，最後的路不過是全部道路的末端，不走前面的路，何來最後的路。

如果聽信了改良分子的言論，而錯失革命的時機，那是萬分可惜的。

四、

社會革命中的暴力，對於推翻舊政權發揮了頂頂重要的作用，但它在今天背了很大的黑鍋。

事實上，暴力和政治體制的關係原本是個簡單的問題，暴力本身對政治體制的性質並沒有決定作用，民主政治和專制政治都需要暴力的支撐。

社會革命過程中使政治走向何方，關鍵是何種力量控制暴力機器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暴力機器，我們不能因為沒有學會革命中用民主手段控制權力的技術，就把高效率的機器棄之不用，更不能把具有宏觀預防作用的懲罰犯罪當作原始性質的報復行為。

當然，在實踐中通過暴力革命實現民主政治，是個需要時間來證明的問題。宇宙的演變常用數十億、上百億年來衡量，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在自然史的長河中只是滄海一粟。儘管如此，社會發展規律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全部顯現出來的。歷來好事多磨，大器晚成，只吃三天齋就想上西天，沒那麼容易。

政治制度的變革，根本上涉及文化革命。舊文化滲透在知識、信仰、道德、法律、習俗、愛好、心理以及經濟關係、社會關係和血緣紐帶之中，要改變它不是給人傳輸點文明知識就能解決問題的。屎殼郎裝上人腦，改不了推糞的習性；惡狼拜孔子為師，滅不掉吃人的慾望；這是它們的生理基礎決定的。舊文化和舊的社會秩序十分頑固，文化上已經定型的舊人更是頑固不化的，他們會死死地纏住文明前進的腳步，不革命就走不出舊文化的囹圄。天翻地覆的事業需要幾代人的努力，甚至需要從肉體上消滅反動分子。

變革中舊勢力的反抗必然是強烈的，因而推翻舊文化是個有反覆的過程，推倒、反撲、再推倒、再反撲、直至徹底推倒。

而新文化的成長也是需要時間和過程的，縱觀古今革命不難發現，在革命前它們大都缺乏民主政治的宗旨，即便有，也僅有宗旨，而在實現民主的手段上，法治缺失，技術幼稚，很少在目的和手段上都完備的。革命的發生往往是統治者消除了改良的可能，與被統治者發生激烈衝突，最終出現社會秩序的潰決，導致失控的災難，才使革命登上舞台。革命象是學步的兒童，需要鍛煉筋骨、增強意志、提高認識水平。

五、

 中華文明是人類史上專制政治最發達和最長久的，幾千年來，古代先輩的主流思想一貫崇尚君主專制，他們的改朝換代觀念，要麼是以賢德新皇取代惡劣舊帝，要麼是外部力量推翻中原文明，外族君王變成中國皇帝，沒有其他內容。

君主專制的觀念根植於古代中國人對國家的理解上，根深蒂固。在君主專制走向成熟時期形成的、向後影響了二千年的經典文獻中有著清楚的反映。

《呂氏春秋•盪兵》上說：國家和王權同時誕生，有國家就有了君王。《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在古代哲人和受他們思想影響的王公貴族、平民百姓眼裡，君主專制天經地義。

及至儒家編纂十三經，專制主義的仁義道德，忠孝禮法，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系統思想被牢固地確立了，發達的專制文化和滲透在中華民族機體上每一個汗毛孔中的專制主義氣息，從此禁錮了中國人享受人權的慾望。

中國的古代歷史，從夏商周到明清，沒有一個朝代在政治上追求民主，也根本不存在民主意識。雖然古代也有人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的思想，但這只是平均主義的想法，不是民主思想，也未產生重大影響。直到今天，當西方人對匍匐於黨旗下、滿臉奴才相的中國人心生蔑視，並且在這些人的腦門上貼了劣等民族的標籤時，那幫劣種還是醒不過來。

所以，有人用君主專制的改朝換代史來評價民主革命，猶如用一桿中國的老秤計較斤兩時拿錯了秤砣，當然會搞錯革命的「份量」。

六、

也許是專制文化在中國太過發達，也許是中國人太鍾情專制文化，上帝把啟蒙的目光投向了大西洋和地中海環抱著的那片風光旖旎的土地。

不過機會總是給予有準備之人，佛語道：要知前生因，今生受者是。

古希臘和古羅馬原來就有民主傳統，日耳曼部落在瓦解羅馬帝國並向封建化轉變的時候，它的原始民主制度通過日耳曼法典的編纂，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下來，這些古代的民主精神是啟蒙運動產生的重要條件。但是，奴隸制和封建制基礎上的民主有較大的局限性，真正剷除那個將人類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神化觀念，建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民主制度並非一帆風順。

革命爆發之前，雖然市民階級已有相當大的力量，為政治變革提供了較充足的條件，但是沒有人知道未來將以何種方式保證市民階級的利益，上蒼也沒有給這些信徒們撰寫指導革命的聖經。啟蒙思想出現之始，也不過是窮酸文人吞咽變質食品時的痛苦呻吟，完美的民主目標是在實踐中逐步確立的，這決定了追求新政治制度的事業，必然走上一條在血雨腥風中探索的道路。

革命的爆發起初是由一些複雜的因素促成，其中有君主和其他等級之間爭奪政治權威和經濟利益的鬥爭，有民眾追求宗教自由的鬥爭，有農民對於過重的賦稅和社會徭役的反抗，等等，思想、願望、私利、飢餓和恐懼都起了作用。革命者往往是為了保護自己原有權利不受國王侵犯的保守者，或者是僅僅為了取得一定的宗教和經濟自由的平民和工商業者，他們缺乏真正的民主思想，即便其中有些人已受到啟蒙，但也不知道未來的民主政治將會是什麼樣的，他們所理解的革命與今天的一些文人所想的差不多，覺得革命就象蠻夫上戰場，所需的只是狠殺猛打，一股腦兒推翻舊世界。他們沒有意識到革命是複雜的工程，民主是需要全新觀念的事業，他們不明白革命除了推翻舊制度之外，在除舊立新的方法上必須在革命開始的時候就建立保證政治體制轉向民主的法治。（對這一點許多人到今天還尚未意識到。）

世界近代史中的三大政治革命，尤其是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就是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中以舊秩序潰決的方式開始的。

七、

英國革命是近代史中第一場政治革命，它的爆髮帶有明顯的潰決特徵。

十七世紀的英國和歐洲其它國家一樣，王室已有效地削弱了封建貴族的權力，君權趨向於絕對專制。對此，歐洲大陸的人民表現得服服帖帖。

但英國的情況則有不同，早在1215年貴族與國王的權力鬥爭中，貴族就已經聯合社會其他階層以武力迫使國王簽字承認《大憲章》，確立了御前擴大會議的權力高與國王個人權力的制度；1258年國王又被迫承認《牛津條例》，使議會正式成為全國最高立法機構，國王和御前會議的一切決定必須符合議會法規的精神；這些變革使英國的民主進程遙遙領先於歐洲各國。

然而十四世紀的意外事件給君主們帶來了轉機，1348年歐洲爆發的大瘟疫把舊的社會秩序衝擊得千創百孔，國王們利用民眾喁喁望治的時機，聯合城市市民和鄉紳壓制貴族力量，使君主專製得以建立和加強。在與國王的合作中，市民和鄉紳的力量迅速發展壯大，他們是製造業和商業的主力，是早期的資產階級。而當十七世紀那個貪得無厭的國王企圖全面控制政治權力和經濟命脈，嚴重威脅到小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利益時，要求恢復舊日權力的情緒迅速蔓延。在此同時，王室在全國進行的宗教改革又遭到民眾的強烈反對，引發了蘇格蘭人反對聖公會教義的起義。當查理一世為了鎮壓起義而被迫召開議會時，小貴族和資產階級提出了擴大政治權益的要求，國王和議會的矛盾迅速暴露，一場推翻斯圖亞特王朝的革命就這樣爆發了。

事實上，革命爆發時並沒有形成指向民主政治的完美和成熟的目標和計劃；小貴族和資產階級感興趣的是贏得社會上有地位所必須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下中層階級和佃農追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獲得豐富的食品。後來成為革命領導人的克倫威爾是個農場主和鄉紳、一個虔誠的清教徒和議會議員，他原本就沒有多少成熟的民主思想，他只是在議會抵抗國王軍事威脅的戰鬥中成長起來的軍事領導人。

革命的結果事實上向著中產階級預期的方向發展，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後，一系列有利於中產階級的改革得到推行。但由於革命時並未制定民主政體的目標並且作相應立法，克倫威爾的個人勢力順其自然地佔據優勢，建立了新的獨裁。

此時的英國雖然沒有建立起民主政體，但革命已啟動了民主事業不可阻擋的車輪，革命的作用繼續影響了以後的政治進程，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也無法取消中產階級獲得的改革成果，隨後，新興的政治力量成為確立國會最高權利的「光榮革命」得以成功的政治保證。

如果沒有對斯圖亞特王朝的暴力革命，專制君主是不可能放棄專制特權的。

英國革命打開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推動了啟蒙運動的發展和世界其它地區的社會變革。一系列的變革，最終使英國在十九世紀確立了普選制，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八、

在英國革命之後，美國革命是以獨立戰爭的形式發起的。

美國革命起因於英國的帝國權利與殖民地自治要求之間的衝突，起初，反英陣線對今後的政治走向也有分歧。保守派希望恢復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鬆散關係，政治上保持上層階級的領導；激進派要求殖民地完全控制自己的事務，建立有利於平民百姓的民主政體。

由於激進派的不懈努力和大陸會議的有效組織以及其它得天獨厚的機遇，使1776年的《獨立宣言》和以後頒布實施的種種相關的法律，把美國改造為有史以來不同類型的新型民主國家，也使暴力革命在有效控制的前提下，為走向民主政體打通道路。

獨立戰爭勝利后，由於法治比較健全和組織得當，美國並未在暴力革命后出現專制政治，軍事領導人華盛頓既沒有也難於利用暴力機器追求個人獨裁，他和傑弗遜等人把美國送上了民主化道路。

美國革命的經驗告訴人們一條真理：暴力和專制沒有必然聯繫，只要有充分的準備，依靠法治建立良好的組織，暴力革命能夠帶來民主。

九、

美國革命剛剛結束，近代史上影響最大的一場革命——法國大革命爆發了。

革命前，啟蒙運動已進行了一個世紀，上百年的啟蒙在歐洲塑造了幾個如同葉卡捷琳娜大帝這樣仁慈的君主，不過盧梭等人的人民主權思想，在他們的思想機器中翻譯成了君主對臣民的關愛，如同二十世紀直到現在有些政黨常掛在嘴邊的詞令，只是現在叫做「為人民服務」。

這樣的關係中，人民就象動物園被飼養的動物，主人想方設法使它們不愁吃不愁喝，悠閑自得，於小園中欣賞大園世界疲於奔命的人科動物，有時主人覺得它們無憂無慮地比人還要幸福，難道還有什麼不滿足呢？

但是法國社會潰決了。導火索竟是由貴族點燃的，他們希望恢復自己在十六和十七世紀丟失給王室的政治權力，要求國王召開「三級會議」。而此時的法國正面臨著在深刻的社會和經濟危機，民眾對王室的統治表現出強烈的不滿，蟄伏已久的第三等級的巨大力量被「三級會議」釋放了出來。

沒有充分的準備，沒有明確的總目標，沒有完美的行動綱領，沒有一個組織已久的新型政黨，一切在匆忙中發生。混亂中惟有暴力強制能夠控制局勢，潰決帶來了羅伯斯比爾的恐怖和拿破崙的專制。

但這次革命又不僅僅是一次潰決，啟蒙運動給瞬間形成的革命者輸入了人權思想，橫掃歐洲的軍事行動把封建主義連根拔起，並將啟蒙思想帶出法國，傳遍歐洲，影響了全世界。

即便君主專制暫時復辟，但新的君王已找不到舊日的封建秩序，站在他們的大炮和刺刀面前的是一群擺脫了封建束縛的民眾，他們的目光已不是只盯著麵包，更多的視線射向大炮後面的政治權力。

1830年，滑鐵盧戰役的十六年後，新的革命在法國完成君主立憲；1848年，更新的革命撤掉了君主的最後擺設，法國向憲政民主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十、

時間到了二十世紀，歐亞大陸上的落後民族也走上了尋求國家和民族振興的道路，然而情急之下把荒唐的烏托邦當作救星。

那個臭名昭著的烏托邦始祖，在他的麻醉性強烈的作品中，早就寫滿了專制主義辭令，卻讓天真文人難辨是非，以為找到了民主的最佳模式。更多的參與者連閱讀能力都不具備，僅憑一腔熱情，跟著謬誤橫衝直撞。

惡劣結果很快產生了。革命雖然有組織、有準備、有目標，甚至不以潰決的方式發生，但那些發動革命並最終掌權了的政黨，它們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和推行的政治措施都很有邪性。它們比歷史上任何人都善於高唱民主的調子，但從革命開始時就沒有民主的具體目標，也沒不想建立保證民主的法治，以至於權力均被改換了頭銜、穿上了隱形皇袍的新霸王僭取了。

在這種國家中，百姓無權決定政府首腦的人選，人民象幾千年前的奴隸一樣由「主人」安排職業，只是這幫奴隸所在的莊園變大了，變得和國家一樣大。另外，奴隸們除了種地和製造工具，又多了在田埂上和車間里進行政治學習的工作。一段時間後人們逐步發現，這幫奴隸象幾千年前的奴隸一樣懶，一樣消極怠工；然而他們卻熱衷於政治學習，但不是真的喜歡政治，而是想逃避工作的辛苦。這樣的國家越來越落後了。

在連續的政治運動導致一個又一個的浩劫之後，人們終於起來反對這樣的政治制度。有人反得更徹底，要把革命統統否定掉，這當然是偏激的，因為帶來惡果的是專制烏托邦的躁動，不是民主革命。

十一、

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浪潮洶湧澎湃，但是在歷經了國共兩次革命后，中國人仍然在尋求民主的道路上艱難地探索著。

一些人受盡磨難、筋疲力盡，但仍堅持著尋找革命的道路；另一些人則已心力憔悴、信念動搖，轉而懷疑革命，拋棄革命。不過我們只要看一下近代西方世界的革命歷程，尤其英國從十七世紀開始的政治革命，到十九世紀才基本完成民主化改造，二十世紀才變得成熟，那麼一個世紀的中國革命道路不算太長。

中國人也必須從無知、幼稚走向理智、成熟。摧毀一個曾經輝煌的盤根錯節的舊制度，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只有革命具有徹底性。當年歐洲人摧毀羅馬帝國時，用武力把奴隸制連根拔起，才得以建立穩固的封建秩序；近代西方的民主化變革則是採用了更強有力的革命手段，從而剷除了君主專制的根基。

現代中國的革命也已經使舊的專制主義遭到沉重的打擊，但革命目的還沒有達到，需要繼續努力。

從辛亥革命開始的大革命進程，只有到建立真正的民主國家才是終點。

十二、

二十世紀的革命給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帶來什麼變化呢？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帝制在人們眼裡已是醜陋的古董，但政黨和國家元首仍是高高在上、令人肅然起敬的超人。

而八十年代之後，專制政黨讓人覺得是一群騙子、流氓、惡棍和無賴的組織；國家元首象舞台上的小丑，人們給他們起綽號、編緋聞，在各地賓士的旅遊車上，導遊們毫無顧忌地講著憑空杜撰的有關最高首腦們的笑話，那些笑得人仰馬翻的大部分是公務員，其中幾個笑歪了嘴、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可能就是公安人員，但是幾乎沒有人會告發導遊，即使告發了也少有人管這等閑事。幾乎人人都知道，專制政黨的那幫骨幹分子大部分不是好東西，只是還不得不天天在那兒看他們表演，看他們裝扮救世主，讓人哭笑不得，卻恨不能一腳把這幫傢伙踹下舞台。

時至今日，中國民眾已在很大程度上覺醒了。大量的普通百姓都對憲政民主的政體有了認識，都知道專制統治是腐敗的總根源。

中國人民已經從思想上為最後的民主化進程做好了準備。

十三、

中國社會的現狀也亟待政治變革，否則，將出現巨大的潰決。

當今中國，階級分化已經形成，各階級之間的鴻溝日益開裂，權貴利益階層殘酷剝削和壓榨民眾，肆意侵犯人權，社會矛盾十分尖銳。但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無法維護公平正義，難以化解社會矛盾。而且政治體制嚴重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正在拖經濟的後腿。不及時改革，社會將更加分裂，矛盾將更加激化，並必然走向潰決。

未來，體制內主動變革是最佳選擇，能實現大革命最後階段的和平過渡，這對中國來說是最好的結局。

暴力手段的準備也是必須的。當社會秩序潰決的時候，唯有暴力可以有效控制局面，剷除專制暴政的餘孽，防止新的專制勢力坐大。如果放棄強有力的抓手，我們的世界將被強盜佔領。

事在人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讓我們為中國祈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