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長的鄉願外交
馬力
在安理會3月2日通過制裁朝鮮的決議后,中國外長王毅在北京的兩會期間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在記者招待會上,中國外長重申中國不是美國,不會也不可能成為美國,因此無意取代美國領導世界。中國外長指出美國耽心被中國取代,是美國在對待中國這個新興大國時的一種「美式焦慮」,是美國誤解中國影響中美關係的根源所在。外長的講話贏得了主流媒體一片掌聲,看來這的確代表了中國對美外交戰略的理解水平。
中國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大概是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為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在經濟上,中國拋棄了公有制的計劃經濟,轉向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市場經濟。中國以優惠的條件對西方資金全面開放,使西方國家可以用它們的貨幣投資中國生產美元商品出口國際市場,把石油美元進一步上升為廣義的商品美元,從而擴大了美元市場鞏固了美元的國際地位。
中國外長王毅在北京的兩會期間舉行記者招待會。
在國際關係上,中國心甘情願地背棄了所有不討西方國家喜歡的盟友,對「同志加戰友」不惜兵戈相向積怨至今。在限制和制裁朝鮮和伊朗等國家的問題上,中國甚至不顧已經存在的兩國之間的友好互助條約,積極配合美國通過一系列安理會決議。這些決議最終被美國用來對抗中國。為了表明中國對美國沒有威脅,中國還放棄了許多戰略武器的發展,「韜光養晦」幾十年。在此之間,美國卻一直保持對台軍售,不斷派軍機和軍艦來中國近海偵察。
中國以為付出的代價能換回中美戰略合作關係。如果是在別的問題上,不懷疑中國的期望是有道理的,至少符合投桃報李的古訓和人之常情。但在地緣政治上是另一回事。西方國家不以一時一事為準則,也不以友誼感情為指導,而是堅持理念上的長期利益。這不能簡單地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爾虞我詐見利忘義來解釋。事實上成功的資本主義國家必定重視信用和責任,這裡有著美國以一貫之的立國原則,只是中國外長至今不知,更沒有學會而已。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對中越南海衝突的態度。越南也曾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與美國的衝突更近。改革后的中國為了討好美國發動了侵越戰爭,算是對援越反美的深刻懺悔和主動賠償。這與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在安理會支持美國限制和制裁朝鮮是一個意思:希望美國對毛澤東時代的「反美罪行」一筆勾消,不再記到改革派的頭上。所以改革派怎麼也無法理解美國為什麼不支持不斷輸血美國的中國反而支持對美國乏善可陳的越南。美國的恩將仇報和不知好歹多少有點讓中國惱羞成怒。
於是中國外長在記者招待會上再次點出「美式焦慮」,唾沫橫飛地再三表明中國沒有要取代美國的想法,恨不得聲淚俱下掏心剜肺地跪下向美國指天發誓表忠心,真是可笑之至。從中國外長的講話來看,中國至今沒有明白美國的地緣政治:即美國同樣不願有地區霸權的存在,不會相信一個在美國看來是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的國家的承諾。
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失算深刻說明了中國改革后復辟了小農經濟的外交思想與現代國家的外交思想之間的差距,甚至可以說是格格不入的。西方國家排斥中國小農意識的代表儒家思想,正是這種區別的必然結果。美國在中越之間的立場是中國的儒家倫理不能解釋的。小農意識不僅成為中國今天發展經濟的障礙,也是中國外交戰略的障礙。希望改馬列主義指導思想為儒家信仰的改革派必然遭遇全面的失敗。
中國外長的無知反映了整個改革派的戰略盲點。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問題專家金燦榮在解讀中國外長的講話時認為「美國人現在理解中國還有個特殊難題。它內心裡還是有點種族主義的,還有點瞧不起中國,無法平等對待中國,覺得它自己是上帝的特殊選民,是山巔之城,是全世界的典範。你向它要平等對待,那不是錯誤的問題,那是犯罪的問題」。也正源於這種無知,金燦榮們認為中國只要跟美國搞好「新興大國關係」,美國最後就會說:土豪我們做朋友吧。
事實將證明只要中國繼續追求強國夢,就會成為事實上的地區強權以至霸權,也就會繼續與美國的長期戰略目標相衝突。美國反對任何地區霸權的努力不會改變,因為資本主義強國的生存不可避免地依賴海外經濟殖民地。這就是西方國家始終不渝地致力於顛覆和分化國有經濟和壟斷經濟國家的根本原因。這與宗教信仰或意識形態本身無關,只與由此造成的壟斷經濟有關。只要強大的中國存在,不管它對美國作出怎樣的承諾,美國圍堵和阻擾中國的戰略就不會改變。
中國之所以會對西方國家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因為誤讀了中國改革前後的經濟發展;錯誤地以為中國在西方資本的幫助下獲得了所謂的經濟奇迹,因此中西方之間存在合作雙贏的基礎和意願。事實卻完全相反。根據中國現有的官方數據,改革前中國真實GDP的年增長率是6.7%左右。文革十年是5.5%左右。改革后第一個35年的名義GDP的年增長率接近16%。如果包括住房醫療和教育等主要開支的平均物價上漲30倍(已是大大低估),真實GDP的年增長只有4.5%。
改革后GDP名義增長率的大部分來自之前的原始積累的市場化。這些原始積累包括非市場化資源(零市價)和極低的物價,統稱物價紅利。中國因此可以發行幾百倍的紙幣用於相當於35年GDP的一半的投資,包括對企業和個人的補貼。極低的物價允許幾十、幾百倍的通貨膨脹。因此改革后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是吃過去的老本,但功勞卻記在了改革的頭上。物價紅利耗盡后便不能再靠增發貨幣製造通脹來掩蓋危機,因為引起的惡性通脹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危機。這就是沒有原始積累時,改革後市場經濟的真實面目,也是所謂新常態的真正含義。
市場化改革不僅耽誤了過去,也阻斷了未來。資本主義早期因為有巨大的海外市場可緩解危機,也可通過時間來消除市場過剩。但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海外市場,尤其是工業國的人均市場日益縮小,新興的工業國不斷崛起,使危機的周期拉長,新的經濟熱點不斷轉移。老的工業化國家可以處在長期一蹶不振的深水中。後起國家希望走完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的夢想也難以實現。即便中國工業轉型成功,也是與原有的發達國家瓜分市場,而不是像發達國家以前那樣獨佔市場。
加上工業經濟的大國劣勢,中國完全沒有可能重複發達國家成功的老路。大國劣勢是指人口大國的海外人均市場小於小國。工業市場經濟的發展速度,在其它條件相同時,取決於海外人均市場的大小。由於人口大國的人均市場小,工業經濟的發展與小國相比具有天然的劣勢。許多人只是把中國追趕世界強國的困難理解為地球資源的限制問題。事實上有價市場的限制更迫切。中國的人口超過其它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佔世界的四分之一。世界需要這麼多的工業人口嗎?一個人的工業產品只供幾個人用嗎?算算就知道供應側等的改革能不能解決問題。
而對西方國家來說,中國轉向市場經濟後生產的美元商品擴大了美元市場鞏固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因此在美元石油走衰,石油美元在產油國接受多種貨幣的威脅下,中國出口的、佔世界大部分比例的美元商品拯救了石油美元的衰落,並實際上取代了美元石油的地位,成為支撐美元國際地位的最主要的海外支柱。這個結果反過來阻擋了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由於美國不會支持中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從而使兩國的經濟關係變成一種殖民關係。
再來看國際戰略。改革前由於美國在亞洲熱戰的屢次失敗基本上退出亞洲遠東部分。團結了東南亞國家的中國成為實際上的主導勢力。連日本也得看中國的臉色。所以那時對中國十分謙卑,見了中國人就鞠躬道歉,而且是真心的。南韓的生活水平還不如北韓。那時許多國家,包括菲律賓,都驅逐美軍基地。日本也會如此。美國想重返亞洲,必然首先威脅西太平洋亞洲小國的利益。中國趁機可以團結它們組成屏障。同時用人民幣投資亞洲盟國發展中國獨立自主的經濟。今天中國經濟早超過美國,人民幣也可成為強大的第三世界貨幣。
可是改革派想美金想瘋了,莫名其妙地放棄了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一腳踢開亞洲盟國投靠西方,當了亞洲的吳三桂。致使今天內外交困四面楚歌。朝鮮半島問題本來不是問題。美國雖然一直留在南韓,但不敢動彈。因為中國導彈技術的發展使美軍在半島成為被切斷後援的孤軍。但中國為了討好西方無孔不入地出賣盟國,在安理會通過禁止朝鮮軍備的一系列決議。結果把繩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只好被人牽著走當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斷制裁朝鮮。
南海問題也是一樣。越南和菲律賓等國本來最大的威脅是想重返亞洲的美國,結果中國忙不迭地出賣它們,硬要為美國檔槍開道,結果被美國輕輕一推就推到它們的對立面,成為真正的擋箭牌。美國會利用中越海權之爭分裂中越關係本不是秘密。季辛格對周恩來說過,你們把美國趕出越南,就讓越南與中國爭奪領土吧。改革派天真地以為美國會在爭端中站在中國一方,結果不管中國的貢獻比越南多多少,人家的地緣政治決定了不會支持地方強權。
中國對西方國家地緣政治的無知還會進一步損害中國在南海的利益。在我提出中國應該及時退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后,已有其它人發出同樣的建議。中國卻依然寄希望於西方國家的法治和利益關係置之不理。中國是2006年8月提交排除性聲明的。但公約要求在加入時提出以便證明是公約對該國生效前的領海爭議。而中國是1996年加入的。之後的爭議不在排除性聲明之內。所以中國加入后十年才提出的排除性聲明是否有效,全憑此次仲裁法庭的裁決而定。這對中國是有風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