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學榮,著有《從甲午到七七—日本為什麼侵華》
在中國的近代史教育中,所有的外國人都看不起中國人,而且他們隨時隨地侮辱中國人。
外國人瞅咱一眼、不主動和咱打招呼,是看不起中國人;
外國人連瞅都不瞅我們一眼,也是看不起中國人。
外國人賣武器給中國人,是要我們自相殘殺、是看不起中國人
外國人對華武器禁運、不賣武器給中國人,也是看不起中國人
美國引進華工,是要「奴役」中國人、看不起中國人
美國立法限制華工入境,則是歧視我們,也是看不起中國人
......
......
總之,無論外國人做什麼、怎樣做,都是看不起中國人。
其實,依我看,根本的問題在於:我們之中有些人太過自卑,太過敏感,小肚雞腸,所以自尊心極度脆弱,造成了別人連放個屁都是在歧視中國人的錯覺。這種心理狀態,我把它叫做
「愛國精神病」。
不是 「愛國精神」,而是
「愛國精神病」。
我們不妨來分析近代史上的一些病例。
1896年10月17日,英國人在上海辦的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英文名:《North
China Daily News》)登載了一篇批評大清國改革滯后的文章,文章批評了大清國不思改革,是「東方病夫」,原文用的英語行文的關鍵詞是:「......China......Sick
Man of the East......」。當年的公知梁啟超,讀了這份報紙之後,翻譯了這篇社論。他是這樣翻譯的:「......夫中國,東方病夫也......」。
換言之,人家批評的是
「中國」,並非批評 「中國人」。某些 「愛國精神病」
發作的國民,將其翻譯成外國人嘲笑中國人是東亞病夫,然後自己氣自己一頓。這個案例堪稱經典。
再看一個病例。1903年3月12日,大清國留日學生秦毓鎏,參觀日本大阪博覽會。他發現「福建展品」陳列在「台灣展區」之內
(筆者註:當時台灣為日本殖民地),於是他氣勢洶洶地找到日本主辦方,質問他們:「你們為什麼把我們福建的展品放到你們的殖民地展區?你必須個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日本主辦方解釋說:「福建與台灣,同屬閩南語文化圈,所以把福建和台灣的展品放到一起」。秦毓鎏不服,當場撒潑,說:「我不管!你必須馬上將福建展品從『台灣展區』遷出去,否則我砸你的櫥窗!」
日本主辦方被他嚇倒了,決定讓步,很配合地把展品遷走。(參馮自由《革命逸史》)
秦毓鎏有沒有道理呢?問題的關鍵在於:此次博覽會是日本人花錢舉辦、而且是在日本的土地上(大阪)舉辦的。換言之,人家在自個兒家裡,愛怎麼擺,就怎麼擺。難道不是嗎?況且,日本主辦方的解釋,也未必不合理。
秦毓鎏愛國,愛到了人家日本人的土地上了。這
「愛國精神病」 要發作,還要分清楚地盤才行。反感日本,不去日本就行。
還有當年陳天華的事兒。1905年,日本政府為了討好清政府,出台一個管理清國留學生的規定,主要是限制清國留學生在校外租房子,這是為了配合清政府的情報人員調查、監控留學生中的革命黨。平心而論,這事算不上什麼
「歧視中國人」 。在座各位讀者也是讀書人出身,在中國的大中專院校,禁止學生在外租房的,屢見不鮮。何況日本政府只是 「限制」,而不是
「禁止」。
更重要的是,日本這次舉動,是為了討好大清國,如果站在官方的立場上,這甚至算是對華友好的行為。當年大清國駐日官員楊樞,對此事是贊同的。(參張篁溪《1905年留日學生罷課運動始末》)
就這樣一件正常的事,硬是被留日學生扭曲成 「反華」、「辱華」 的行為。可見,一些國民的
「愛國精神病」,嚴重到了什麼樣的地步。
再說說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那破事兒。人家中華民國時期上海的知名記者郁慕俠,在他的著作《上海鱗爪》裡面,寫的很清楚:起初,上海租界里的公園,是歡迎中國人進入的,後來,因為一些中國人在園內不守公德(《上海鱗爪》原文用詞:「糟踐」。估計是隨地吐痰之類的破事兒),後來租界公園逐漸開始不許中國人進入。
這件事,有以下關鍵因素需要考慮在內:
1、當時上海租界的土地,是人家外國人出錢租下來的,是給了租金的,他有權允許任何人進入,也有權禁止任何人進入。
2、不要忘記: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這八個漢字是誰寫的。買辦漢奸狗腿子寫的可能性遠遠大於洋人寫的。為何?因為洋人不會寫漢字。
這樣一看,事情不是很簡單嗎?就這麼一件破事兒,被 「愛國精神病」
發作的憤怒青年記恨了一百年,至於嗎,所謂的大國公民?
張治中也發過
「愛國精神病」。事情發生在張治中於民國年間赴德留學的輪船上。有一晚,船上舉辦化妝舞會,洋人化妝成什麼的都有,其中有一個化妝成滿清官員,穿滿清官服,頭戴花翎。張治中一看,「愛國精神病」
當場發病,他立即找到船長,進行抗議,說:「穿滿清服,就是侮辱中國!」
那船長跟他解釋說:「這是一化妝舞會而已,化裝成什麼的都有,都是開玩笑的,千萬別認真。」
張治中不服,說:「那人必須得換妝,否則我拒絕參加這個舞會!」
這事兒,出自《張治中回憶錄》第67頁。
「穿滿清服,就是侮辱中國」,這就是天朝大國公民的邏輯。
大夥兒說說,穿個滿清官服,就是侮辱中國了嗎?我們現在不是有一款很流行的叫 「植物大戰殭屍」
的電子遊戲,那裡面不也有一個穿滿清官服的殭屍嗎?而且,這 「植物大戰殭屍」 電子遊戲還是美國人設計、開發的呢。那麼,如果按照張治中的 「愛國精神病」
邏輯,這款 「植物大戰殭屍」
是否有意辱華呢?我們是否應該抵制它呢?我們甚至是否應該來一場反美示威呢?
晚清官服並不等於下流。退一步而言,即便是下流,也是大清國下流,不是中華民國下流。張治中太敏感了。太小氣了。
不要忘記,最早侮辱性地稱呼外國人的,正是中國人。早年中國人怎麼稱呼外國人的?「鬼佬」、「番鬼」、「洋鬼子」。甚至現在都還是這樣叫呢。不是么?「鬼」
字是褒義詞么?如果人家要計較起來,這些是否算 「辱洋」 呢?
再舉個馮玉祥的病例。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有一天,一個日本記者到張家口馮玉祥的軍營中、採訪馮玉祥。那日本記者隨口說了一句:「張家口的風光,和朝鮮有相似之處啊。」
不料,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馮玉祥突然把臉一沉,愛國精神病發作、立即罵了那日本記者一句:「你媽是妓女!」
該日本記者非常不解,問:「我們聊得好好的,你為什麼突然罵我媽是妓女呢?」 馮玉祥說:「你說我們中國象朝鮮,我就說你媽是妓女!」
(參《中華文史資料文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618頁劉公武回憶《跟隨馮玉祥在張家口抗日》)
我們現在回頭看起來,這事兒八成是馮玉祥不靠譜。首先,日本記者和日本侵華日軍不是一回事,再說日本記者也有反戰的、愛和平的。況且人家日本記者都來到你馮玉祥的軍營了,他怎麼敢故意侮辱你呢?是找死么?
人的 「愛國精神病」
發作,力量真是無窮。
我們再談談吉鴻昌的病例。吉鴻昌訪美期間,有一次,他到美國當地一家郵局,要往中國郵寄衣物,那美國郵局的職員說,沒聽說過
CHINA(中國),吉鴻昌大怒,當時在場有一個熟悉當地情況的人好心教他,說:你若說你是日本人,你可以受到禮遇。吉鴻昌當場
「愛國精神病」 發作、呵斥那個好心人:「你覺得做中國人丟臉嗎?我覺得做中國人很光榮!」 隨後,吉鴻昌找一小木牌,用英文寫上
「我是中國人」 五個大漢字,每逢宴會和公眾集會的時候,他都佩戴在胸前。
(資料出自《內蒙古文史資料》第四十七輯《回憶吉鴻昌將軍》第104頁,吉鴻昌生前戰友王崇拜的回憶)
吉鴻昌的病例可以診斷如下:
1、美國人是出了名的不了解外國,當時的中國也並非強國,在世界上並不出名,當時網際網路什麼的也不發達,一個美國地方郵局的屌?絲小職員,沒聽說過
CHINA(中國),並不奇怪;
2、美國郵局小職員不太可能故意侮辱吉鴻昌,因為她這樣做沒有什麼實際的好處(除非她家人被中國人殺死過、她和中國有仇);
3、吉鴻昌 「我是中國人」
的木牌更是滑稽:首先,美國人看不懂漢字。其次,在美國人的眼中,漢字也並非一定是中文。日文也有漢字。
吉鴻昌對郵局小職員的狹隘理解,以及所作的過激反應,除了 「愛國精神病」
發作之外,恐怕沒有別的解釋。我想,也許在吉鴻昌的觀念里有個錯覺:他認為中國是五千年大國,萬邦來朝進貢,你美國人竟然不認識我中國?這也太過分了吧。
吉鴻昌這事兒,打個比方,正如我有一天問你:「你聽說過馮學榮嗎?」
你說:「沒聽說過,不認識這個人」。這不是很正常嗎?難道我認為你是故意侮辱我的?並且我還要回敬你一句:「你特么真是豈有此理,你竟然不認識我!」
然後我還特意做個木牌子,寫上 「我是馮學榮」,招搖過市。
這叫 「自尊自愛」
嗎?如果這不是精神病,我不知道精神病是什麼了。
這還沒完呢。解放后,「愛國精神病」 繼續發作。
蘇聯翻譯尼費德林在其回憶錄里,記下了這樣一件事:1950年,毛澤東訪蘇。蘇方請中方代表團觀看芭蕾舞劇《紅罌粟》。當晚,毛澤東因故沒有參加,他的秘書陳伯達出席了。陳伯達看著看著,突然
「愛國精神病」
發作、對蘇方提出了這樣的異議:「你這舞劇,怎麼就有我們中國人的角色呢?而且還是個妓院媽咪的丑角!這太不像話了!而且你們還給?舞劇起名叫什麼紅罌粟!你知道么?罌粟就是鴉片!我們中國從近代以來受人欺負,就是因為鴉片!你是故意侮辱我們的吧!」(參費德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