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曉平
改革開放伊始,民間信奉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其中的涵義就是,不要討論到底姓資姓社的問題,只要是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硬道理。
這套理論為什麼那麼受歡迎?當時中國人的確是太窮了,這完全是改革開放之前的那三十年折騰的,本身就是共產黨的責任。然而毛澤東一死,抓了四人幫頂罪,這個政黨的罪責都給推卸掉了。
為什麼共產黨最怕討論姓資姓社的問題?因為社會主義理論給他們提供執政的合法性,而只有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能把中國帶出經濟的困境,全世界所有放棄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是因為搞不下去了才不得不放棄的,然而他們都走上了民主選舉的道路。
這就是現在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說法的產生,這是兩種制度裡面最糟糕的結合。因為市場經濟激發人的貪婪本性,推動生產效率,需要平等和自由的環境,需要法制進行保障,形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制衡。而社會主義又是破壞平等和自由,講求人治和特權的。
這兩種理論結合的產物就是如今的貧富不均,因為任何人只要是和特權結合便能發大財,發了大財的人又會進一步得到更多的社會資源,因為他們需要反饋特權,同時他們也會更加鐵了心腸去擁護特權。這同時也延伸到學術、文化領域,形成整體世界觀的扭曲。
說得形象一點就是,你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必須依附於一個強者,支持強者是要靠強者來支持自己去欺負弱者,同時又需要防備自己被更強的欺負。這就是所謂的人們希望暴政都暴在別人身上,問題是相對於別人,你也是那個別人。
貓
論與當年日本侵華的理論依據同出一轍,都是不管誰來統治,只要是我給你帶來繁榮就行。歷史證明這長久不了,無論你怎麼維穩,只要有人被欺負,只要有人不自
由,只要沒有相互制衡的機制,永遠不會穩定。我們從分子運動的特點都能看出來,穩定是每個分子自由運動相互制衡的結果。
我
們當年為什麼要誓死抗日,人家明明在東三省搞得不錯,就有點像我們的深圳特區,但深圳是靠免稅發展起來的,少交了份子錢,再加上政策傾斜,還不如當年東三
省發展模式呢。就是因為我們質疑他們來執政的合法性,要是只圖經濟發展,像現在這樣殘害幾個人算什麼,那應該搖著膏藥旗迎接才對。現在中國幾乎成了731
細菌部隊的試驗場了。
如
果中國人認同這個貓論,那就永遠不會讓你富起來,因為財富是有限的,任何國家和個人都會遇到瓶頸,為了防止到達瓶頸,必須通過印鈔來稀釋你的財富,讓你永
遠追求那個達不到的頂端。像是賽狗場上在前面的那塊肉,任狗跑得再快也咬不到,人們總是在希望自己再富一點的心理驅使下,耗盡自己的一生。
在這種歷史環境下,中國人形成新的價值觀體系,完全圍繞著掙錢,或者是獲取利益,這種價值觀導致如今的中國道德淪喪,相互投毒,易糞相食。究其根源,就是這個政黨為了維護自己的執政利益造成的,使中國人的人性從改革開放之前的一個極端,走向了唯利是圖的另外一個極端。
中國人的思想境界與整個世界走得越來越遠。人們常說,無利不起早,這個「利」字在人類社會已經發生了演化,過去生產效率低下的時代,代表吃的,後來包括用的,再後來涵蓋所有財富,到了如今的發達國家,已經開始涵蓋心理世界,這就是人類文明的發展。
中
國現在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距離就在這裡,是根本就達不到吃飽了撐得狀態,因為不能讓吃的得太飽,否則要他們幹什麼,你吃飽了才知道去質疑——一個人的勞
動果實要遠遠超過自己吃掉的,剩下的東西都到哪裡去了,憑什麼你在那個位置上面,換一批人管理這個國家會不會能把那剩下的部分多拿回來一點?
保障老百姓吃飽飯在當今這個地球上從數量上已經不成問題,因為土地單產增加人們用乘法就可以算出來,為什麼會有人挨餓,完全是流通問題,人類發展是靠流通交換來實現的,所以政府的第一職責是保障百姓付出勞動能換到東西吃,而不是保障每個人都去種地。
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不存需要詮釋自己執政合法性的問題,所以也就沒有必要特意餓著百姓,而是花主要的精力去給百姓做基礎保障,比如說醫療、養老、失業等等,也就是人們付出勞動以後,除了吃飯以外的東西用來保障未來。
未
來的保障解決以後,人們就不再以掙錢存錢為生活中心,所以形成另外一種價值觀體系。什麼時候某個中國人做一件事,人們不再去質疑說這個人到底是圖什麼了,
從這個時間開始至少還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才能與西方文明相提並論,現在連影子都沒有呢。我們總說趕超西方,但這個標準並不是你意淫來定的。
那些出國留學的孩子,到國外最不適應的不是吃飯問題,不是語言問題,不是文化環境問題,而是價值觀的差異,然而一旦接受了國外的價值觀,回到中國大陸又成了十足的傻瓜,連撒謊的本領都喪失了,根本就無法生存,這樣就使中國的精英嚴重外流。
中國就是在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當中運行的,核心是什麼,就是執政黨的合法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