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衚衕口的小攤

作者：瀑川於 2022-6-27 06:3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散文|通用分類:原創文學

衚衕口的小攤

王克斌 5-23-2022

50年代初期，新政府還沒來得及組建城管的編製，於是乎倒給了一些老弱病殘又無依無靠的城市貧民一線生機。出了授祿街北口，在東曉市的路北，也就是當初藥王廟或現在第11中學的大門的右側，有個小羅鍋。他三十上下，個頭不高，但後背至少前傾75度，摺合5/12 π弧度。大概也該算做handicap，或曰殘疾人士了。他在地上鋪個藍布單，上邊整整齊齊地擺上幾十本小人書。旁邊是幾個孩子，有站著的，有蹲著的，也有席地而坐的。他們交給小羅鍋一分錢，可以看他的一本小人書。

離小人書攤不遠，有一個小桌子，桌旁坐著一位戴眼鏡的小夥子，他是小羅鍋的弟弟。他為社區提供修理鋼筆的服務。那時候，普通的中國人已經基本放棄用毛筆書寫，改用自來水筆。由筆帽和筆身組成。筆帽頭上有個卡子，可以用來把筆別在上衣口袋上。筆身除了筆桿，還有按螺紋擰進去的筆尖和筆囊。筆尖是金屬製作的，一般是銥金。還有貴重一點的金尖筆。名牌的鋼筆有關勒銘和派克等。小哥倆靠書攤和修理金筆居然也能掙夠一天的挑費。那時候的人還不知道什麼叫福利和享受，吃飽了不餓就是最高的境界。

除了小羅鍋兄弟等幾個定點商鋪，還有不少走街串巷的個體戶。有服務上門的，也有賣東西的。服務上門的有焗碗的、箍漏鍋的、膛爐子的、磨剪子戧菜刀的。賣東西的有賣扒糕的、賣臭豆腐的，賣豆汁的，賣玫瑰棗的、賣棉線的、賣薄荷糖的。到了冬天，還有賣圍水缸的草帘子的和賣喝了蜜的大柿子的。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說不清是男還是女的老人，有點駝背，頭髮都白了。老人每天走街串巷，用介乎老頭和老太太之間的嗓音喊著：「豆兒紙、衛生紙。誰買我的豆兒紙。」後來聽說他曾經是宮裡的太監。無兒無女，怪可憐的。

出了藥王廟前街二巷的南口，在西園子街路北，大興煤鋪的南牆下，還有個小攤。攤主是蘇大媽，她有個十八九歲的姑娘，蘇丫頭。娘兒倆相依為命。她們的攤很簡單，把兩塊睡覺用的鋪板支在兩條長凳上。娘兒倆就住在西園子街路南緊挨著楊記酒鋪的小院里。

小攤經營的商品有煙捲、水果糖、鐵蠶豆、杠子糖、酸棗面、蘋果乾、山茶片等。杠子糖也叫關東糖，一般做成圓柱形，長度類似香煙。但比香煙要粗些。杠子糖是白色的，不帶包裝紙。咬下一口后，會發現裡邊有幾條縱向的孔隙。到了臘月二十前後，杠子糖的原料又被用來製作白色空心的糖瓜，甜脆可口。當地的人們常說：「臘月二十三，糖瓜粘。」糖瓜還有點粘性，粘牙。但小孩子喜歡。

花二分錢，可以從蘇大媽的攤上買一把鐵蠶豆。與北京人的酒菜開花豆不同，雖然原料都是蠶豆。但炒鐵蠶豆時不加油。因此鐵蠶豆在製作中不會膨脹，也不會炸開，在體積上反倒有些縮小。連蠶豆皮也基本上保持完整。因此鐵蠶豆顯得十分瓷實，摸起來像石頭子兒似的。嚼起來鐵硬，嘎嘣嘎嘣的。不知道我們那兒的孩子為什麼好上這口。也許因為便宜吧。說實在的，那地界兒長大的孩子連巧克力都沒聽說過。一個個把鐵蠶豆這樣殘酷的豆類製品當成了心愛的零食。

到了夏天，蘇大媽的攤上又增加了一籃子酸杏。酸杏呈綠色，比大白杏要小，直徑不過2CM左右。酸杏不貴，二分錢就能買幾個。小孩子雖說不怕酸，但每咬一口，都會流出口水。為了對付杏酸，還可以從蘇大媽那裡買一勺白色的糖稀。吃以前，先把酸杏粘點糖稀。糖稀的甜味就可以把杏酸給制住了。吃完酸杏以後，小孩子留下幾個杏核，用鎚子把杏核一個個敲開，再吃掉裡邊又白又鼓的杏仁。據說，杏仁要是苦的話，就不能吃了。

除了酸杏，北京的土產還有酸棗。成熟的酸棗呈深紅色，球形，直徑大約12 毫米。酸棗肉薄而核兒大，幾乎沒什麼吃頭。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使得南城的窮孩子們得天獨厚，用小牙啃下丁點兒帶一層肉的酸棗皮，咽進肚裡。酸棗的副產品就是酸棗面，據說把酸棗核碾碎就做成了酸棗面。赭色的酸棗面堪稱可口，兼有甜酸兩味，既可以直接食入，也可以沏水喝。1976年夏天，我發現清華200號所在地虎峪的山坡上，有不少長著酸棗帶刺的灌木叢。於是我便隨手採摘一兜子。正好趕上妻子懷孕，派上用場。酸兒辣女，生的是男孩。

蘇大媽小攤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周圍的這些孩子，爹或媽給了幾分錢后，就高高興興跳跳蹦蹦地到小攤上消費。再有就是那些不上班以家務為天職的主婦們，她們有時候也會到攤上賣兩塊水果糖或橘子瓣糖解饞。或者買兩根煙，過過煙癮。那時候，買整盒煙的人還不多。蘇大媽只好把煙捲盒撕破，一根一根地抽出來招待這些花錢小氣的顧客。香煙的品牌有前門、恆大、哈德門和黃金葉等。

別看小攤經營範圍不大，消費者也不那麼闊氣，小攤的收入也夠買上幾斤棒子麵，讓娘兒倆果腹充饑。沒幾年，還沒輪到公私合營，蘇大媽就一口氣沒上來，病故了。作為西園子一景的小攤也隨之消失。蘇丫頭跟一位姓賀的小夥子結婚，成家立業。

到了偉大的祖國全面走上康莊的社會主義大道以後，這些小攤和串衚衕的小販便銷聲匿跡，一個個跟自己的資本主義行為一刀兩斷。他們或者進了合營的工廠，或者乾脆脫產為城市貧民，靠撿破爛為生。中國的資本主義的小尾巴終於在鑼鼓聲中割掉了。其實這些地攤小販不過是掙點飯錢，說他們資本主義的確高估了他們的經濟地位。大概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數量太少，只好把小羅鍋和蘇大媽這樣的窮人也推進資產階級的行列。其實他們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還窮，還貧困。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30十年後，中國的另一個巨人鄧小平又提出不管黑貓白貓，抓耗子的就是好貓。於是中國底層大眾又湧現出一批新人在街旁路邊練起了小攤，之前被割去的尾巴又被拉出來當成改革開放的新鮮事物。

當國家的意識形態需要的時候，可以一下子讓個體戶們絕跡或清0。當國家的意識形態再需要的時候，又可以讓個體戶們唰的一下復活。其實，這些勞苦大眾為了謀生，做點小生意，便民利民，養家糊口，礙著你國家什麼事了。難道國家的職責就是非跟老百姓過不去？給人留條活路，勝造七級浮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