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壟斷，兩種效果——談柴片中的反壟斷問題

在最近圍繞柴靜女士的紀錄片《穹頂之下》所展開的討論中，反對柴片的意見主要集中在片中提出的以拆分國有能源企業來治理燃煤污染的解決方案。而支持的一方主要是強調污染的危害和治理污染的重要性，而刻意迴避片中提出的私有化能源企業的解決方案。迴避說明支持者並非真正關心如何治理中國的污染，只熱衷於煽動民情，達到某種其它目的。有少數人則以反壟斷的一般口號來支持柴片的拆分方案。這裡，反壟斷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甚至可以把中國改革初期大面積私有化以及之後取得的名義GDP的「高增長」用作支持的理論和實踐依據。

反壟斷本來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阻止產業壟斷、堵塞同行和其它產業發展的一種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手段。其本身不屬於市場經濟的某一部分。這種國家干預的重要性，在香港超級富豪李嘉誠以暴發的房地產堵死其它人發展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一位沒有署名的立法委員曾經寫道：「李老闆當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也是各國產業升級路上的第一台階。 發家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產，操縱香港的土地價格一路飛升。居高不下的地價對工農業發展是致命的，沒有幾個企業的利潤率能夠應付如此高漲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數小而精的高科技工業，大部分工農企業都早就關門大吉了。」雖然文章指出房地產壟斷不是香港工農業萎縮的唯一原因，而另一個原因是自然的產業升級規律。但房地產壟斷對香港經濟的副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即便如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都是走向壟斷的。美國學者認為美國企業經歷過三次兼并高潮，同行企業的兼并、產業鏈企業的兼并和跨產業的企業兼并。去發達國家的超市看看，每種商品都有名牌。名牌產品基本都是雷打不動的百年老店生產的壟斷產品，擁有壟斷價格和壟斷市場。歷次經濟危機打垮的是與之競爭的中小企業。壟斷企業不僅毫髮無損，反而乘機兼并坐大。馬克思太超前，看到生產資料壟斷的優勢，所以提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作為工人階級抄近路走捷徑，戰勝資本家的有力武器。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實際上最後殊途同歸，都是走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壟斷只是在沒有國際競爭時的早期，國家內部各個資本集團利益分沾的暫時現象。有西方經濟學家指出西方國家的反壟斷近來已經很少提起。最主要的原因是海外競爭勢力的迅速崛起威脅到那些跨國壟斷企業，因此需要保護而不再是削弱壟斷企業。像香港房地產那樣在本地市場上的舊式壟斷則另當別論，因為這是政商結合產生的經濟怪胎。

中國的能源企業同樣是國際競爭企業，而不只是活動於國內市場。西方國家一方面保護本國的跨國壟斷企業，一方面則千方百計拆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這同樣是為了市場競爭的需要，只是許多時候是通過政治手段來實現的，例如在中國改革初期通過加入世貿組織的條約來迫使中國私有化。中國的國有企業不僅有利於對抗國際競爭，更重要的是還能保障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這后一種功能是私有制國家的壟斷企業所不具備的。這是因為國有企業爭取的是國家，而不是企業自身的最大利益。這就常常需要統籌兼顧全面發展，照顧其它企業，甚至競爭企業，一帶一幫共同發展。而私有企業是為企業主贏利的，因此不僅不會兼顧全局，而且還會千方百計地打垮競爭對手、爭取一家的壟斷。可見國營壟斷有利於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而私企壟斷會產生上述的李嘉誠現象。所以國有企業的壟斷與私有企業的壟斷是根本不同的。在評價國家壟斷時，不應以一家企業的孤立業績為標準，而是需要考慮它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作用。這是西方經濟學家有意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

國家壟斷的這一優勢可以通過數學來論證。本人在《社會主義經濟問答》中曾揭露在資本主義國家，「第一剩餘價值陷阱」造成產業鏈各個環節的利潤分流，結果使低端製造業失去利潤而破產，從而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最終的利潤危機，迫使製造業遷出發達國家。國有經濟則可避免這種陷阱。這可以用中國前三十年的經濟數據來證實。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從1952年到1979年的28年中，平均GDP的年增長率超過6.5%。由於物價十分穩定，這一增長率接近經濟學上用以準確度量經濟增長速度的真實GDP(Real GDP 或 Constant GDP)。不僅如此，國家還積累了大量沒有轉成市場價值的固定資產和服務行業。這個國家壟斷型的經濟還是可以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在文革后的四年中(1976-1979)，經濟增長的速度甚至超過28年的平均值。改革開放后的名義GDP雖然很高，除去由前面留下的低物價大幅上漲(物價紅利)帶來的通脹和非市場化資源市場化帶來的水分后，真實GDP的年增長率只有4.5%左右，比文革十年還少一個百分點。如果用黃金GDP來計算，改革后的增長率甚至更低。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無數私有企業的破產造成的大量失業浪費了無數勞動力。雖然引進了大量外資產生了不依賴人工勞力的巨大產能，但除了無計劃投資造成的浪費和過剩外，大部分利潤為外資所有。更別說造成的從空氣、河水到消費品的全方位污染及其病患和死亡。

有人說壟斷會扼殺競爭，阻礙新技術和新產品的產生。這在封閉式壟斷中有一定的道理。但在開放的市場上，沒有內部競爭也有外部競爭。在發展中國家經濟騰飛之後，外部競爭的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內部競爭，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發達國家的競爭。即便在西方國家，壟斷的概念也是相對的，不是唯此一家才叫壟斷。在經濟學上有不同程度的壟斷，卡特爾、托拉斯、辛迪加和康採恩等。一些來自德語，因為德國歷史學派是壟斷經濟思想和理論的鼻祖。它們之間也可有競爭。所以不是說一壟斷就沒有競爭了。日本汽車豐田、本田、三菱、馬志達和尼桑等出自不同的壟斷財閥，也都存在競爭關係。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也可以開展競爭。前蘇聯稱之為社會主義競賽。而中國改革前在軍備上以國際競爭為指導，在民用產品上提倡全民技術革新。所以科技發展實際上比外國快，也比后三十年快。

至於壟斷與腐敗的關係也不是絕對的。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很少發生腐敗，因為那時的國企有工人監督制度。企業的群眾監督是直接參與型的，比西方國家的媒體有效。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媒體是與政府爭利的，不是為平民效勞的。許多人不清楚這一點。為企業爭利可以限制一小部分腐敗，如政府本身濫用資金等，但不是大部。因為同中國一樣，多數腐敗是政商勾結方面的，如通過賄賂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投資方向、私下分配指標和政府補助等。資本家媒體不會揭露這類腐敗，除非擺不平或已經被人曝光。改革后國企採用公知主張的私企那樣的管理方式，頭兒說了算才是腐敗加重的原因。國企畢竟不是私企，在私企不算問題的事一到國企八成成了腐敗。改革派抹黑前三十年，從沒有用腐敗說事。他們一面說蘇聯腐敗，一面實行蘇聯那樣的經理包管制，結果造成更大的腐敗。但這些如果處理得當，可以是階段性問題。國企腐敗控制了，整頓政府腐敗就容易得多。一方面利益來源被切斷，一方面心理上的不平衡也可得到再平衡。

話說回來，反壟斷在當下的中國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決非只是西方和民間的資本勢力不懈的宣揚所造成的新的意識形態。崇洋媚外的中國改革派對此同樣功不可沒。如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國企全面私有化還不到28年，中國名義GDP迅速回落已經證明這一市場經濟模式不如最早的28年。但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主流媒體都沒有反思和檢驗私有化改革的意願。線性外推的結果是什麼不難理解。如果說過去沒有科學的經濟學用以考查私有經濟的歷史過程和必然結局，如今新的市場反饋理論已經誕生。它能在數理邏輯的基礎上準確解釋私有經濟的歷史和現狀，也能解釋私有經濟模仿者的共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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