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代中國人 （2）

深圳之後的幾年間，我才前所未有地開始想讀書，我想知道天文地理、我想共語前賢先聖，我想學習經濟文化、我想了解美國日本，我關心時事政治，我參加社會討論。如那時千百萬「八十年代的新一輩」年輕人一樣，我想知道為什麼現代科技沒有在中國起源，為什麼我們落後，我們有沒有機會。幾乎對所有那個年代的中國人來說，中國的強大復興是我們理所當然的唯一的人生目標。

在當時出國成風的時候，我逆反地認為毛澤東沒有出國才是他偉大的原因，阿富汗最終掌權的人不是蘇美支持的而是在本土打游擊的。我喜歡的一句話是：一隻豬出國回來還是一隻豬。我嘲笑那些考托福的人象搶冬儲白菜一樣瞎跟風。我堅信自己要努力工作，從最底層做起，中國需要了解自己的人走出自己的路，天降大任的時候一定會到來。我的這種自我激勵方式與當時社會主流提倡的集體主義並不符合，但我自以為是地認為我的自我奮鬥與國家的目標是一致的，這才是個人目標與集體目標的最大融合。

我興緻勃勃地做著我80年代的新一輩，走在自我事業的路上，還參加著當時流行的全民經商倒買倒賣，每天騎著破自行車在路上時都是我最高興的時候，看著周邊的景色，我熱愛這片土地，我對它充滿信心，我為自己與眾不同的選擇感到驕傲。除了偶爾對面走過來的洋人讓我猜不透他們的年齡思想財富而覺得有點彆扭外，我總體說來自我感覺良好。然而，六四的到來改變了一切。

校園中的我經歷了八九的全過程，從北大三角地的第一張大字報開始，到最後的與黨保持一致的登記表態。我在天安門廣場與人討論過什麼叫民主，我看到過長安街上的血泊，我的雙腿曾在槍口前發抖，我的臉頰還記得刺刀掠過的寒風。對於八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最終歷史也將有歷史的評價，我不在此謬論。八九對我的影響最大的並不僅僅是那前因後果、那槍聲和其中的鬥爭。在北京長大的我，對政治的理解顯然要比我那些外地的同學們更深些，研究生的年紀也比那些事件主力的大學生更成熟。在事件的全過程中，我更多地嘗試以冷靜的目光去審視，對人道的麻木更讓我對那些生命的凋謝沒有太大的以為然，而真正使那時的我震撼的場面發生在事件后表態登記的過程中。在表態登記的過程中，我目睹了讓自己無法相信的人的臉面變化，那些在幾天前還慷慨激昂的同學們，一夜間就變成了黨的忠實信徒。那些曾對共產黨咬牙切齒者，轉眼間侃侃而談他們的思想認識，其高度其深度讓我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其誠懇讓我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感到可笑，我感到憤怒，我象面對皇帝新衣般地懷疑自己所有的理智、信仰和道德。但當我發言時，我感到喉頭髮干、聲音顫抖。我感到恐懼，一種巨大的恐懼深深地扼住了我的喉嚨，我用自己都無法識別的聲音機械地說著不知源於何處的內容，但一定同樣忠誠同樣深刻。我希望自己做得輕鬆，做得自然，但看著周圍人的表情，我看出這是一個與輕鬆自然無關的場面，他們的嚴肅是針對我的還是源於他們自己的恐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和我的同學們在恐懼中別無選擇地要演過這一幕，我相信他們一定和我一樣記得那一幕，那一幕一定同樣改變了他們的人生，無論是向那個方向。

在此後的年代中，我從各種歷史記載中越來越多地讀到了我的那種感覺。那同樣的感覺曾發生在延安整風，發生在廬山會議，發生在文革我父母身上，並且還發生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它的名字叫紅色恐怖。如同每一時代都有為真理付出生命的人一樣，我的同學中也有個別的不願象我們這樣妥協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對他們和他們的精神的敬仰，隨著我自己年齡閱歷的增長，在越來越增加，因為我越來越懂得他們的舉動不僅僅是年輕衝動，而是對真理的真正的信仰，更需要無與倫比的勇氣，而這信仰和勇氣我都可悲地缺乏。

當時所讀的一哲學書中，有一中國哲學界前輩問他的正研究西方哲學的弟子，西方哲學的根本是什麼？弟子答不上來。師曰：人。我只是因為覺得有趣而記下了這段教誨，而其真正的含義我要在很多年後才能領會。
89結束時的恐怖給我的最終感覺是：絕望。在絕望中，我終於選擇了出國。

我的中國夢無法在北京找到答案，於是我選擇了出國。年輕、幼稚、單純的絕望中，為了給我人生信心的祖國，我希望能在另一個社會中找到我們未來的答案。通過了解世界的另一邊，我希望找到中國人生存的理由。八九的經歷使我對非民主制度有了最初步的切身的體會，但遠遠不是深刻和理性的。在後來的民主社會中的經歷才使我有機會比較這兩類制度的不同，才真正體會到為什麼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更優越的制度。（未完待續）