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底層群體瀰漫著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

摘要：在過去的10幾年間，誰是窮人誰是富人已經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發生變化了。一個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變地位越來越難，就是下一代要改變都已經越來越不容易。1980年代，不同的群體對自己的狀況有滿意的方面，也有不滿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種普遍的不平衡感。這是一種較正常和健康的社會心態，也是一個社會的彈性之所在。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工薪階層都普遍瀰漫著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

　　2012年初，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清華大學凱風研究院社會進步研究所發布題為《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轉型陷阱？》的研究報告。報告提出，我們現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簡單的改革停滯或倒退，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進入轉型陷阱。
　　轉型陷阱，即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徵的體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於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並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
　　轉型陷阱的提出，從制度角度為改革困局做出了註解。它與當前社會矛盾激增的狀況有何關聯？未來的改革需要怎樣的頂層設計？報告主筆、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作了解答。

　　漸進式改革的陷阱
　　在體制的意義上，轉型陷阱並非僅僅是體制變革陷於停滯或倒退，而是將一種過渡形態的體制因素定型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制度；在發展的意義上，轉型陷阱導致的並不是簡單地陷入經濟放緩或停滯，而是陷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
　　在現實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種種值得警惕的跡象：儘管經濟在慣性的推動之下仍處於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甚至具有經濟大躍進的表象，但這種發展已越來越畸形化，並開始顯露出明顯的疲態，步履越來越沉重；作為30多年發展動力源泉的體制變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現某種回歸的跡象，一些「過渡性的現象」正在固化；最有利於短期快速發展的資源和優勢已經基本耗盡，而大躍進式發展導致的副作用則在不斷顯現，社會生活中的張力越來越大；社會的活力和生機在不斷喪失，發展與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將維持現狀作為優先選項。
　　對於一個正處於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來說，特別需要警惕的就是這種轉型陷阱。尤其是在一個以漸進式改革實現社會轉型的國家中，陷入轉型陷阱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因為在漸進式改革中，使轉型過程停滯並定型化的機會太多，從容形成既得利益集團的條件更為有利。過去，我們過多地強調了漸進式改革的優勢，現在看，漸進式改革陷入轉型陷阱的危險性更大。
　　改革開放起始的時候，要結束和破除的東西是明確的，這就是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告別人整人的時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目標是四個現代化。但在走到什麼地方去的問題上，是較為模糊的。當時叫「撥亂反正」，就是在基本體制上回到改革前的17年，並對體制的弊端進行一定程度的修復；在經濟上引入一定商品經濟的因素，提供一定的經濟自由；實行四項基本原則，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不變。到了1980年代中期，開放開始推動改革，導致改革思路突破最初的設想。
　　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對美國的訪問。據說，鄧小平回來后在某次高層會議上說：我看見了現代化。隨著國家領導人出訪增多，帶回了關於國外新技術革命的信息，《第三次浪潮》、《大趨勢》等書譯介過來。新的改革思路在孕育。如果說，1980年前後改革思路形成的坐標是「文革」前17年的話，現在的坐標是新技術革命體現的一個新的文明。於是，許多突破性的思路開始被提出。回過頭來看，這個時期中國社會中的氛圍和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也是中國最有自信的時期。那個時候的自信表現為對自身問題的不迴避，以及向別人學習的勁頭上。

　　對於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一般評價是，經濟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實，我覺得這兩個方面的改革，現在看來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說了，結果是權力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迅速膨脹。而經濟體制改革，則與政治體制改革的謹小慎微形成鮮明對照，鼓勵大膽去試，不怕犯錯誤。就鼓勵改革勇氣來說，這似乎無可厚非，但結果卻是造成經濟生活的高度非規範化。其實這個階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過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動，但由於不具備相應條件，只能以打左燈向右轉的方式進行。由此造成的結果，一面是越來越膨脹且不受制約的權力，另一面是非規範的經濟。兩者結合在一起是什麼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權力與市場的結盟
　　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政治行政權力與經濟的分離。1980年代的改革大體體現了這個方向。由此，一個經濟型社會替代了政治型社會，國家對資源和機會的壟斷與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開始出現，相對獨立的社會似乎開始發育。正是這個過程，賦予了中國社會以活力，並使得中國社會一度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不同社會力量出現了較為均衡的發展。但這個過程非常短暫，大約只有10年的時間。1990年代初，這個過程基本結束。隨著中央地方分稅制建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調整，銀行、資本市場領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國家對市場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加強，資源重新走向集聚。進入21世紀，一種建立在權力與市場因素相結合基礎之上的新體制逐步定型。這個新體制的基本特徵是權力和市場結盟，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就此而言，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
　　儘管在現實中，正當利益集團和非正當利益集團的分別是存在的，但在理論上，正當的利益集團與既得利益集團之間並不存在一條清晰的邊界，很難界定哪些利益主體構成的利益集團是正當的，哪些是不正當的。關鍵的問題是，社會中為利益集團設定的制度安排是什麼樣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動平台是什麼樣的。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平台，正當利益主體所形成的利益集團也會蛻變成不正當利益集團；相反，如果有一個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當利益主體構成的利益集團，也只能按照社會設定的規則從事自己的活動。

　　重建社會公平正義
　　從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開始，貧富的問題就開始逐步凸顯。但在那個時候，所謂的貧富處於不斷變化中，誰是窮人誰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時至今日，情形已經完全不同。在過去的10幾年間，貧富的問題已經開始落實到人頭上，誰是窮人誰是富人已經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發生變化了。一個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變地位越來越難，就是下一代要改變都已經越來越不容易。於是，就有了種種「二代」的說法，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體制內二代、體制外二代等等。這個過程就是社會結構定型化的過程。
　　進一步說，社會結構不但在定型化，而且開始再生產，這種定型下來的社會結構我們稱之為斷裂社會。一個逐步定型下來的斷裂社會所形成的社會氛圍或社會心態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於社會中的門檻加高，社會活力大大下降。回首1980年代，那時整個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而現在，社會的氛圍變得日益壓抑和沉悶，這與結構定型，與門檻加高是不無關係的。其二，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仇富」與「嫌貧」的集體意識在蔓延。「仇富」與「嫌貧」的意識不僅僅是源於貧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於貧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在1980年代，不同的群體對自己的狀況都有滿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滿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種普遍的不平衡感。現在看來，這其實是一種比較正常和健康的社會心態，也是一個社會的彈性之所在。而現在，在一部分群體中，尤其是在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底層等群體中，形成的則是一種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
　　烏坎問題實際上就是中國問題的縮影。烏坎實驗的意義就在於，看我們能不能同時實現兩個目標：民眾具有表達自己利益和進行博弈的權利，社會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穩定的能力。而這恰恰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兩個癥結。這個實驗比包產到戶那次更難，因此也就更有意義。如果成功，我們有可能找到新路，如果失敗，將是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打擊。
　　烏坎選舉的意義在哪裡？如果將這次選舉放到整個事件的鏈條中去看，意義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和那些風平浪靜中的選舉相比。這個鏈條是：由於某一事由發生了牽扯到官民關係的劇烈社會矛盾，經過一段雙方的試探和博弈，最終選擇了一種用理性和妥協解決矛盾的方式，用選舉這種民主的方式形成一個制度性的構架，促使矛盾從可能的惡性循環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循環，同時滿足民眾表達爭取利益權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雙重需求。這一過程包含了中國政治的一些基本邏輯，論證了在較為嚴峻情況下用民主的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具有促進中國社會走向民主化和社會長治久安的潛力。
　　「頂層設計」在「十二五」當中被進一步強調，改革陷入困境，不僅是由於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於在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團敗壞了改革的名聲，使得改革在民眾中失去了基礎。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是很困難的。即使是頂層設計的改革，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基礎也很難推進、實施。
　　現在都在說改革和革命賽跑，但不是什麼樣的改革都能和革命賽跑，只有以公平正義為宗旨的改革才能與革命賽跑。因為革命的動力就是實現公平正義。如何以公平正義來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所需要的，並不深奧、複雜，而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勇氣。多少年來，罩在改革頭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義，就是對不公平、不正義的默認，是一種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學，過於講究策略的圓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對實質性問題的勇氣的體制性拘謹。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衝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困境的勇氣。
　　執政大國，智慧、謹慎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國，勇氣和魄力顯然要比智慧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