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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歷程

作者：mali50 於 2019-6-8 22:0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2評論

試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歷程馬力

按：這是一篇五年前的舊文。過去了四十年的文革之事不斷被人提起，說明官方的定論不服民心。這一話題不會被忘記，並隨著改革的失敗而走向深入，直到這個民族的最後毀滅。我在漢山貼的「『艾蕭太盛椒蘭少』—兼評去劉留鄧」是對此進一步加以說明。

試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歷程

近來中國官方媒體常常報導有人為中國文革時期的行為道歉的事例。這本來很正常，卻被不少人理解為「文革道歉」。而道歉者實際上沒有說明當時的個人行為與毛澤東針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文革本身有什麼邏輯關係。事實上，文革中發生的許多災難，尤其是在北京的，實際上是文革初期劉少奇等人為了轉移黨內的鬥爭大方向而造成的。

我的研究告訴我發生在大躍進四年後的文革是毛對大躍進問題的認識有了突破性變化的結果。大躍進之前和稍後，毛澤東認為共產黨是鐵板一塊。雖然有路線鬥爭，但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不包括叛黨和另立中央等)。1957年，他還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那時毛澤東依然把黨內矛盾視為人民內部矛盾。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不具有對抗性。並提出了著名的「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作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

大躍進造成的飢荒發生后，毛澤東陷入了沉思。「人民內部矛盾」造成了無辜死亡的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繼續認為是內部問題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來處理就有點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他的歷史地位和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將會在哪裡？四年後毛澤東終於想通了。黨內矛盾不總是人民內部矛盾，而可以具有敵我性質。「團結—批評—團結」不是解決黨內問題的唯一方式。解決敵我矛盾需要新的方式。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標誌著他思想轉變的成熟。這裡已明確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毛澤東在這段時期的沉重和不定的心情充分表現在他的詩詞中。(見馬力「市場經濟原理三、無限市場經濟」多維網) 其中一段引在下面：

「農村無價經濟(即空想共產主義或共產風--加註)的失敗深深影響了農民的後代毛澤東，使他平時樂觀開懷的性格變得凝重深沉，甚至改變了他詩詞創作的風格和文采。從那以後，毛澤東在詩詞中越來越頻繁地表現出一種不明的戰鬥氣氛，似乎總在醞釀著新的鬥爭，如《屈原》(1961秋)、《和郭沫若同志》(1961)、《冬雲》(1962)、《和郭沫若同志》(1963)、《讀史》(1964)、《「洪都》(1965)、《西行》(1965)、《重上井岡山》(1965)、《鳥兒問答》(1965)、《有所思》(1966)、《盛名之下》(1966)等，再不聞「桃花源里可耕田」。特別是毛澤東自1954年10年後的1964年，再次為主張重農抑商、用小諸侯打擊大諸侯的西漢政治家賈誼寫了一首七絕《賈誼》：

「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梁王墮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

在十年前的七律《詠賈誼》中，毛澤東讚賞了賈誼的政治遠見和雄才大略：「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千台」，尤其是賈誼的《治安策》。而今被走資派架空、被報刊射影的毛澤東想起了賈誼被貶長沙路過湘水時所作的《吊屈原賦》，借古喻今表達了對善惡顛倒是非混淆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憤懣；

「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

據百度百科，這段的意思是：鸞鳳躲避流竄啊，貓頭鷹卻在高翔。宦官內臣顯耀啊，讒言阿諛的人得志；賢才被誤啊，方正被顛倒。世人都認為卞隨、伯夷惡濁啊，而盜跖、庄蹻反廉潔。寶劍莫邪粗鈍啊，鉛刀反而鋒利。慨嘆抱負無法施展，屈原你無故遇禍啊！就好比是拋棄了周鼎，把瓦盆當成寶物啊；乘車駕著疲牛和跛驢啊，反讓駿馬去拖鹽車；帽冠在下，鞋履卻高高在上；這種倒行逆施是不會長久的。

有意思的是在哭吊屈文後，緊接的是「梁王墮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賈誼一生有很多事可提，卻偏偏要說他為梁王墮馬而哀傷致死實在不值。這裡完全可能是在借喻劉王下馬不足惜。

經過幾年的思想和情緒的醞釀后，毛澤東終於下定決心，在飽受非議的文化大革命中發動全民民主號召「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敢把皇帝拉下馬」，使劉、鄧、周的地位受到了震度與他們在農村推行「一平二調」的責任相對應的政治衝擊。為了維護共產主義的信念，毛澤東在無奈中以至今仍然令人不解的歷史罪名「叛徒」打倒了現行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而公開反對農村無價市場經濟的朱德從文革一開始就受到了毛澤東的保護。同樣在大躍進後期反對過農村浮誇風的陳雲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也不大，一直保留有中央委員的地位。可以說沒有那些人造成的農村無價市場經濟的失敗和之後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就不會有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排除了反對社會主義的後顧之憂后，人們不再從他的詩詞中讀到之前的憤激之情。」

由於當時的公檢法掌握在劉少奇手裡，中國那時也沒有針對執政者瀆職和濫權的刑法，毛澤東只能踢開公檢法，利用劉少奇在大躍進後為了把責任全部推到毛身上而進行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推行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做文章，發動群眾打倒劉家王朝，要劉對他的罪行付出對應的代價，阻止這種轉變(不是毛允許的矯正)。毛澤東完全可以用走資派的名義定罪劉，但用了歷史罪名「叛徒」。因為走資派仍然可以是人民內部矛盾；給劉戴上這個帽子還等於洗清了劉在大躍進中搞共產風和浮誇風的罪行。而「叛徒」可以涵蓋全部時期，還可以暗示劉少奇背叛了他幾十年的栽培、保護或庇護，尤其是毛為劉犧牲了高崗、彭德懷，和在大躍進中為劉承擔了全部責任。而劉少奇從一開始就感覺到毛澤東的意圖，使出大躍進時的舊招，打著紅旗反紅旗，派出工作組把鬥爭矛頭指向已被打倒的舊階級代表，挑起群眾斗群眾，製造了許多災難。陳小魯等早期紅衛兵組織(當時叫「保皇派」)就是那些名堂的代表之一。而文革小組初期的《二月提綱》可能只是黨內其他人思想沒跟上時的政策。這也使鬥爭走向擴大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