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風霜

人在年輕的時候，總喜歡往前看，選什麼專業，讀什麼學位，幹什麼行當，搞什麼課題。好像前方有無窮長的時間和無限廣的區間，任你搏擊，任你拓展，尋覓人生的意義。可是當你接近晚年的時候，又會感到時空的有限，成就的些微，以及實際生活的羈絆。退休后我終於過上寓翁的日子，每日里悠閑自在。於是我開始往後看，想起童年的樂趣，同學老師，故人舊事。有意思的是，面對當今紙醉金迷飲食男女的繁華盛世，回顧50年代的風土人情，卻又那麼富有人情味。那片沒有水泥覆蓋的土地冒著靈氣，簡直是一個童話般的世界。 

自2005年開始，每次回國，我都要到南城長大的那塊窮鄉僻壤走上一遭。還好，由於地產商的計算器告訴他們那兒油水兒不大，故而至今還保留著原來的古色古香，就像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我家住過的那個小院因為房屋危險，鄰居們在70年代就搬走了。改建后住進來的都是新街坊。每戶都在屋前搭個勾連棚，算是廚房。清幽的小院被擠沒了，只留下一條一輛自行車寬的的過道兒。

可喜的是，從北向南穿過二巷衚衕到西園子，居然見到我的小學同學，四魁。他家的門口釘著一塊木牌，上邊寫著四魁診所。沒想到四魁一下子認出我來，驚訝地喊了一聲：「八十？」我也認出了他，還是那個模樣，只是原先那張顴骨突兀的瘦臉多了幾條老褶，下頦還稀稀疏疏地蓄了幾根山羊鬍子。

「聽說你在美國定居了，什麼時候回來的？」「前兩天。老街坊都見不著了，還好你沒搬走。」四魁說：「你知道，你們院兒老街坊的房子都是租的，我們這個小院屬於自家的私產，好不容易才要回來，我們捨不得丟下。」

「你在琉璃廠幹得好好的，怎麼開起診所來了？」四魁說：「你知道，我父親除了皮貨店的事，就愛好中醫療法，對針灸很有興趣。我小時候耳濡目染也學了一點。後來為了給家人治病，下了不少功夫。如今病人挺多，醫院擁擠。我年前掛了個牌子，說是診所，實際上只會針灸，不開藥方。還真治好了幾位半身不遂的老街坊，在東曉市地段兒小有名氣。」

我又打聽了同院及附近的十來位發小的狀況。好幾位都去世了，有的正在病中殘喘，有的丟了北京戶口，落戶文安。一時間讓我不禁有種蒼涼隔世之感。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告別了四魁，老伴陪我朝天壇北門走去。來來往往的遊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馬路上，機動車輛呱嗒呱嗒滾滾而過，吆喝著蒼蠅拍、尼龍襪子的小攤販坐在路邊招攬生意。半個世紀以後，我頻繁出入的天壇北門顯得狹小了，迷亂了，陌生了。

我不免撫今思昔，藉助洛倫茲坐標變換，回到了50年代的童年。

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龍鬚溝已經填平。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鋪上一層又寬又厚的柏油路。天壇南側的殘垣斷壁修葺一新，壇根下還鋪上鐵軌，有軌電車連通了天橋到崇文門一線。噹噹噹噹，清脆的鈴聲給這片貧瘠的角落帶來新的生機。

天壇公園豎起了一個牌樓形的北門，北門外有一大塊空地，或曰空場。下學以後，我們班10幾個男學生常常到這裡踢足球。從牆角下找來四塊磚頭，東邊、西邊各放兩塊，算作大門。四魁和大小兒球藝最高，是兩邊的中鋒。守大門的有郭連立和吳山寶。其餘的人排成一排，按順序喊一、二。 然後單數一隊，偶數的是另一隊。再按左鋒、右鋒或二道，每人報個位置。

把書包放到一邊，我們就興緻勃勃地踢了起來。直到紅日西斜有了低血糖的感覺，才各自散去。有一次，不知道誰的一腳踢偏了，小足球射進了有軌電車。這時四魁立即向電車跑去，用三步跨欄的速度搶到電車門口，登上踏板，摽著門把手，隨車而去。直到車在紅橋站停下來后，四魁才把足球討回。

四魁回到足球場，小朋友投以羨慕的目光，歡迎這位英雄的歸來。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說他是鐵道游擊隊里的劉洪隊長，還有人讚揚他飛車搞機槍。

四魁跟我不光是小學同學，還是鄰居。

我們的小院雖然貧窮度高達80%，多數人家到了月底就揭不開鍋了。免不了東拆西借，對付一頓棒子渣粥。您還別說，這窮歸窮，緊歸緊，但人丁興旺。幾戶人家接連生下好幾個帶把兒的。從屬馬的孫家老大到數鼠的趙家老二，幾乎一年一個男孩兒，就差個屬狗的了。這個院的男孩貪玩淘氣，但有集體主義精神，在地面上影響挺大。四魁跟我們有相同的愛好，常常到我們衚衕一起折根斗，打乒乓，踢小皮球。

四魁不像班裡喜歡京劇的幾個同學，對唱腔道白不感興趣，但是他迷戀於武打的技巧。一到暑假，他每天都起個大早到祈年殿邊上的小樹林里。那兒既有遛嗓子的，又有練功的。他在一旁觀察著走直趟的三黃炮錘，一步一跺腳，同時小臂向下砸去；他也愛看練八卦的伸開雙臂，垂肩夠肘，繞著小樹轉圈兒。久而久之，留下一條圓形的足跡。不過他最喜歡的還是聽老藝術家講述梨園趣事。侯喜瑞老先生身材不高，手持一把一尺半的大摺扇，傳道解惑。周圍的幾個徒弟洗耳恭聽。

過了一會兒，他們開始晨練。翻跟斗、抻腿、打旋子，場面活躍。四魁在一旁也偷學了幾手，能耍幾下兒白蠟桿，來個側空翻、鐵板橋。他動過當跟斗蟲的念頭，但沒有如願。

西園子小學對面有個大院，院里有個機井，是當地的供水站。兩個夥計定期拉輛木車到衚衕里挨家挨戶送水。大院里有五六個男孩，雖然相距較遠，有時候也跟我們一起玩耍。有一次兩個院的孩子比賽足球，我們院的馬根跟水站的姬嘉明因為合理衝撞鬧翻了，比賽不歡而散。

姬嘉明不服氣，第二天帶著他的弟弟嘉亮以及毛氏弟兄等拿著幾根竹竿前來叫陣。他的頭頂上有三個旋兒。聽說一個旋兒橫，兩旋兒擰，仨旋兒打架不要命。看這陣勢，來者不善。馬根有點怵頭，於是我們搬來四魁做外援。四魁大步流星，向水站擺出的竹竿陣闖去，擒賊先擒王。只見他一把抓住姬嘉明的竿子，轉身一挑，奪了過來。然後攔腰一掃，姬嘉明馬失前蹄卧倒在地。

主將挨打，軍心大亂。此時四魁按照長靠武生的手眼身法步，身前背後竹竿轉動如輪，隨手又舞弄了幾個槍花。然後右手持竿，往後一斜，來個蹲襠騎馬式，左手前推露出鐵砂掌。水站的士兵哪兒見過這個架式，撂下竹竿，退避三舍。從此兩院的兵團首領口頭簽署城下之盟，互不進犯。仗雖然打贏了，但是姬嘉明和四魁結下樑子。俗話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四魁天生好動，體育很好，在班上無論是乒乓球、足球、摔跤還是雙杠，他都是一把好手，但是他不大喜歡學習。體育課上，他常常故意伸個懶腰，打個哈氣，博得一笑。老師喊原地踏步，他總是只甩雙臂，膝蓋略彎，但腳不離地。上課時他喜歡做鬼臉和小動作，分散鄰座同學的注意。有一回，老師發現他聚精會神地看小人書《鋼鐵戰士》。十分氣惱，拽著他的胳膊到教室門口。跟著右腳一踹，大喝一聲：「混賬出去！」他也不當回事兒，課後繼續跟同學們奔跑嬉戲。

下午放學，我們常在衚衕北口的一塊空地上玩耍。時常遇見一位大叔，他戴副茶鏡，提溜一隻沒有褪毛的兔子從油勺衚衕緩步走來。他就是四魁的父親袁叔。袁叔在崇文門內有個門臉，經營皮貨，在西園子算個富有的人了。也許因為這裡窮人多，富人少，袁叔走路目不斜視，怕染上窮氣。鄰居們上前打個招呼，他也聽而不聞。當那些窮街坊領略到袁叔的清高以後，招呼就免了。小孩子見了他也視而不見，繼續玩樂。還好他的高傲沒傳給幾個孩子。

52年三反五反，不少徒弟起來揭發師傅，以至於幾個想不開的資本家、小業主，採取不同的方式尋了短見。袁叔平素對下屬不薄，徒弟兩年出師，薪水也比一般店鋪高。故而沒人搬弄是非，挑撥離間。但他心裡還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借口血壓高，在家養病。讓一位姓陳的老夥計和兒子大魁照料生意。運動平息后，他才恢復掌柜的職權，開始到店裡經營料理。

安穩了兩三年，又遇到公私合營，即合作化，資本家的工廠店鋪收歸集體所有。袁叔捨不得把傳遞幾代的祖業一下子交公，也不願意搖身一變跟那些徒弟們一道成為普通勞動者。於是茶不思飯不想，得了一場心病。大魁和教小學的二魁知道這場運動無論如何也躲不過去，於是天天給卧床不起的老爹讀報紙，念兩本叫做《工商界》的雜誌，然後再巧言開導。君子舍財不捨命，小人捨命不舍財。沒想到袁叔還是停留在不舍財的地步，沒等到敲鑼打鼓那天，老人家就一命歸西。

大魁和二魁忙著喪事，三魁還在讀初中。那時已經不大時興念經超度，袁家只在院子當中擺了幾幅花圈，放著老先生的遺像。兩天後把棺木送往老家張家口安葬。

57年，四魁步入關鍵的完小六年級，趕上一位板著面孔不苟言笑的班主任楚老師。四魁也悟到應該收斂了，上課開始聽講，課後完成作業。全班同學也和四魁一樣，共同進入新的常態，臨了兒好弄個優、良的評語。楚老師有兩個愛好，一是抽煙斗，另一個就是打乒乓。課間，他喜歡拉著四魁陪他練球，他痛痛快快地大板扣殺，四魁拿個小拍小心翼翼地躬身削回。一個盾牌101的小球居然使師生之間建立了友好關係。四魁的操行評語也從舊常態的中上升到良，並且被第50中學錄取。

袁叔走後，常到家來的只有一個客人，他就是原先皮貨庄的夥計陳叔。陳叔跟袁叔是同鄉，自打十幾歲就跟著袁叔到北平闖蕩，為人正直可靠，賬目一清二楚。他管袁嬸叫嫂子，時不時地過來串個門兒，問個寒暖。他有個女兒叫素蘭，長得得挺俊，也常來幫點家務。袁嬸也喜歡她，只是她有個先天的毛病，癲癇。一年要犯十來次，每次都沒有預警。一上來就口吐白沫，躺倒在地，手腳亂蹬。雖然10幾分鐘後會恢復平靜，但是冷不伶仃怪嚇人的。

小學畢業后，四魁讓我到他家去玩。這是一個獨門獨戶的小院，平時院門緊閉，鮮有來客。西屋有正房三間，中間是廳堂；南北各有廂房兩間。顯然居住條件比我們那個窮雜院要寬鬆多了。四魁下邊還有一弟一妹，一個在小學三年級，一個在一年級，分別叫五魁和六妮兒。

四魁的母親袁嬸雖不識文斷字，但說話慢聲慢氣，透著文靜穩重。不像街頭那些大媽們說起話來，急赤白列，用詞粗魯。由於生活條件優越，吃喝不愁，故而她皮膚白嫩，沒有皺紋。烏黑的頭髮往後收成一團，扎進一個細絲織成的繤。  

我坐在堂屋的紅木八仙桌旁，欣賞著屋裡的擺設。一條長案上擺著花瓶、帽筒，中間是一台鑲著銀邊的座鐘。牆上抹上一層厚厚的石灰，上邊掛著幾幅山水畫。不像我們家的四壁露出光禿的青磚，紙糊的頂棚還有幾個窟窿。我忽然意識到窮和富的差別。袁嬸見我凝神四顧，一幅欽羨的神情，就問起我爹媽和家裡事。當時我父母都在合營后的第六制帽社工作，姐姐上初中，家景還算過得去。

袁嬸問我：「你們怎麼不把租的兩間房買下來，也就200多塊錢的事？」我說：「不知道，興許租金不貴。要是買下來又沒那麼多現錢。」實際上我們衚衕的那些房客不管貧富，沒有幾家打算買房的。俗人缺乏遠見，這也許就是貧者和富者的主要區別。

四魁說：「我們家有一本練習八卦的手抄本，有文有畫。我想學，但沒堅持下來。」我說：「我爸爸也練過八卦，老師叫劉斌。他也有一本這樣的書，封面寫著《仙傳八卦》。」四魁說：「八卦的祖師爺是童林，功夫好。後來當了老公。」「我也聽說過。八卦有單、雙、順三式，我只學了單式。我家還有一張長條的照片，是我父親和那些武友的合影。每人手持一種兵器，刀槍劍戟俱全。我父親手裡拿的是虎頭鉤，還有人舉著日月輪。」

在他家坐了半個多小時，我跟袁嬸和四魁說了會兒話，五魁和六妮在院里跑來跑去。那是我到他家去過的唯一的一次。

58年9月，我去了金魚池西邊的第90中學，四魁去了光明樓旁的50中。一西一東，見面機會就少了。

高舉三面紅旗不久，接踵而來的是飢餓。生活的貧困和口糧的奇缺迫使不少孩子中途輟學，到工廠當了學徒。在這種形勢下，袁家家道也開始中落。60年初，四魁到處託人想找個事由。袁家的夥計陳叔57年被新建的皮毛廠聘為技師。他聽說四魁退學的事兒后，幫他在皮毛廠製革車間找個活兒，每月有17塊錢的工資。從此四魁開始挑起養家糊口的擔子。

四魁新靈手巧，沒有半年功夫，就掌握了製革工藝。一年後就能當個二級工用了。陳叔暗自高興，這小子還真是塊料兒，我沒看走眼。

那年頭兒，老百姓雖然食不果腹，面黃肌瘦，但精神狀態還算可以。路上很少見到打架鬥毆的，或許他們沒了力氣；溜門撬鎖的也都金盆洗手，反正偷也白偷，家家戶戶都刻著一個字，「窮」；道德敗壞亂搞關係的也少了，把精神頭兒都餓沒了。這也許是毛主席的有意安排。可不是嗎，窮人的確聽話，好管。

我高中畢業的時候，四魁早已轉正，拿上不足40塊的月薪。您別小瞧這仨瓜倆棗兒，那時候能養活三口人了。四魁孝順，開了工資，都要給母親買些糕點、水果。弟弟和妹妹也已小學畢業。哥哥三魁正在師範學院讀書，學校發伙食費。袁家又開始光武中興。

到了1963年，經濟形勢有所好轉，毛澤東主席領導的中國又開始以階級鬥爭為綱。在農村開始了四清，在國際上公開了對抗蘇共的九評。同時在工業、農業和部隊樹立了三個典型，即大慶、大寨和雷鋒。還好，四魁家裡沒人在公社當生產隊長，也沒人在克里姆林宮值班護衛。於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搞你的鬥爭，我過我的日子，袁氏一家相安無事。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到了1966年6月，一場蕩滌一切污泥濁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偉大運動開始席捲中國。只要是中國人，無論你是高官貴胄，如劉少奇和鄧小平，還是只想吃上稀粥爛飯的市井草民，都將受到衝擊。破四舊，立四新，那些已被鬥倒的地富反壞右及資本家又被回聘到政治舞台，他們跟劉鄧陶、彭羅陸楊一起帶著高帽，掛上牌子，加入到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悲催行列。

袁叔當過資本家，他雖然死了，但是家裡還有地主婆以及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一家人膽戰心驚，院門緊關，還加了兩道大鎖。需要買東西，都在黃昏后蔫兒不出溜地去。別叫人認出來。

然而，在大風大浪面前，你可以躲避一時，但絕對逃不了一世。袁叔雖然傲氣，袁嬸雖然孤高，但他們沒得罪過誰。可是袁嬸還要天天拜佛，求菩薩保佑，平平安安躲過這場劫難。

革命形勢發展迅猛，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僅僅兩個多月就達到第一次高潮，即紅八月。水井大院的同齡人姬嘉明多年來一直是個無業游民，四處騙吃騙喝，魚肉鄉里，他可算是實打實的貧困戶。文革開始不久，他忽然感到自己不就是名副其實的無產者嗎，天生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動力。於是他四處張羅，拉上幾個狐朋狗友成立了西園子造反兵團，他是司令。每個人胳膊上戴個紅袖章，還扯了四尺紅布，找人印上黃字，每天在街上巡遊。看見不順眼的就叫資本家、地主婆，指使他屁股後邊起鬨架秧子的小孩子上前廝打、辱罵。

8月18 號上午，中學紅衛兵大愣急急忙忙過來稟告姬嘉明：「下午毛主席要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了。」他連忙囫圇兩個饅頭，騎著那輛東攢西湊的自行車奔前門而去。他擠進人山人海，看到穿著軍裝帶著紅袖章的毛主席。跟著來自許多院校的學生，激動地高呼口號。回家路上，他感到驕傲自豪。雖然自己不是紅衛兵，但也算貧下中農造反派了。一定得鬧出點動靜來。

到家以後，姬司令就著五香花生仁喝了二兩白乾，想著如何趁熱打鐵。忽然想到四魁一家。「嗨，糊塗。我怎麼把這小子給忘了，他媽是地主婆，他是狗崽子。不能讓他們活痛快了。」於是他拉著幾個狐朋狗友和紅小兵，朝四魁家走來。

嘭嘭嘭！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袁嬸嚇癱。四魁囑咐過她，沒事千萬別出去，眼下時局很亂。可是今天這場災禍怕是躲不過去了。她朝小五揮手，讓他把門打開。這群造反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搖大擺地闖進來。把袁嬸連拉帶拽拖出院子，強迫她跪在自來水站的平台兒上。

兩個造反隊員按下她的左右肩膀，揪著胳膊，讓她坐上飛機。姬嘉明開始革命大批判，控訴袁家的剝削罪行。說得起勁的時候，就揪著她的頭髮厲聲發問。袁嬸哪兒見過這樣的場面，一個勁兒地哆嗦，說不出話。 

對門朱大媽的心怦怦直跳。實在忍不住了，她就叫著姬嘉明的小名：「嘎子，街里街坊的，有啥解不開的扣兒。她一個婦道人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老實巴交的，誰都清楚。不錯，人家是有錢，可沒幹過缺德事啊。得繞人處且饒人，你就高抬貴手，行個好，放她一馬吧。」

嘎子一看有人叫板，公然對抗造反隊，馬上還嘴說：「您這是轉著彎兒地罵我。她不缺德，難道我缺德？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可是立場問題，要不是看著朱大爺是老工人，我今兒個非讓您陪斗不可。沒事您就一邊涼快去！」朱大媽一看這三清子六親不認，只好忍下惡氣，氣呼呼回到院里。

嘎子對一個小孩喊著：「二愣子，回家拿剪子去。」二愣子不敢不從，拿把剪子遞給嘎子，嘎子氣勢洶洶開始亂剪袁嬸的頭髮。剛剪了一半，四魁下班回家了。他一看到有人凌辱他的老母親，回到家裡，抄了把鐵鍬。二話不說，朝著嘎子的後背猛然拍去。嘎子唉唷一聲，打了趔趄。然後四魁拿著鐵鍬朝幾個造反隊員呼呼地掄了幾圈。這幾個小子被嚇得屁滾尿流，拖著嗷嗷叫的嘎子，朝西逃竄。鄰居們拍手稱讚，四魁真是個大孝子。

四魁對著母親哭了：「媽呀，咱這是招誰惹誰了，遭這個罪孽。」他把驚恐的袁嬸背回家去，袁嬸不吃不喝，躺了一天一宿。

那天晚上，四魁通知大哥、二哥和畢業後分到中學的三哥，還有皮毛廠的陳叔，過來商量對策。大哥在百貨樓的服裝部擔任經理，運動不久就受到衝擊，大字報貼了好幾張。他本來就膽小怕事，這回母親受了這麼大的屈辱，他心裡憤恨，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二哥是小學教師，在學生里人緣兒不錯，靈魂尚未遭到觸及。他要把母親接到他那兒躲避幾天。三哥離開學院不久，知道這場運動來者不善，怕是得延續幾年，躲了初一，躲不過十五。何況二哥住在巾帽衚衕，也就是一里地遠。 

大家正在愁眉苦臉，找不到萬全之策。陳叔火燒火燎，來到袁家。看到老嫂子頭上裹著紗巾，卧病不起，十分痛心。可是他一想到劉少奇和彭德懷都陷入惡運，被人當猴兒耍來耍去。咱們平民百姓除了忍氣吞聲，還能怎樣。他聽了哥兒幾個的想法，沉思片刻，果斷地說：「得了，我看乾脆把老嫂子送回老家，那兒咱沒有仇家，消停。再說素蘭的肝病沒好，歇長假。醫務室的孫大夫跟我熟，再續幾個月過個話兒就行。讓她跟嫂子一塊回去，也有個伴兒。」

天高皇帝遠，張北倒是個清靜的去處。哥兒幾個都認為這還真是個好主意。然後讓小五到大哥家，小六去二哥家住。四魁看家。

陳叔又說：「今兒個是禮拜四，我們廠歇禮拜二，我請兩天假。四魁這邊準備準備，我和素蘭星期二一大早就過來。」

再說姬嘎子本想了斷當年的一竿之仇，先拿他的老母出口氣。不料又被鐵鍬拍了一回，狼狽逃竄。幾個同夥又是貼膏藥，又是捶打按摩，緩解背痛。嘎子咬了咬牙，「無毒不丈夫，我他媽端了你的老窩兒，讓你丫的牛。」禮拜六一大早，嘎子像《打漁殺家》里的教師爺，帶上幾個隊員，手持棍棒，怒氣沖沖朝袁家走來。

四魁正要出去上班，不料撞上這群惡煞。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回四魁沒有動武，質問他們：「你們還沒完沒了了，欺負了老太太，還想幹什麼？」

嘎子說：「地主婆和你們這群資本家的孝子賢孫沒資格住在這裡，你們得來個屎殼郎搬家，滾蛋！」四魁正要理論，二哥端著早點走了過來。一看這勁頭和市面上劍拔弩張的氣氛，他知道硬扛是扛不住了。他壓下四魁的性子，對嘎子說：「行，姬隊長，我們聽您的命令。但我有兩個要求，第一，給我們三天的時間；第二，我們不能睡在壇根兒，就是豬圈狗窩，好歹您也得找兩間房子。」

二哥平素對人和氣，在大人小孩中口碑甚佳。再說嘎子沒轍的時候，還接濟過他幾次。嘎子也不敢把事做絕，點頭同意。但是這次行動不能白來，他從袁家抄走不少瓷器、字畫以及一些值錢的古玩。四魁眼看著父親幾十年攢下的寶貝被人掠走，氣兒不打一處來。可是在小人得志的年頭兒，他只能心字頭上一把刀，忍。

這兩天他沒上班，先幫母親把日常用品、換洗的衣服裝進手提箱。再把家裡的細軟整理好。等星期二把母親送走，再搬到還不知道什麼樣的地方。

星期一上午，嘎子派人通知，讓四魁一家搬到受祿街路西的大雜院。裡邊住著十多戶人家，七行八作，老幼紛紜。四魁過去看看，還是兩間北屋。街坊說一個無兒無女的回民老太太剛走。空也是空著，你們住進來還能沖沖晦氣。

禮拜二早晨，四魁送母親、陳叔和素蘭去北京站，坐上開往張家口的一列慢車。回來后，他借來兩輛三輪，在車間師傅的幫助下，把貴重和常用的物件裝車運到新居。至於一些大件的傢具只能扔下不管，反正搬過去也沒地兒擱，日晒雨淋，全糟盡了。

過了幾天，嘎子發現袁家如鳥獸散，四魁這小子一個人還佔了兩間北房，心中悶悶不樂。這一竿子仇未報，又挨了一鐵鍬，這事兒不能就這麼完了。過了兩天，等四魁下班，他又去尋釁。四魁正在煮挂面，還沒開鍋。本來心裡就窩火兒，見了嘎子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嘎子嚷著：「讓地主婆出來，每天早晨掃大街。」四魁說：「老太太挨了你一頓打，回老家養傷去了。」嘎子說：「她不回來，我就他媽踹你的鍋，餓你三天。」「孫子！借你倆膽兒，你他媽敢？我壓根兒就不怵你。」

嘎子依仗人多勢眾，上來要揪四魁的脖領子，四魁順勢抓住他的雙臂，猛一轉身，使了個天橋寶三用過的大背跨。這一摔了得，嘎子半個時辰都緩不過氣兒來。又被朋黨拉走。第三回合，他又吃個啞巴虧，真他媽晦氣。

一計不成，二計又生。他忽然想起一個遠房的表舅是皮毛廠造反派的頭頭，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蘆灑了油。乾脆砸了他丫的飯碗。於是他拿著一條大前門香煙去找表舅，控訴四魁反攻倒算的罪行。表舅是個煙鬼，平日里用五號煙葉兒卷大炮。見了大前門甭提多高興了，有求必應。第二天，皮毛廠就召開批判大會，嚴懲對抗文革鎮壓造反派的資本家狗崽子袁四魁。陳叔說過幾次情，都被拒絕。最後給四魁開除公職的處分。

四魁是個烈性人，在屈辱面前從不低頭，在生存的險灘從不畏縮。他把自己的物品放到包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皮毛廠。心裡念叨著：「你們甭想餓死我。我活下來給你們瞧瞧。」三個哥哥聽到后，不約而同過來開導,「有哥哥幫助，餓不著。」 四魁說：「還沒到那個份兒呢。我想好了，先撿破爛，湊出點小本錢再收廢品。」

四魁托朋友借來一輛破舊的平板三輪，拿回家鼓搗鼓搗。點了點油，正了正龍，緊了緊閘。再蹬起來就不費勁兒了，鏈條和齒輪欻欻作響。第二天，他就開始了撿破爛的生涯。有報紙、玻璃瓶、舊電線，每趟都滿載而歸。第二天一早再賣到紅橋路口的廢品收購站。算下來每天也有塊兒八毛的進項。除了柴米油鹽，還有結餘。

三個月後，四魁開始了走街串巷收廢品的生意。一邊騎著三輪兒，一邊吆喝：「有破衣服我買，有碎銅爛鐵我買，有報紙酒瓶我買。」不少人都知道四魁的遭遇，聽到吆喝聲，連忙翻箱倒櫃，看看有啥能賣給他的。四魁心細，遇到破舊瓷器、香爐、臘扦兒、字畫伍的，他都一併收購，然後挑出幾樣收藏起來。他覺得這玩藝兒早晚會有出頭那天。周末他到哥哥家走走，打聽母親的近況。

到了67年的春節，四魁鎖上屋門，回老家去看母親。由於空氣好，日子舒坦，袁嬸的面模兒紅潤精神飽滿，紅八月的恐懼已經沒了。素蘭對老太太照顧得無微不至，老太太也把她當成閨女，娘兒倆還挺合得來。過了初十，四魁給母親撂下10塊錢，回了北京。

剛一走進大院，街坊就連忙給他報喜。四魁操著京劇的聲腔：「本帥喜從何來？」張大爺說：「嘎子被抓起來了。」四魁說：「他不是文革的紅人嗎？怎麼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不認一家人了？」

張大媽說：「這小子道德敗壞，強姦了一個中學生。偏巧她爸爸是區委造反派的頭面人物。沒有三年五載，怕是出不來了。」「這叫惡有惡報，活該！」 

當晚，四魁買了瓶二鍋頭，炒了兩個菜，辣子肉丁、木須肉。在小院里悠哉游哉，月下獨酌。可惜他不知道李白還寫過一首酒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從此，他沒了對頭，可以逍遙自在地活下去了。

69年底，他弟弟、妹妹一起響應政府號召。為了有個照應，兄妹一起到京西房山縣長陽公社插隊。本來應當作宅門千金、闊少的也拿起鋤頭，當了農民。可不管怎麼說，總比北大荒要近那麼一點兒。

四魁照樣兒收購廢品破爛兒，自給自足。1971年9月13 日以後，運動的重點放到批林批孔上，對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管制開始鬆動。四魁想著該把老媽請回來了。於是他跟哥哥們商量，都無異議。在天氣變冷之前，四魁又去了趟張北，跟母親說明來意。又是風沙，又是大雪，袁嬸也覺著膩味了。再說素蘭肝病已好，不能老讓人家泡病號呀。於是三人收拾行囊，擇日回京。

袁嬸踏進大雜院，就覺著彆扭。自家的獨門獨戶不呆，非到這兒來湊熱鬧。那邊房子白扔，這邊還得交房錢。跟誰講理去呀？可回頭一想，比起那些被整死、打死的孤魂野鬼，一家人畢竟平平安安，活著就好。再說，有塊地兒鋪上褥子能伸開腿兒不就結了。

安定下來后，袁嬸當著四魁和素蘭的面兒說：「一個是我兒子，一個是我干閨女，還是世交。你們倆個也老大不小的了，我想讓你們再進一步，結為連理。」素蘭有點不好意思，四魁感謝她燒水做飯，照顧老人。兩人羞怯地對了下眼，點了點頭。準備春節辦喜事。

1972的春節，三位哥哥和嫂子一起為四魁操辦了一個紅紅火火的婚事。小五、小六也回來探親。他們在鮮魚口天合樓訂了四桌酒席，隨份子的有街鄰、同事、朋友及親屬。四魁穿件新買的藍色確良外套，素蘭穿一件花格小棉襖。袁嬸和陳叔坐在主桌，兩位新人為親朋一一敬酒。天地之合，玉美良緣，四魁成家了。

結婚以後，四魁對素蘭說：「我打算先把你這癲癇治好，以後再要孩子。」素蘭說：「為什麼呀？」「你一旦懷孕，挺個大肚子，摔個跟斗怎麼辦？」素蘭點頭說：「也是，我這瘋病一上來，天塌地陷，刻不容緩，還真不安全。就怕你口吐狂言，還能治病？」

四魁說：「我爸爸雖說是皮貨商人，但喜歡中醫，讀過內經素問，對針灸和穴位都有研究。耳濡目染，我也學了一些。」說罷，拿出個帶針眼兒的小人和針包。接著說：「你這病不是遺傳，不必擔心傳給兒子。我認為可以治好。」

自此，四魁先拿自己的穴位試針，再到素蘭身上治療。幾十個療程以後，素蘭發病的頻率變小，病情減緩。一年後，居然把癲癇給治癒了。素蘭愈加佩服自己的丈夫，雖說沒啥學歷，但鑽研的勁頭兒可不亞於醫學院的學生。後來她為四魁生了個又白又胖的大小子，起名小寶。

78年秋天，我騎車回家，到了虎坊橋遇到四魁。我倆邊騎邊聊，四魁對我說：「文革后，皮毛廠給我平反，屬於打擊迫害。同意我回廠工作，我拒絕了。二哥一個學生的父親為我找了個單位，琉璃廠的古月齋。我不但學了裝裱，還在研究古玩鑒賞。我收的那些瓷碗、銅器、錫器也成了把玩的物件。」我說：「你總算熬出頭了，憑你的頭腦和能力，一定會幹得不錯。」

那年，我進了研究生院。三年後又負笈西去，到美國西部求學。畢業後由於某種眾所周知的原因，踏上不歸之路。

2005春天，我到西園子家鄉看望。在四魁針灸診所見到了老同學。除了敷在臉上的一層200μm的歲月風霜，和當年沒啥兩樣。他精神矍鑠，說話帶笑，對生活還是那樣充滿自信。從古月齋退休后，他辦了這個診所。一來服務鄉里，二來掙倆零花錢。

兒子在崇文飯莊做刀工冷盤，兒媳在天壇醫院當護士。老太太86年去世，弟弟妹妹也回城工作，現已下崗。我問：「房子什麼時候拿回來的？」他說：「八年了，別提他了。80年代初，政府有文件，私房退還。但這三戶人家都是領導階級，賴著不走。好不容說服兩戶，補貼每家100塊錢，這才小孩拉屎，挪挪窩兒。我們搬進來后，出來進去的，另一家也不好意思了。沒要錢就自個兒撤了。白住了那麼多年，臨了還得倒貼。您瞧我這不是冤大頭嗎？」

我說：「能拿回來就不錯了。你看油勺衚衕老馮家的宅院，密密麻麻，搭了六七個小棚子。要是再支幾個帳篷，整個兒一座難民營。」四魁說：「可不是嗎。」

2015年我再過來時，診所的牌子摘了。四魁說：「單位不給他們報銷。再說我也該過幾年清閑日子了。」現在，他每天到天壇遛鳥，走八卦，還要斗蛐蛐，養蟈蟈。七十掛零又找回了童真的情趣。要是同學們都健在，說不定會在北門再踢場球。可惜有軌電車沒了，飛車搞機槍的驚險已不能重現。

回首往事，人生在世不就是一隻小船兒嗎？本來想自由自在，揚帆海上，享受快樂。但是往往會身不由己，卷進一片驚濤駭浪。在節骨眼兒上，你必須挺身面對，從困境里穿出。多大的風浪，都有消退的時候。小時候常聽老人說，沒有過不去的坎兒，也沒有轉不了的彎兒。活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