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破壞墨西哥灣沿岸社區,為海洋生物帶來滅頂之災的環境災難是一次重大的全球悲劇。英國石油公司必須為此承擔大部分責任。以此類推,參與這項以失敗收場
的計劃的美國公司如越洋(Transocean)和哈里伯頓(Halliburton)也應該難逃其咎。不過,它們似乎因為是美國公司而得以安然脫身。
英國石油公司負有重大的企業責任。同樣的,在印度博帕爾(Bhopal)的聯合碳化物工廠造成化學災難(災難初期有3000人遇難,其後數年可能又有1萬5000人喪生);及於1988年導致北海阿爾法鑽井平台事故(事故造成167人死亡)的美國公司也責任重大。在美國,企業罪行並非沒有先例。
在向所謂的外國企業——英國石油公司——發動攻擊前,美國的政治家們或許應稍作停頓、反思一下美國國內政治與石油業之間的緊密關係。這種關係肯定是造成
深海石油鑽井管制鬆弛的重大原因之一。
以上所言並不能開脫英國石油公司在工程方面的失誤,及公司拙劣的公共外交。我也不是要淡化已發
生事態的嚴重程度。不過,它卻能提醒我們,儘管美國在許多方面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社會,但它同樣也能表現出令人驚訝的狹隘與民族主義色彩。美國人對海外所
發生事態的了解有限,對世界其他地方的理解還時常來自簡化的漫畫式描繪。
美國人將英國石油公司視為一家英國企業,也知道英國地處歐洲。他們似乎還認為歐洲已日漸式微,歐元正如其古建築一樣土崩瓦解。歐洲是一處歷史遺跡,雖是殘垣敗瓦,卻仍自我炫耀。
正如英國石油
公司一樣,歐洲也存在著問題。不過,我們不應該允許美國政客,用以往一些歐洲人專門用來譏諷布希政府及其政策的那種看不起人的同樣口吻來貶低我們。
儘管歐元苦難重重,但歐盟依舊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它比美國大,幾乎是中國的兩倍,更是印度的四到五倍。
歐盟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區,
在應對中國在全球市場崛起的表現,也遠強於美國或日本。在1999年後的10年期,中國佔全球出口總額的比重從5.1%上升至12.4%,日本的比重下降
了4個百分點,美國的降幅更是接近7個百分點,從18%減少到11.2%,而歐洲所佔比重則僅僅下降了2.4%,從19%減少至16.6%。
在所有大國中,歐洲擁有最好的環境記錄,為貧困國家提供最多的發展援助,在政治上也穩定。歐洲的問題來自於其自身認為所取得的最重大成就。歐洲人認為他
們享有全球素質最高的生活,兼具自由與社會團結。福利民主制度與多元主義、法制及源遠流長的文明配合無間。
沾沾自喜的情緒使我們拒絕
接受那些維持我們的生活水平和素質所必需作出的改變。我們的理所應得的觀念遠超過了我們的支付能力。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歐洲國家目前面
對龐大的公共赤字。加上不斷下降的生育率及日漸老齡化的人口,我們很可能會發現,歐洲的增長率在接下來的幾年將進一步落後其競爭者。
實行歐元正是為了刺激那些主要集中在歐洲大陸南部,活力和競爭力較弱的歐洲經濟體,希望藉此降低它們的開支、增強它們競爭力。這樣,它們將能與諸如德國這樣更具效率、管理更為審慎的經濟體結合。
但事與願違,西班牙、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等,卻讓歐元的推行所帶來的低利率為其國內景氣提
供動力。它們不但沒有完成結構改革,還讓國內薪金和成本激增,削弱了它們相對於歐洲管理較好的經濟體的競爭力。例如,西班牙和德國在成本效率方面的差距大概超過20%。
這便是歐洲如今面對的危機。我們如何才能推行那些可以將公共支出削減至可以負擔的水平、並提升自己在國際領域競爭力的
改革呢?我們必須將單一市場的範圍擴展至服務和能源領域、改變難以負擔的豐厚養老金、加大研發投入、改革大學、並把更多資金投入諸如環保技術這些能創造就
業的未來產業。
歐洲的例外論——認為我們在創造價值和繁榮上勝人一籌的觀念——與美國的例外論同樣是個問題。滿足於過去的成就,不能讓我們實現未來的繁榮與興旺。現在已經是21世紀,歐洲人必須作出調整,迎接它所帶來的挑戰,並面對來自新興大國的競爭。歐洲的的遺跡雖然宏偉,我們卻不能永遠生活在過去。
作者Chris Patten曾任歐盟外交委員會專員和英國最後一任香港總督,現為牛津大學名譽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