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國殤日」

    今天一早起來，兒子就穿戴整齊，準備參加一年一次的，在紀念公園舉行的「國殤日」紀念活動。這是他連續第八個年頭，以童子軍的身份，參加「國殤日」的步行操及紀念儀式。今天，他還要代表溫哥華的Ventures，在紀念公園敬獻花環。他告訴我，他感到自己今天非常special。我說：「爸爸也為你感到驕傲。」

    不知道當初是如何將每年11月11日這一天確定為「Remembrance Day」，還是純屬巧合，反正在我的記憶里，在溫哥華每年「國殤日」這一天，總是要麼陰天、要麼下雨，幾乎就沒有過晴天。老天爺就好像有意製造這樣一種氣氛，以配合加國人們這一天的紀念活動。

    每次看到走在步行操前列的，那些身穿戎裝，胸前配滿各式勳章、獎章，精神矍鑠的老兵們，你就會知道，誰是這一紀念活動的主角。不僅從人們的言談話語之中，就是從路人的眼神中，也可以讀出，加國民眾以及社會對這些老兵尊敬與愛護。

    寫道這裡，不由得讓我想起來，前不久讀到的兩則故事。一個是《尋找王成》，講的是電影《英雄兒女》中英雄，王成的原形——蔣慶泉的故事。故事大意是：蔣慶泉入朝作戰時，是一名話務兵。那次慘烈的戰鬥，打到最後，守陣地的志願軍士兵，就剩下蔣慶泉一個人。就像電影中演的，蔣慶泉不斷地用步話機，向志願軍炮兵，指示炮擊方位，以阻止不斷包圍上來的美軍及聯合國軍士兵的進攻。敵人的包圍圈越來越小，蔣慶泉不斷地通過步話機喊道：「100米，50米，20米，…」最後喊出了一個偉大戰士的不朽名句——「為了勝利，向我開炮！」。就在他喊出，「向我開炮」之後，敵人擊中他的步話機的同時，他的頭部也受傷，失去了知覺。步話機另一端蔣慶泉的戰友們，通過無線接收機中傳出的，步話機被擊壞后發出的「沙沙沙......」的聲響，斷定他們的戰友，蔣慶泉一定是犧牲了。這也才有了電影中，英雄王成最後手持拉響了的爆破筒，一躍沖入敵群中，與敵人同歸於盡的英雄場景。

    事實上，蔣慶泉當時並沒有『光榮』，當他蘇醒過來睜眼一看，周圍滿是美國大兵，他被俘了。從他本人後來的敘述中知道，他非常懊惱，為什麼自己就被俘了，而沒有『光榮』，在他所接收的教育里，『被俘』是一種奇恥大辱。後來，通過戰後中美交換戰俘，蔣慶泉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回到自己的家鄉，成了數十年間，一名無足輕重、無人知曉的、普普通通的、鋤大地的農民。與此同時，背負在蔣慶泉身上的，不是英雄的稱呼，而是伴隨他幾十年的，一個被當作戰俘的恥辱。每當蔣慶泉和鄉親們一起觀看電影《英雄兒女》的時候，他總是一個人，躲在後面，默默地落淚。

    讀完這個故事，我的心裡像倒了五味瓶，我被蔣慶泉的英雄行為，深深地打動，他在我心目中，毫無疑問稱得上是一個偉大的、英雄戰士！他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英勇地戰鬥到了昏厥前的最後一秒鐘！同時，我更為蔣慶泉回國后所遭受的種種不公，感到心酸，感到憤怒！這樣一位，放在任何國家，都會被毫無疑問地，舉世公認的英雄，當他回到自己祖國懷抱的時候，迎接他的不是英雄般的歡迎，取而代之的是長達數月的『政治審查』！審查的結果是，給以『黨內警告處分』開出軍籍，回鄉務農。事實上，即使在戰俘營里，蔣慶泉也表現了一個英雄戰士的愛國情懷和英雄氣節。美軍知道他是一名話務兵，有一定文化，企圖策反他。他們給了他三個選擇：一是送他去日本進行話務培訓；二是去台灣；三是回大陸。他的回答是，就是死，也要回家！美軍要在他的身上刺上『反共』的字樣，才肯放他回中國。他的回答是，「你們要不先把我的兩個胳膊砍了，否則甭想！」

    如果蔣慶泉這樣一個人不能成為英雄，我不知道在中共的政治理念中，什麼樣的人才能成為英雄。也許在他們看來，蔣慶泉只有殺身成仁，才能稱得上英雄。可是「殺身成仁」曾是 蔣中正，對其屬下要求的，是中共所不齒的。再能想到的就是日軍的『江田島精神』，但那更是非人道的法西斯主義。我不明白，蔣慶泉究竟錯在了哪裡？也許正像他本人說的，錯就錯在『被俘』了。『被俘』了，過去的一切榮譽、戰功都歸於零不說，還要一輩子背負著『俘虜』的恥辱，而這種恥辱不是來自敵人，而是來自己為之流血、犧牲的國家的統治集團和它的意識形態。

    另一個是『鳳凰衛視』陳曉楠講述的一群《老兵的故事》，我也曾被這群老兵的故事深深地感染。每當這些年近八九旬的老人們，穿上軍服，聚在一起，全然不再是一些彎腰駝背的老農民，而更像是一群精神抖擻的老兵，就彷彿又回到了當年。人們很容易理解，那一段戰爭歲月已經完全溶進了他們的血液里，成了他們生命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看完那個節目，我就在想，如果中國也有類似加國『國殤日』這種紀念活動，這些人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活動的主角，因為那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應該，也無權剝奪他們的生活、生命中的那一部分。但現實中我們所見到的，卻完全不是我們所期盼的。慶祝抗美援朝勝利60周年，我們所見到的，除了中共高官們與北韓政客們你來我往的齷齪政治交易外，就是新聞里那幾張早已令人生厭的臉孔，出席 『勝利60周年』的這個慶典，那個慶祝。而那些真正應該成為這些活動主角的人們，也許正在那個世界的某個角落裡，鋤鎊著大地，暮年的他們仍然在為自己的生計辛勞著。這些原本該屬於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權益，在一片「和諧」聲中，被無情地剝奪了。記得，《老兵故事》中的那位老兵的組織者曾說過，很想籌集一些錢，送這些老兵們去一趟朝鮮，回到他們曾流血、犧牲的地方看一看。我衷心地祝福他們能在他們已經不太多的餘生里，完成他們這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生夙願！

    兒子回到家，問我在寫什麼？我說在寫伯克。「能不能讀給我聽聽？」兒子問。「我給你講一段這裡面的故事吧」，我回答。於是，我就把蔣慶泉的故事，給兒子講了一遍。聽完我講的故事，兒子說：「我也給你講一個」。

   「1942年8月加軍對佔領法國北部沿岸城市，迪耶普（Dieppe）的德軍展開了登陸戰，歷史上稱為，迪耶普戰役(The Battle of Dieppe）。那是一次非常慘烈的戰鬥，在那次戰鬥里，加軍約有一千人陣亡，兩千人被俘。John Weir Foote 是一位加軍上尉醫官。在長達8小時的戰鬥里，由於他的出色表現，使得許多傷員得到及時救治，他的精神也感染著周圍的人。在最後撤退的時候，Foote 毅然決然地放棄了撤離的機會，走向了德軍陣地，目的是讓德軍俘獲，以便用他一名醫生的知識和雙手，救治那些被德軍俘獲的加軍士兵。經過長達近3年的囚徒生活后，1945年5月Foote 重獲自由。1946年2月，Joho Weir Foote 榮獲了英聯邦（British Common Wealth）最高榮譽勳章，維多利亞十字勳章（Victoria Cross）。…… 」

   「中國和加拿大真的有很多不同，」兒子接著說，「The Chinese soldier has more balls than John Foote, think about it, he called Chinese cannons to bomb himself, how many soldiers can do that？He is a real hero.  He should at least receive a very high honour in China.」兒子對比了兩個英雄后，給出了自己的結論。

   「是啊，兩個國家的確有許多不同。從這兩個故事反映出來的最大不同就是一個充滿了人性，另一個欠缺人性。」我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