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貿易理論的誤區

西方貿易理論的誤區

一、馬歇爾—勒納條件

在之前的《貨幣戰爭——殖民經濟下的危機特徵》一文中，本人提到以無限市場為前提的西方經濟學不能正確揭示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係。這裡就來進一步闡述這個觀點。

西方經濟學是實用主義的工具學，而不是科學。在違背現實的無限市場前提下，甚至不能構成一個有如有限市場經濟學和耦合市場經濟學那樣統一完備的邏輯體系，而只有無數互不相干甚至相互矛盾的分支和零星孤立的數理證明。在西方經濟學漏洞百出的數理論證中，有關貿易理論的馬歇爾—勒納條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可算是一個傑出的代表作。它是一國貨幣的匯率變化實現對外貿易平衡所需的必要條件。這個條件滿足時，貿易逆差會導致本幣貶值，並改善貿易逆差。這個非充分的條件經常被反過來應用，證明匯率貶值有利於出口貿易，反之則反之。

這一說大家就會想起西方國家經常指責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原因是中國有巨大的外貿順差。所據的理論就是這個馬歇爾—勒納條件。馬歇爾—勒納條件的數學推導可謂是形式邏輯的傑作。在多種假定條件下的邏輯推理幾乎無懈可擊。這種形式上的完美給了應用者很大的信心。眾口鑠金權威定調，不少人因此相信降低匯率有利於出口；中國是為了擴大出口才有意壓制人民幣匯率的。不幸的是從戰後到現在的許多國際貿易數據並不能證明它的準確性。不少作者在統計中國的外貿數據時還發現所謂「出口悖論」的現象，即便在定理成立的條件滿足時，人民幣升值反而增加出口。

二、顯性假定的局限性

那麼西方外貿理論中的馬歇爾—勒納條件到底是什麼？是出口和進口的需求彈性(這裡的彈性一詞可通俗地理解成變化範圍或波動振幅)之和必須大於1。這個假定只是西方匯率和外貿理論的顯性假定。當馬歇爾—勒納假定條件不滿足時，匯率變化對外貿收支的影響則有可能完全相反。

需求彈性(實際上還包括供給彈性，故應是供求彈性)大是什麼意思？就是市場要足夠大。只有基數大才會有大的波動。這和西方經濟學中無限市場的隱形假設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在馬歇爾-勒納定理的推導中也沒有考慮實際市場的規模極其對外貿的影響。所以馬歇爾—勒納條件還同時假定供給彈性趨於無窮大，這樣就把供求彈性簡化成顯在的需求彈性。這個有違現實的無限市場假定難免與事實上的有限市場貿易有出入。即便後來有人以一方的貿易平衡條件來取代，這個新條件同樣不現實。

在貿易市場趨於平衡后，進出口的需求彈性都不會很大。匯率的改變並不能對應地改變市場需要。除了產量較少的高檔商品外，生活必須品的消費量與人口密切相關。在流動人口較大的旅遊地區之外，匯率不能直接和馬上影響人口和購買力。這時貿易順差的存在不能證明匯率被壓低。反過來降低匯率也不一定就能增加出口。這便是西方經濟學中著名的「彈性悲觀論」(Elasticity Pessimists)。許多獨立的統計數據表明即便是在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中，二戰後西方國家的需求彈性基本上都小於1，大致在0到0.5之間。

有人不服提出針鋒相對的彈性樂觀論和新演演算法，但新演演算法仍然不能獲得統一的結果。較大的彈性只有在長周期中才能獲得，而單一有價的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具有周期特徵。這些周期性與資本積累造成的第二剩餘價值和分配不公造成的市場虛假飽和有關。而匯率以及相關的貿易變化與供求彈性的變化一樣，都可以是經濟周期的反映。發達國家經濟周期的不同步，以及新的工業國家的不斷興起造成的市場競爭和價格競爭，都會顯著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其作用遠遠超過匯率的影響。所以一些研究證明一個國家的收入彈性對進出口需求的影響比(匯率變化造成的)價格彈性大得多。這些事實說明以馬歇爾—勒納為條件的貿易與匯率理論在真實市場上的意義不大。

三、隱形假定的作用

除了顯性假定，馬歇爾—勒納條件的推導中還使用了隱形假定。例如在兩國兩商品模式中，兩國都有足夠的同類商品可供選擇；貿易量只受匯率的影響；當匯率變化后，進出口價格沒有對應的調整；兩國的貨幣都可自由兌換；國際貿易是等價公平的等。事實上，國際商品的價格不是取決於匯率，而是取決於市場的供求關係。這在一國的貨幣不能自由兌換另一國的貨幣時尤其明顯。在滿足供求關係的基本要求下，匯率的改變可以通過價格調整而輕易改變。例如一國想通過本幣貶值來擴大出口時，另一國可以壓低出口價格來對應。在這一過程中，貨幣貶值的效應被別國的商品減價所抵消。

所以西方經濟學不得不承認馬歇爾—勒納條件是一個必要而非充分的條件，不斷修補，補丁疊補丁越補越不像。除大馬、中馬、小馬外，還有什麼全球馬、區域馬和國家馬等。不但雜種繁多，還有過去時、現在時和將來時。走馬燈五花八門川流不息，就是沒有多大的實際用處。於是又有更加複雜的新條件，如用比克戴克—羅賓遜—梅茨勒條件來代替馬歇爾—勒納條件。但這些新條件都不能排除原有的隱形假定，因此不可能避免那些非現實的假定帶來的誤差。

圖一引自劉堯成等的文章《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差額的動態影響》，是用中國1994年至2009年16年的原始數據計算的人民幣匯率(取指數對數，橫坐標)與中國的貿易差額(與GDP的比值，縱坐標)之間的相關性(用直線表示)。圖中的直線斜率是正的，說明人民幣升值增大外貿順差。這恰好與馬歇爾—勒納條件所表示的結果相反。當作者濾掉影響貿易的其它因素后才能消除這種「出口悖論」自圓其說，得到符合馬歇爾—勒納條件的負相關圖式。

由於未經加工的數據表現出相反的相關性，那些被過濾的因素對貿易的影響大於匯率變化，並足以掩蓋匯率變化所產生的效應。同時因為加工后的數據離散度依然很大，少數樣本對微弱的相關性可以有較大的影響。另外匯率變化通常是對經濟狀態的調整，因此被過濾的因素與匯率也可能有某種間接的關係。留下的所謂「單純的匯率因素」很難定義並因此失去實際意義，而且在市場經濟中不能單獨存在。這在長期過程中更是如此。所以馬歇爾—勒納條件在這個例子中沒有多大的實際價值。遺憾的是三名作者在結論中沒能指出這些方面。

其實不需要實際數據，從馬歇爾—勒納條件自身的邏輯即可發現它的問題。根據這個條件，在西方經濟學無限市場的前提下，只要有貿易逆差或順差就會引起匯率變化並減小原來的不平衡。其結果就是達到某種「公平」匯率使貿易逆差或順差完全消失。否則就是有操縱匯率的問題。這就是說以商品交換為特徵的市場經濟受制於匯率，而不是供求關係和國民收入等更基本的經濟要素。因此只要改變匯率就可以改變供求關係和勞動報酬，消除市場飽和或虛假飽和的現象，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這有點本末倒置，至少很難說服人。可見數學上的等式不一定給出因果關係和演變方向。

貿易平衡取決於多種因素，而不只是匯率。匯率甚至只是次要的因素。除了市場規模必須足夠大、供求充分和購買力充足外，還需要在貿易國之間存在完全競爭時才有可能達到貿易平衡。一個製造業大國與一個非製造業國家就不存在工業品的完全競爭，只能以資本輸出來代替商品輸出實現平衡，因為非製造業國家的銷售商無法從本國採購到足夠數量的替代品。只不過在西方話語權中，貿易只代表商品交易，而不包括資本交易。另外在商品價格懸殊的國家之間也很難達到貿易平衡。這些影響貿易平衡的因素遠比匯率重要得多。

四、作為工具的理論

既然提高匯率對減少出口的作用不大，那末為什麼美國一再要求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本人在《貨幣戰爭——殖民經濟下的危機特徵》一文中提出投資國可以通過施壓殖民地貨幣升值來增加本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NP，並通過不等價的交易掠奪殖民地的財富。因此在全球化后，幾乎被西方經濟學拋棄的貿易和匯率理論又被重新改造，為達到所需要的結果而不斷改變計算方法和設定的參數，對原始數據加工再加工。雖然如此，得到的統計結果依然自相矛盾莫衷一是。中國學者對中國貿易數據的統計結果也一樣。說到底匯率的適當變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即便有也不一定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很容易被其它更多更重要的因素所反轉或改變。

事實上單純的貿易不平衡對美國的影響不大，因為美國不再是製造業大國，並對中國實行軍火和科技制裁。除了制裁產品外，美國不存在嚴重的產品過剩問題。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美國曆次的經濟危機都與出口產品的過剩無關。2008年美國的危機是本國的房貸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現在美國還想限制中國人投資美國的房地產。2001年的網際網路泡沫破裂造成的危機也不是出口產品的過剩造成的。可見強迫人民幣升值只是對美國剝削殖民地和轉嫁危機有利罷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全球化的資本輸出和產品回購這種新的殖民模式中，由於殖民地貨幣不能自由兌換國際貨幣，而只能通過交易過程轉變成國際貨幣，進出口商品的定價便可以與匯率完全脫節。因此資本輸出國可以肆意壓迫殖民地貨幣不斷增值，迫使出口經濟型的殖民地廉價出口本國的產品獲取被人為貶值的外匯，以至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場上的價格低於國內價格。資本輸出國甚至還因此以反傾銷為借口，隨時對殖民地實行貿易制裁，迫使殖民地出讓更多的利益。這種畸形的匯率破壞了國際貿易中公平等價的規則，從而使馬歇爾—勒納條件和匯率理論完全失效。

這個道理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因為大多數新興國家推行的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嚴重依賴海外市場和資金；同時本國的貨幣都不是國際貨幣，不能在國際市場上自由兌換美元。資本投資國會因此故伎重演，不斷以貿易順差和馬歇爾—勒納條件為依據，強迫新興國家的貨幣升值。受害國還以為本幣強硬是一件好事，在自我陶醉中任人宰割。實際上只有當本國貨幣可以與國際貨幣自由兌換時，匯率才會對國際商品的價格波動有重要的影響，或國家間形式上的公平匯率和貿易才有可能。在貨幣可以自由兌換的條件下，壓迫別國貨幣增值后，別國會用升值的貨幣買到更多己方貨幣。

五、形式邏輯害死人

一個邏輯嚴謹的公理體系並不能就此證明它的科學性，因為公理體系本身不能自證所需前提或假設的正確性。許多唯心主義者在別人的提示下也能承認這一點，但在自己研究和論述時常常「忘記」這個基本的道理。最近否定實踐(或實驗)檢驗的標準就很時髦。

自馬歇爾—勒納條件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問世以來，由於它在邏輯上的嚴密性，近一個世紀里無數學者花費了無數時間和資源企圖論證、修補和完善以它為條件的外貿理論，但最終仍然獲得不確定的結果。這些努力只是白費，因為沒有為創立新科學提供有益的貢獻。這樣的事例在西方經濟學中俯拾皆是，以致西方經濟學至今不能成為一個統一和完整的公理體系，哪怕就宏觀或微觀經濟的一個方面而言。這個教訓值得有心人深思。

西方文明以系統的形式邏輯理論為傲，並因此繼承和發揚了自亞理士多德到中世紀經院哲學形成的形而上學的思維傳統。十七、八世紀歐洲體制外的先行者用生命建立了以實驗和觀察為基礎的實證科學，並顛覆了形而上學的自然哲學開創了現代科學。現代科學的成就促使德國思想家從哲學上反思和總結使實證科學獲得成功的、有別於古典形式邏輯的思辨經驗，從而提出了辯證法或辨證邏輯的基本概念。

辨證邏輯不同於形式邏輯，是有關創立和驗證形式邏輯所需前提的一種思維方式。它是形式邏輯體系成為科學的必要補充。如果說人的邏輯演譯是人類的一種先天功能，那麼辨證思維則需要更多的後天經驗，因為是大腦的邏輯思維與外部世界相連的必經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對外部形象(或信息)進行辨識、與記憶或預測的形象(或信息)進行對照、以及對形式邏輯的推演結果加以驗證。在驗證過程中又要用到前兩個辨識和對照的過程。顯然這個過程是單純的形式邏輯思維不能完成的。

但在古典形式邏輯的影響下，德國哲學家，如康德和黑格爾，總想用形式邏輯的定律來表達或論證他們的辯證法原理，如二律背反和否定之否定等，並藉此賦予辯證法在思辨哲學中的合法地位。因此馬克思稱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唯心主義的。辯證法作為連接人類意識與外部世界的橋樑必須是、也只能是唯物主義的。它的唯物性不在於承認外部世界的獨立存在，更在於強調外部世界是人類經驗的來源；是邏輯推理具備科學價值的試金石。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有必要重新詮譯辯證法和辨證邏輯。在新的詮譯下，經典的辯證法原理中形式邏輯式的規律總結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覺承認與真實世界的切合是一切有價值的科學和思想的起點和歸宿。

這樣我們就有了判斷某種理論真實價值的簡單方法，政治學也好，經濟學也好都一樣。首先不是去驗證形式邏輯的結果，而是檢視形式邏輯使用的前提或假設是否有效。在目前的討論中，不難發現現有的貿易和匯率理論所用的顯性和隱形假定或者不成立，或者對貿易的影響超過匯率。這就足以否定這個理論的有效性，節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這些資源用來開發新的經濟學理論也許更有價值。這不是否定形式邏輯，而是否定唯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因此小標題本該是形而上學害死人。只是為警醒起見用了誇張的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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