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追究：香港人與普通話的糾結

香港人的心態實際上是被扭曲的。想想一百五十多年前，香港島的村民們受到英國人的攻打與凌辱，他們是何等的仇恨英國人。然而，大清皇帝卻把香港以及香港島的全體臣民出賣給了英國，香港人不得不做了英國女皇的下等臣民。這些都不是我們今天說普通話的人能體味出來的辛酸苦辣。

再往深層次里追究一下「普通話」，就更令人難過。「普通話」是個「人造語言」。就像是人造革一樣，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感覺上就是不舒服。它是在北京話的基礎上，經過近代與現代語言學家們的改造后形成的一種現代白話文的書面語言。尤其是經過北京廣播學院的某些教授的加工后，普通話的發音更加直接響亮。普通話已經完全變成一種適合於播報的官式語言。

普通話的腔調實際上是很生硬的，缺少人情味。你看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就明白了，普通話不是一種適合於普通百姓日常交流的語言。在當今全國推行普通話的運動中，普通人學了普通話的發音，卻丟了自己母語中的情感用語。所以，今天普通百姓說的普通話發音簡單，聲音響亮，辭彙貧乏。換句話說就是，生硬、吵鬧、無情。

如果再挖挖」北京話「的根源，就更加令人沮喪。受北方游牧民族統治的影響，漢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隋文帝曾經想辦法恢復漢文化以及純正的漢語發音。但是到了元朝，北方地區的漢語幾乎被徹底改變。到了清朝，滿語被定為國語。雖然不能否定北京話仍然還是漢語，但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漢語了。

其實，北京話也分幾種，大致可分為官式語言與民間語言。你聽聽溥儀說話，一字一頓，拿腔作調。從滿清官話的角度來說，溥儀說話可謂是字正腔圓，宛如公文朗讀。可實際上，大清皇帝說話就像是在背書本學說話，跟京城百姓完全不同。北京老百姓說話，雖然其音調離傳統漢語相去甚遠，但仍然不失柔和多樣。並且還保留了大量的土語俗語，這樣的生活語言才生動豐富。畢竟，明成祖還帶了大批的人過去。

民間聽不懂滿清官話曾經是個令清朝皇帝頭疼的問題。尤其是在南方，問題就更加嚴重。摘錄一段記載，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情形：

       雍正上諭內閣曰：「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言語，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敷奏對揚，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為編氓，亦不能明悉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道，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徧為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習為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達矣。」

可見，廣東人不懂、不通、不說「普通話」是由來已久的老頑固。

「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徧為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習為鄉音...」

想必，大清皇帝對廣東人不懂、不通、不說「普通話」是何等的惱怒。

然而，香港被大清皇帝割給英國以後，香港人一直沒有在近代與現代的普及普通話的運動中受到多少影響。1949年後，由於上海以及全國的很多藝術家們突然集中地移居香港，香港的文藝出現過短暫的國語潮。但是，這股國語潮流很快就過去了，粵語仍然是民間的主流語言。

香港回歸說普通話的祖國后，香港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學會普通話。北京當局從清廷到人民政府也都深刻地認識到方言的頑固性，並不強求推行普通話。英語與粵語至今仍為香港的官方語言，這是對歷史、對民俗的尊重。

我個人有點大漢族主義。對於歷史上漢語一次又一次地被改變，更有點痛苦的情結。當然，我也明白中華民族大團結的重要。所以，我一直不願提及漢語的悲慘遭遇。更何況，孫中山有大肚量，同意把北京話定為國語的發音基準。那麼我們後人今天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但是，我也必須要指出，今天的普通話並不是一個豐富多彩、悅耳動聽、富有人情味的語言。它太硬，太假，太不自然了。我認為，應該允許幾個地區保留傳統的方言。比如，吳語，粵語，閩南話，客家話，等等，都應該保護並且傳承。

普通話不是不應該推廣。問題是，應該推廣什麼樣的普通話。像現在這個樣子的普通話，不推廣也罷。至少，在香港就不要推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