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一種制度

民主是一種制度

民主，以保障人權為目的，以人人平等為基石，還要以法治為制度根本，從而許可權政府，在必要的社會規約下實現社會最大自由與公正。因此，民主又是一種制度，實現社會無君，由人治而法治，才能達到有真正「公民尊嚴」的「社會和諧」與「長治久安」。

說到「法」，老子《道德經》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在這裡是服從和遵循的意思。素有中國第一部詞典之稱的劉熙作《釋名》里則說：「法，逼也。莫不從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可見，「法」的概念從產生初始，就具有一種「強制執行」、「逼其就範」和「有所限制」的意思。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顯然，中國古代帝王就已經懂得以制定法律作為約束百姓行為的統治手段了。依據人性趨利避害的特點，王法的作用，就是明示國之君主的絕對統治地位和具體的統治規章。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反王法之人，也可以獎賞順服王法之士，即通過賞罰來控制和役使百姓。

古之先賢，對於制化社會有許多迥然不同的思想。道家講求使人無欲以期無為而治；儒家崇尚禮制與德化兼治天下，做足了「趨利」的文章；而法家則堅持明令法典、以法治國，盡顯「避害」的威嚴。在春秋戰國的紛亂世界中，法家脫穎而出，使遠非絕對強勢的西秦國富兵強，最終力克中原諸雄，完成了統一大業。集法家理論之大成者韓非子對「以法治國」有一段極其精彩的描述，大意是：「聖人治國，不是要使人人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惡，國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國，應著眼於大多數臣民，而少數人則無關宏旨。所以治國須著力於執法，非立德。也就是說，君王只需掌握法律和威勢，不需要具備特殊的才能和品德，以法治民，而非以德感化民眾，因為那是徒勞的。」

依法治國，就要有法可依，但法從何來？在封建君主社會裡，維護君權是立法的唯一目的，法律的制定，自然也是圍繞這一中心目標展開的，以期達到「令行禁止」的制化效果。民眾的要求自然不在考量之列，法律為維護君王統治所立，這種集權社會雖有法制，卻依然是人治。在民主社會裡，主權在民，法律是由全體社會成員以民主方式共同議定的，並對所有社會成員具有絕對的約束力，從而實現真正的法治。

「全民共同參與立法，不太現實吧？」智者如是說。怎麼辦？這就需要有對民意的徵集、匯總和書寫，還需要將成文法案昭示民眾並收取反饋意見，最終還要以民眾投票確定立法。凡事都要有人張羅不是，於是乎熱心者自告奮勇，其中德才兼備者獲民眾認可，公推出來具體經辦這些事情。這個人就是代民議事的代表，這個過程就是推選議員來議立法律的過程。同樣的，作為政府職能的司法、行政、監督等等都應該通過民主選舉過程來確定。

代民從政者要有民主授權。林肯有句名言「政府來自於人民，置身於人民，再服務於人民」。毛澤東也說過類似的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可惜到了動真格的時候，就把「民主」一「集中」只相信自己的「先鋒隊」員去了。政府的決策職能只能也必須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任何間接選舉和「集中」的結果都已失去代表的真實意義。為了確保民意代言的現實有效性，民主授權還應是有時效限制的，即民議代表要有任期，更要有健全有效的罷免制度和程序。

代民從政者要有公心、敬業精神和稱職的專業素養。人人都有自己的政治觀點，代民從政者自然也不例外，甚至會更具體和鮮明。但是相對於民意，代民從政者的個人觀點是次要的。所以，為確保代民從政者能夠如實地反映民意，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公開競選的制度。通過競選活動，代民從政者充分抒發自己的真實見解，展現建樹與綜合能力，以求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如果當選，就說明代民從政者自己的主張是符合多數民意的，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其品德與能力也只有通過公開競選的過程得到全面的驗證，達到優勝劣汰的選舉效果。

代民從政者還要有區域範圍。尤其是對於地域遼闊的中華大地來說，地區間的自然條件、文化背景、歷史沿革、經濟狀況等諸多方面都不盡相同，代民從政者的區域代表性也因此是十分重要的。適當細分的選區劃分也使民主選舉的具體實施變得易操作和高效率。

俗話說「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沒有公開競選和公平的直接選舉制度，就不可能有貨真價實的民意代表產生，國家的立法就缺乏民主代表性。如果再強制性貫徹一種主義或樹立官方政治立場，立法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和謊話。擁有如此「民主」制度的國家，也不可能是真實的民主國家。

公權力是國之利器，不能隨意賦予，也不可過於集中。因此，通過競選與選舉，解決了授權問題，還要防範竊奪和濫用公權力，除了要有監督與罷免機制之外，更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制度性的權力制衡，這些都是要通過制定憲法來確立的。憲法，除了要確立社會共同約定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明確對公權力的限制，也就是對政府和官員的限制。

由此可見，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其實就是在民主前提下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