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百年絕唱

2011-10-02  《香港雜評》

         安裕：百年絕唱

辛亥百年距離我們只有幾天了，海峽兩岸這些日子仍是靜悄悄，大陸也許為經濟是否硬著陸而憂心忡忡，對這種門面統戰也許要待到最後幾天才大張旗鼓的喧鬧一下；台灣那邊因為藍營忽然冒起宋楚瑜說也要參選而亂了一陣子，馬英九這刻或者連氣都喘不過來。我也是那天讀報，發現有一部電影叫《辛亥革命》，才想到這天快要來到。是我們忘記了一百年前的歷史嗎？縱然特區有人說過考慮把大學的歷史系併進文學院，但我們至低限度絕不應該把這個日子忘掉吧。沒有一百年前的十月十日，今天我們腦袋瓜後面仍拖著一根長瓣。歷史對廣義上的中國人來說不免殘酷了一些。

四千年的文明其中一個作用是用來嚇唬洋人，到今天我仍然記得美國學生用羅馬拼音學漢語的痛苦，不必說平上去入四聲，光是尾調的高低就構成截然不同的意義，比起法文裏的陰性陽性德文的名詞大楷日語的五段動詞都來得深奧。漢語變得希伯萊語那樣可望而不可即，於是到今天仍然流傳耶魯和哈佛一些漢學家是靠華人同事把四書五經翻成英文他們才能研究。當然也有漢語說得頂瓜瓜的學者， 最近再出一部新書的傅高義（Erza Vogel）的普通話和日語都很地道，這位當年與費正清及賴世和在哈佛東亞系雄霸一方的老教授今年八十一了。

當我們恥笑洋人的舌頭太笨沒法讀出漢語兒化音調，或者認定彭定康刻意把北京讀作Peking而不是Beijing是耍政治手段玩嘢，中國文化和歷史在我們手上成為了鎮蠻夷興家邦的大棒子；當原名福田定一的日本作家把筆名改作司馬遼太郎是對司馬遷的遙遠致敬，我們更覺得這是文化瑰寶。可是，一旦我們無法不面對歷史的時候，卻選擇了逃避或像聖誕樹加上這些那些裝飾，企圖賦予歷史於己合用的意義。這便是近代中國史學所面臨的政治氛圍。

不敢面對真正歷史

眾所周知，歷史是一門極其講究比對的刨根究柢學問，是死功夫，盛名如錢鍾書也是文學家多於歷史學者，一九七九年他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美國，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茶話會露了一手，從對明代小說《平妖傳》的評價到《朱子全集》其實沒有坊間流傳的某詩，錢先生都可以一口判定，但他始終沒有觸及歷史。這不是錢先生的聰明剔透，而是源於他的親身經歷。中國，包括中共，對歷史始終不如太史公般敢於直面，死去了的人死去了的事不能為自己解說，歷史學棍以及政棍的空間於是便大了，屈原到底是儒家抑或法家，以至《水滸傳》這樣的章回小說都有人刻意盛載政治內涵，這種挪歷史為己用的做法，在國共鬥爭及其後的中共得天下都成了為政治化妝伎倆。

辛亥革命百年是一百年前的武昌起義，孫中山先生當時不在中國大陸，在美國丹佛巿，他是讀報才得知起義成功。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然而無損孫中山在推翻滿清帝制的巨大作用。但是自此之後的孫中山遭國共兩派來回使用，變成了兩黨證明擁有孫中山正朔的印記。只不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中共的唯物史觀和剛得天下的盛氣，沒有寫出中共史觀下的中華民國史，而把空間都留給對岸的國民黨御用學者。到文革結束，中共統一戰線重上日程，利之所在，一部奇特的一九四九年後的辛亥革命歷史，開始在刻意的說法下成為所謂史學的主線。

孫中山及辛亥暫難取代

辛亥革命至今勉強還能保住其本來意義的原因，是海峽兩岸暫無法找到替代品，事實上，辛亥和孫中山的歷史地位高得在這一刻仍無法取代。中共立國後手上有孫夫人宋慶齡，毛澤東為了讓孫夫人參加開國大典，出動周恩來妻子鄧穎超到上海游說；抵京之日，毛澤東周恩來親到車站迎接。中共文人說這是毛周尊重歷史，但其後幾十年的發展，宋慶齡去世後中共透露宋慶齡彌留之際加入中共成為黨員，更透露宋慶齡早欲加入中共，是「中央領導同志勸說下，她在黨外比黨內發揮更大作用」，一直婉拒。能稱得上「中央領導同志」只有毛周，說明了孫中山及夫人的價值在於統戰而不是歷史。台灣那邊，雖然抓不住宋慶齡，但也有孫中山兒子孫科在手而大舞特舞。這種把孫中山政治理念及後人成為一國或一黨法統的做法，成為過去六十年來的貫穿兩岸的史學傳奇。

革命成功後的歷史解釋寸土必爭，中共稱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則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這裡頭有明顯的分野和差別。說到底，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四個字有著切肉不離皮的緊密關係，中共建政後，其史書說是中共推翻「中國剝削制度裏的最後一個朝代」，易言之，中華民國在中共筆下成滿清之後的一個王朝。從社會發展來說，滿清覆亡後中國瞬即陷入軍閥割據及日本侵華的紛亂，民族資本主義在這一時間抬頭，中國是前腳踏入工業社會而後腳留在農業社會，殘留的帝制沒有完全清滅，袁世凱復辟張勳意欲重返帝制都是這段時候的歷史。

中共卻把這一段歷史算在呱呱墮地的中華民國帳上。這種不算公平的歷史謀略以偏概全，事實上，西方研究中華民國史或孫中山的學者，俱認同辛亥之後的一段日子吃力艱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Martin Wilbur）一九七六年成書的《孫逸仙：壯志未酬的愛國者》（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 ， 或是席扶林（HaroldSchiffrin）的《勉為其難的革命者》（A ReluctantRevolutionary)，形容孫中山奔走尋求國際承認中華民國，但美國等西方列強卻都駐足而觀不施援手，這種政治勢利令新生的中華民國難以迅速走上健康新路。萬萬想不到的是，這段吃力且難苦的日子，在中共史家筆下成為了「剝削制度裏的最後一個王朝」。

中華民國轉化為「剝削制度」

這種因著一己政治考慮而扭曲的史觀，不僅在如何看待新生的中華民國時滲透出來，到了孫中山在廣州改組國民黨，成立革命政府，推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以及接著而來的北伐，國共兩俱有不同說法。中共說是孫中山在這連串巨大變化當中是得到中國共產黨協助，親國民黨學者則力證中共誇大其詞，認為中共欲藉此來全盤剽竊革亥革命勝利果實。這些互相指罵，成為海峽兩岸的歷史研究無法跳出黨同伐異的悲哀佐證。今天人們所能讀到的方塊字版本的辛亥革命以及其後的政治發展，都有著深深的黨派足印，最終不得不禮失求諸野的找上了外國學者。

斷章取義是兩岸無法跳出的框框，中華民國在中共之下變成斷代史，在國民黨筆下是用以承襲權力的法統，至於辛亥革命到底帶來除了推翻滿清之外的什麼，很遺憾，過去六十年來始終無法得到澄明說法。人們看到的是爭吵，中共認為只有她才是延續辛亥革命的傳統，宣稱孫中山生先終其一生未能獲致的民主革命在他們手上實現，並進一步提升到「中華民族的復興」這一層次。這種把現實經濟成果和接過孫中山革命法統的欺騙性頗強說法，成為今天中共紀念辛亥革命的主要理由。簡單來說，中共視自己為孫中山的革命繼承人，是在延續孫中山的強國夢；內戰落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以及其餘部，則自稱把三民主義傳承到今天。這種黑色幽默能夠年復一年上演的原因，是中國史學界的無能，無法做到太史公的揮筆直書，史學在這裡只是黨國之爭的工具。那些孫先生的所謂「繼承人」到今天都還未能真正把權力歸還人民，至於所謂「三民主義信徒」的那方五十步笑百步，蔣家父子靠這法寶獨裁四十年，沒有偽史家的塗脂抹粉，這些所謂歷史能留到今天？對中國的史學，魯迅似有先見之明，一九二六年，他在廈門大學講述《漢文學史綱要》時稱譽《史記》是「史家之絕唱， 無韻之離騷」，絕唱者，後無來者也。

為什麼後無來者，這就必須談到良知了。國共相爭誘發了知識分子的良知賤賣，不欲賤賣者，為了保命只得噤若寒蟬，更甚者則是成為政治人物的打手。如斯人格淪喪，寫出來的所謂歷史是什麼，不言而喻。錢鍾書一九七九年訪美，其中一個行程是訪問耶魯大學，晚間在一位教授家中聚餐，當大家講到吳晗被清算時的慘況，錢鍾書說吳在五十年代末反右時對其他知識分子也從不留情面，無情得很。錢鍾書一面講話時，一面看著同行的人類社會學家費孝通，費一臉苦笑，表示同意錢的講話。

有的被政治豢養的知識分子失卻廉恥，也有的只能在大棒子下忍氣吞聲。幸運的如錢鍾書，他放下了作家之筆，得以倖存，同一時間萬馬齊瘖，大量優秀的知識分子成為絕響，沈從文變了古代服飾專家，曹禺後來只得一部《王昭君》。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黨的玩物，能夠挺下來的默不作聲。這些為尊者諱的封建思想，本來都是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準備打倒的渣滓，可卻因為獨裁未去而留了下來，延至今天在不同時空下對辛亥革命上下其手並以愛國主義包裝推出。百年於茲，我們除了剪去瓣子放了小腳，還有什麼不同？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