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被遺忘的農民

在解放戰爭中，廣大的農民兄弟為解放軍提供了兵員，提供了後勤，提供了救護。他們推著小車，在槍林彈雨中送饅頭，抬擔架，救傷員。為了新中國的到來，慷慨無私地獻出了一切。可以說，沒有農民的支持，就沒有新中國的成立。

解放以後，領導幹部和城裡人都過上了舒坦日子，而農民得到的卻是一紙農村戶口。戶口限定了他們祖祖輩輩只能呆在農村。除非在部隊里提干，或者出去念書。農民繼續成年累月，起早貪黑，面朝黃土背朝天，工作條件沒有改善。他們生產的糧食養活了城裡人，自己卻依然以稀代干，勉強果腹。他們的生活質量和解放前比沒什麼兩樣。後來，又加上人民公社、大鍊鋼鐵和三年飢餓的衝擊，農民的日子被推向了低谷。但他們毫無怨言，一代一代默默地承受著苦難。作為一個群體，他們被利用了，他們被遺忘了。他們被欺騙了。

改革開放以後，需要大量的勞力，當年推著小車支援革命的農民的后 代，終於有機會來到城裡，當了農民工。他們沒有戶口，沒有社會保障，他們所有的只是一雙為社會主義添磚加瓦的大手。他們為自己的國家，一鎬一鎬，一錘一錘，辛勤地勞動著，卻得不到社會的承認與尊重。

在春節晚會上，為了幾百塊錢，居然向北京的款爺馮鞏下跪。為了能讓孩子進託兒所得得縣長牛群的允許。他們拿的是最低的工資，為了這點錢，有時還得跳樓玩命。大樓蓋好，他們住不進去；公路修成，他們沒有車開。

如果農民的人均月入能有1000元的話，他們也犯不上離鄉背井，到城裡來當二等公民，自然也就不會有那麼多高樓和公路。換句話說，中國今日的崛起與農民經濟地位的低下是分不開的。因為他們窮苦，才會為一個月幾百元的收入來城裡打工，城裡人才能住進便宜的房子，國家才能有便宜的商品去換來巨額的外匯；先富起來的一小部分人才會開上本特利和法拉利，喝上路易第15和XO。

說農民工是改革開放的功臣與主力，當之無愧。 可是，到頭來他們還是被遺忘，被利用。在政治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權利。按徐友漁老師最近的說法， 農村人口的選舉權是城市的四分之一。亦即產生一個人民代表所需的人口數 是城市的4倍。或者說，農民的政治地位只是城裡人的四分之一。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政治和經濟有著密切的聯繫。手頭沒有數據，不能亂說，敢問在高考名額上，農村人與城裡人是否享有等同的待遇？

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城裡人好像是親娘生的，農村人好像是後娘養的。熬了一鍋粥，親生的兒子總會多喝上兩碗。其實，城市與農村的區別，遠不只在這兩碗粥上。城裡人有錢之後，把農村人當成了傭人，廉價的保姆成為城裡人的時尚，燒菜做飯，甚至陪睡陪床。而城裡人還在洋洋得意地標榜，解決了女青年的就業問題。  早點鋪、 清潔工、 看大門的都是由這些農民兄弟完成的，他們的社會位相當於加利福尼亞的非法偷渡的墨西哥人。

文革后，城裡基本上沒有私人房產，大部分人都是租賃房屋。拆遷的時候，他們可以有一筆可觀的補貼，到別處去買房子。當然，這錢不一定來自國庫，可能是開發商吃了肉后吐出的一塊骨頭。而農民的房子大部分是祖上傳下來的私有財產，甚至是他們親手蓋起來的。拆遷的時候，並沒有比城裡人多得到一些好處。何況，城裡人有固定收入，換個地方住也無關緊要，而農村人世世代代靠土地謀生，離開了土地，有可能失去生路。

按照毛澤東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學說，中國現行的社會可以分為三個階級。最高的是特權階級，包括兩部分群體，一是高級幹部及其子女。文革以來，他們可以當兵、入學、出國、從政、經商，甚至把商政雙肩挑起 。只要有了美味佳肴，頭一口都得被他們啃去， 輕鬆自在地在梅花樁上跳來跳去。二是那些大款，大腕，他們毀壞著中國的園林，剝削著中國的勞力，賺取著中國的錢財，懷揣著外國的護照，演繹著中國的領袖，霸佔著中國的影視。他們進可名利雙收，退有洋人 護佑。我們的中國同胞和電視台們每天都把他們像眾星捧月一樣奉為神明，吹來吹去，連兩歲的小崽子都要送上一道金閃閃的光環。這個階級好比暖水瓶。一壺水燒開后，先倒在他們那裡。

第二個是城市階級，他們得到了一定的好處，有房住，有車開，甚至有餘錢剩米去炒股票，投資房地產。這個階級好比暖水瓶的真空夾層，對瓶里的熱水起了一定的絕熱和保護作用。

第三個則是農村階級，好比暖瓶外的空氣，天冷時，跟著冷；天熱時，跟著熱。他們沒有恆溫的保障，想躋身於特權階級難於上青天。雖然這個階級人數多，但缺乏教育和知識。從城裡人那兒屈膝彎腰掙了幾個小錢，還把它當成是人家的賞賜與恩惠。他們對改革開放的付出遠遠大於他們的所得。他們雖然身在城裡，卻沒有戶口，沒有福利，沒有勞保。但是，這對他們來說已經算得上好日子了。

希望中國的第一階級，能給富二代們少佔一幢別墅，少開一輛跑車。請您行個好兒，分一杯羹給這些純樸善良的農民兄弟吧。他們不是非法偷渡的墨西哥人，他們是我們的同胞手足，也是炎黃子孫。我們只不過比他們早來到城裡一步。僅此而已。

這種農民被遺忘的現象，既有客觀，又有主觀原因。客觀上說，農村人口占多數。解決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問題比解決一大部分人的生活問題要容易。 由於這麼個簡單的道理，所以鄧副主席才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主觀上說，農民個性樸實，文化水平偏低。祖祖輩輩靠種地生活，從地里刨吃的。 基本上，可以是一個 封閉的獨立的個體。只要他們每年打下的糧食除了交公糧外，夠全家的口糧，就滿足了。他們對國家，對社會不需要或者不知道提出任何要求。

 要想讓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光靠富人財富的無限膨脹還是不夠。中華民族的有錢人向來有頂「為富不仁」的桂冠。貪婪和自私是他們的本性， 那些先富裕起來的人首先要考慮的不是農民，而是他們的子孫，讓他們富上加富，富可敵國才好。他們不願意把財富貢獻給社會，貢獻給把他們養大的農民伯伯。他們寧可花幾百萬給富二代買輛跑車，也不會花幾萬元給農民買台拖拉機。

           農民要過好日子，必須自己去爭取。同樣付出勞動，為什麼城裡人收入多，而農村人收入少。因為政策的制定者需要要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滿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農民是一個弱勢群體，城裡人對農村人的利益恐怕是剝奪超過施捨。如果農民自己能制定農產品的價錢，把糧、菜、肉類的價格都提高二到三倍，農民自然也會富起來。可是，民以食為天，農產品的高價勢必帶來社會的動蕩與不安。當農民富裕起來而城裡人又買不起 糧食時，又會導致反向的矛盾轉化。如果種兩畝地一年收入有20萬元的話，城裡人也會到農村來當佃戶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最終辦法，恐怕還是靠政府逐漸放鬆農業徵稅，逐漸提高農產品價格，幫助農民開展副業，科學種田。此外，對巨富的一小部分人增加財產稅，所得稅，消費稅，用來補貼並提高農民的生產力和生活水平。還要加強農村的文化教育事業，讓農民知識化，提高農民自行致富的能力，幫助農民建立起自己政治活動舞台，捍衛自身的權利。

當年，八路軍撤離延安時，陝北老鄉圍著白羊肚手巾，像當年老表們十送紅軍那樣，難捨難分，依依惜別。解放以後，有幾個領導再喝過延河水，重回過寶塔山，做出幾件對他們有益的事情。農民是樸實的，農民是偉大的，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但願有一天能取消農村戶口，切切實實地提高農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讓他們也過上現代化的好日子。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這麼多年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一旦發生經濟蕭條，那些大款、大腕可以買張機票乘坐A380回到他們的「屬國」，可是這上億的農民工怎麼辦？進沒有工作可找，退沒有農田可耕，將成為和諧社會的一個大障礙。願那些腦滿腸肥的中國精英們， 在打完高爾夫，呷上一口雀巢咖啡后，應該認真地想出個妥善的解決辦法，也算是積點陰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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